上海人是从哪里来的？（全文）

偶尔与同事闲聊。几位外地来上海的同事谈起了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现象，例如，有些上海人把所有外地人，不管是从外地城市来的还是从外地农村来的，一概称之为“乡下人”。看这几位事同事言谈之间愤愤不已，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今天的这些上海人，他们的祖上不也是外地人？”。

我说此话自然是有些依据的，因为据有关资料，在1843年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前，只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属县，人口不过27万；而到了2000年末，上海全市总人口（户籍人口）已达1673.77万人。可见，如今的绝大多数上海人实际上都是在这160年左右的时间里陆陆续续从外地迁进来的，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不过，经历了几代人融合，聚集在上海地区的这些人已经共同形成了特有的“上海文化”，说着共同的“上海话”，有着某些共同的思想、行为特征，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省市人们的“上海人”。

其实，上面提到的2000年末1673.77万人，并不是全部“上海人”的概念。因为还有无数离开上海跑到全国各地去的“上海人”，以及走出国门跑到世界各地去的“上海人”。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外地人迁入上海，只要经过一代，最多两代，就融合到上海人中，自称“阿拉上海人”了；但如果上海人迁居外地，却很少能够忘记自己是上海人的。这些年我跑过十几个省市，惊异地发现，几乎在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都能遇见上海人，即使在大西北、大西南的穷乡僻壤里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在外地的上海人，不管离开上海已经多少年了，甚至有的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还保留着“上海文化”的烙印，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都能说上海话，始终不能忘记“阿拉上海人”。

我忽然起了这样一个念头，想研究一下：这么多“上海人”，当初都来自何方？当然，要让我一头扎到故纸堆里去做大量考证，我是既没有这份时间也没有这份耐心。我能够做的也只是：书架上翻翻看，网上查查看，再根据平时积累的东拉西扯的一点知识，辅以自己的主观推断，为上海人的来历画一个大致的轮廓，其中臆测的成分不少，挂一漏万更是在所难免，如果遇上这方面的专家，请不要因我的浅薄而见笑。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于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即所谓的“五口通商”。随后签订的作为《南京条约》附约的中英《虎门条约》,又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这就成了后来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租界”的依据。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趁火打劫，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甚至扩大了英国人得到的在中国的特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于1843年11月正式开埠。

一、开埠以后最早移入上海的中国其他地区人口

上海是在“五口通商”后首次成为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的。清康熙时开海禁，中国对外的四个通商口岸是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乾隆二十二年又搞闭关锁国，关掉三个口岸，只留下了广州一个。

但是，上海开埠以后的短短十几年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了老商埠广州。至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出口贸易额即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仅从上海运往美国一地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在进口方面，到50年代末，上海的进口商船已是广州的三倍半。作为一个新商埠，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首先就少不了两种人，一是商人；二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我们分别来谈一下这两种人：

1．商人

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除鸦片以外的正当对外贸易中，我国始终保持出超的地位。当时我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茶叶和生丝，其次也有棉花、豆类、糖类等。而紧靠上海两侧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我国茶、丝和其他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区之一。所以，上海开埠，中国方面得益最大的就是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的商人。可以想见，当时蜂涌到上海，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人中，大部分应是从浙江和江苏南部来的。

其次是徽商。徽商在历史上是以善做生意出名的，而安徽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上海开埠以前，徽茶出口只能通过广州这个口岸，安徽到广州的路途相当遥远，而当时又没有火车和汽车，商品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加之天下不太平，一路上盗贼如毛，其风险和费用可想而知；上海一开埠，徽茶出口可以少走一半多路，徽商们何乐而不为？自然纷纷转到上海来。

还有就是晋商。山西票号在当时是全国有名的。上海开埠后不久就百商云集，贸易额迅猛增长，自然引起晋商的关注。于是，在1861年前后，山西票号也进入上海，并很快站住脚跟。至清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的分号已达24家。在山西票号进入上海以前，江、浙籍商人已经在上海开了许多钱庄，其中，仅浙江人开的就有60多家。但是票号与钱庄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山西票号资金实力雄厚，金融业务能力强，而江、浙钱庄则熟悉本地风俗人情，与占上海商人中大部分比重的江、浙籍商人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票号与钱庄划分各自的业务范围，本地业务以钱庄为主，与各省之间的往来业务以票号为主，彼此相安，互不侵犯，甚至在一些方面还相互协作，求得了共同发展。

各地来上海的商人，生意做大了、做久了，自然要在上海开设办事处、分号、货栈等，还要在上海建立居室之类，他们带来的大批管事、伙计，按照那个时期的中国人雇人习惯，也自然是以他们的同乡人为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以后会长期在上海定居下来。

在早期的上海商界，还有一种特殊人物，叫“买办”。由于不少买办是当“通事”出身的，所以，后人常常把“买办”与“通事”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码子事。所谓买办，就是帮外国人收购和推销商品的人。从“买办”这个词的字面来看，早期买办的业务可能以“买”为主，即帮外国人收购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如茶叶、生丝等；后来，洋货逐渐在中国打开市埸，也有许多买办靠给外国人推销洋货发财。那时候，中国人中会说外国话的极少，再加上中国商人历来不喜欢跟外国鬼子直接打交道，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全凭这些“买办”居间中介；这些买办也就趁机从中牟利，大发其财，这些人的权势和财富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早期的大买办都是从广州来的，如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后来也出现了许多江、浙籍的大买办，如浙江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浙江钱塘籍的吴煦等。

2．脚夫和水手

上海作为一个新商埠，发展势头又如此迅猛，自然需要招徕大量码头工人，那末，这些码头工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知道，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而小刀会起义军主要参加者正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当时参加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有7个帮派，其中3个属于广州人的帮派，小刀会起义的领导人刘丽川就是广州帮的首领，其本人是广州香山县人；小刀会起义军中另一个势力强大的帮派是福建帮，其为首者叫陈阿林。在起义期间，义军中的广州帮和福建帮常常为争权夺利发生争斗，曾一度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这就说明，当时上海码头工人中有许多人是从广州和福建来的，据有关资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有广东人5万，福建人3万。

小刀会起义军中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人，如著名义军将领潘起亮就是江苏南京人，他手下也有一个帮派，叫百龙党，百龙党成员自然以江苏人为主了；义军中还有一位女英雄周秀英，则是上海附近的青浦县（当时属江苏省）人。

在以后的年代里，上海成为青帮的重要据点。在清代前期，青帮主要是为官府承办漕运的，其成员大都为水上运输船的水手，分布在大运河及相关水系，自北直（今密云）、山东，至江苏、浙江等地。青帮内分两帮，一是主帮，多系浙江温州、台州人；一是客帮，多系皖北、江北人，亦称“巢湖帮”。后来，清政府的漕粮改由海运，原来的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沦为游民，从事贩私盐等违法行业。上海开埠以后，青帮势力又大力向上海发展，可想而知，上海的码头工人、无业游民中，会有不少青帮成员，这些人可能来自温州、台州，或皖北、江北。

3．其他

开埠初期移居上海的人，除了商人、脚夫和水手以外，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人，例如，建港口、外国人建租界，会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而江、浙地区的建筑业古来便相当发达，自然会有许多建筑承包商与建筑工人进入上海；又例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增长，会需要大量从事服务业的人员，这些人员的来历，我们放到以后再谈。

这里顺便提一下“咸水妹”。所谓咸水妹，就是专做外国远洋船上水手生意的妓女，最初产生于广州，上海开埠以后，大批咸水妹转入上海，粤妓成为上海娼妓业中的一大组成部分。上海自然也有其他地方来的妓女，如苏州帮、扬州帮、宁波帮等妓女。苏帮、扬帮的妓女大多自小受过严格的培训，讲究色艺俱全，自视甚高，根本看不起咸水妹。但也有上海地区的老鸨看咸水妹大把赚外国人的钱看得眼红，将上海的妓女假扮、冒充咸水妹去接客，被当时妓界视为一大丑闻。

    二、战乱中涌入租界的难民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入目的是连绵不断的政局动乱、战火硝烟。这些战乱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则是没完没了的灾难。在饱经灾难袭击的人们中，有些人竟发现了一块能够给他们以稍许安全、安宁生活的庇护之处——洋人的“租界”，于是，就争先恐后地涌到这块地方来。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洋人的“租界”，这本来是中国人的耻辱。洋人在租界中建立了自己的管理秩序，设立了租界的最高权力机构——工部局，拥有自己的治外法权，还建立了自己的治安机构——巡捕房，俨然成了国中之国。灾难中的老百姓之所以相信租界能够给他们以稍许安全、安宁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从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乃至民国政府，统统不敢惹洋人，也统统不敢碰租界。

上海的租界位于原上海县城之外，最初的租界是黄浦江边的一片烂泥滩，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外滩”的地方，面积只有830亩。最早导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的事件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先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后是1860年和1862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两次进军上海。短短的时间内，在这片原是烂泥滩的租界内聚集的中国人口就猛增到了50万人。

逃到租界内的难民中，既有有钱人，也有穷人。那些有钱人都是携带着金银细软来的，进入租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租屋或买地造屋，把自己安顿下来再说；等到有了屋子，就开始寻思捉摸该做点什么生意，总不能光呆着坐吃山空呀！至于那些穷人，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到了新地方就得赶紧找东家、找活干，得设法挣点辛苦钱养活自己。租界的经济就畸形地繁荣起来。

租界内人口激增，引发了炒房地产狂潮。从1852年到1862年，外滩和派克路（南京路的前身）一带的地价平均涨幅为200倍。从中获益最大的是那些外国商人，他们发现，炒地皮不但比做丝茶生意，甚至比贩鸦片，还更能赚钱。也有不少外国商人购入地皮后，建造各种简陋的小木屋，租给难民以牟利。在利益的驱动下，在当时和以后的年份里，洋人们不断地采用各种手法，寻找各种借口，来扩大租界的范围，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用极低的价格，取得那些原属于乡下人的土地，再转手炒作，牟取暴利。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上海租界的人口一度锐减，因为那些逃难的官僚、地主们纷纷赶回原籍，去充当反攻倒算的“还乡团”，追查在革命运动中失去的田地房产。与此相应，租界的地价也一夜间暴跌，不少炒地皮的外国佬因此破产。

但是，中国境内的战乱不止，洋人的租界始终被人们当作比较安全的避难处，一有风吹草动，很多人就往租界跑，所以，不久之后，租界内的人口又开始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租界内的人口达到了69.25万人；辛亥革命后，上海租界内的人口更是迅速增加，到1942年达到了228.91万人。

躲到租界里来的人，不仅有战争中逃难的难民，也有在令人眼花暸乱的政治斗争中失意或下野的政客、在军阀混战中输光了军队的军官、在江西湖南等地农民革命运动中逃亡土豪地主，等等。例如，在矛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中，就写到过一个叫冯云卿的土财主，此人靠高利贷盘剥农民成为一方富豪，就因为“最近内地土匪蜂起、农民骚动”才躲到上海来的，最后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上吊自杀。

顺便说一下，战乱中躲入上海租界的难民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数万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犹太难民从法西斯的魔掌下辗转逃入了上海租界。他们在这里意外地遇到了中国老百姓非常友善的接待；他们发现这里是他们所到过的国家中唯一没有“反犹”、“排犹”运动的国家。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当局将这些犹太人隔离在虹口区，限制行动，是上海老百姓给了他们种种帮助，使他们坚持着熬到了战争结束。

三、随着中国近代工业产生而进入上海的人口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源地之一，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就是在上海、广州等几个沿海、沿江城市中产生的。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入侵，中国原来封建制度下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865年，中国除鸦片以外的正当对外贸易首先发生“入超”，即进口洋货总价值额超过了出口国货的总价值额；在以后的年份里，除了1872至1876年这五年内有少量出超以外，一直都是入超，而且入超的数额越来越大。洋货的大量进口倾销，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大批破产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所述：“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紧靠上海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早在明代，南京、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中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埸；湖州的菱湖、吴江的震泽、盛泽、杭州等地，都是清代著名的手工纺织业和商业中心；原上海县从属的松江府，“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康熙《松江府志》）。但是，正是这些地区，在上海开埠以后，受到洋货的冲击也最大，手工业者以及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失业或破产的也最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外，还进行了资本输出，即投资在中国开办各种企业。外国人早期在上海开办的企业有这么几种：一是银行业，如英国人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人的德华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人的东方汇理银行等；二是交通运输业，如美国人的旗昌轮船公司，英国人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等；三是各种加工、制造业，其中一部分是为中国土特产出口服务的加工厂，如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蛋粉厂、轧花厂、打包厂等，另一部分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人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工业企业，如火柴、肥皂、制药、玻璃、造纸、纸烟、铁器等工厂。

继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不久，上海也出现了最早由中国人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形成了中国的近代工业资产阶级。早期中国人办工厂的主要是这么几种人：一是官僚，如李鸿章手下的盛宣怀之流。传说李鸿章本人在上海也有许多产业，这些官僚们的资金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官埸的贪污、受贿，甚至在与外国政府或外国人打交道时，靠出卖中国的利权获取的报酬，据说沙俄政府在其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中专门存有一笔基金，作为收买清朝大臣之用，名曰“李鸿章基金”；二是买办。这些买办在帮外国人做生意中发了大财，外国人在上海办企业时，他们往往“附股搭办”，清政府洋务派的官办企业招商股时，出资量最大的也是这些人；其后，这些买办也创办了不少中资企业，例如，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独资或与他人合资创办了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缫丝厂、华兴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纺织公司等；宝润洋行买办徐润创办了景纶丝厂、同文书局等，汇丰银行买办朱志尧创办同晶榨油厂、申大面粉公司、求新铁厂、大通轮船公司等；三是商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一批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的商人，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茶商和盐商；鸦片战争后，这些商业资本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这些商人看到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新式企业有利可图时，也逐渐把一部分货币资本投入到这种新式企业中来。例如，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的黄佐卿，在上海、汉口等地设有火柴厂、丝厂的叶澄衷，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主要投资人李培松等。但是，中国人办的企业，无论在投资额上，还是在生产规模上，都远远比不上外国人办的企业。

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要招用大批中国工人；而在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破产或失业的手工业者、农民，亟待谋求生活出路，自然纷纷进入外国人或中国人创办的企业，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同时，由于当工人的收入相比于当时极为低下的农民收入要高一些，又由于在农村中被视为次要劳动力的妇女在工厂中也能够取得令农民们羡慕的工资收入，这就吸引了周边农村地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离村，到城市来找工作，加上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上海形成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埸。

到上海来找工作的劳动者明显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来自浙江和江苏南部的江南人，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江北人”。

江南人到上海，一般比较容易找到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管理工作，或其他较体面而又报酬较高的工作。即使与江北人同样在工厂里做工，江南人也比较容易被提拔成“拿摩温”（英语“No.1”的谐音，工头的意思）。由于江南地区原来的工业比较发达，很多来打工的江南人是有一定技术的，到上海来以后，也逐渐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各具技术特色的职业分工，例如，上海的丝织工主要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机工主要来自宁波和绍兴；铁匠多来自无锡；钳工则主要来自南京和上海本地，等等。

至于到上海来的“江北人”，这是一个特殊的话题，我们下面另谈。

 四、江北人

在上海，假如你听到从某个上海人嘴里说出一句：“侬是只刚伯拧”（“你是个江北人”），你应该知道，这绝对是一句骂人或污辱人的话。许多上海人（指来自江南地区的上海人）对江北人的歧视是根深蒂固和由来已久的，不少上海弄堂里的小孩子，还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会唱“江北佬，背稻草”之类嘲骂江北人的儿歌了。

许多外地到上海来的人，对某些上海人把一切来自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不管这“中国其他地区”是城市还是农村，统统称为“乡下人”而感到愤愤不平。其实，某些上海人口中的“江北人”这个词要比“乡下人”这个词的污辱味道更浓，因为毕竟“乡下”这个词涵盖的范围较广，其中也包括了这些上海人在浙江或江苏南部地区的故乡。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王家姆妈，好几日辰光勿曾见，侬到啥地方去了啦？”（“王家妈妈，好几天不见，你到什么地方去了？”）答曰：“偶到乡窝头白相去了呀。”（“我到乡下玩去了”）。这时候，王家妈妈说出来的“乡窝头”（乡下）这个词具有一种很亲切的味道，这个乡下，指的是她在江南某处城镇或农村的老家、故乡，那里的乡下人都是她的乡亲，甚至亲属。但是，“江北人”这个词就不同了，在某些原籍为江南地区的上海人心目中，它就是“野蛮、愚昧、不开化”的代名词，有人甚至把上海的江南人心目中的江北人，比作南美洲国家里白种人心目中的印第安人。

确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某些祖籍江南的上海人在子女到了谈恋爱年龄时，就向子女提出警告：“找什么样的对象都行，就是不要把江北人弄回来！”如果是女儿，则不许嫁给江北人；如果是儿子，则不许把江北媳妇带回家。理由很简单：如果跟江北人结儿女亲家，会被亲友看不起的。

“江北人”的范围，在狭义上，主要是指江苏省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人，即苏北人；在广义上，也包括了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来上海的人。可怪的是，南京城明明座落在长江以南，且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南京人竟也被列入了“江北人”，原因是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好几个朝代的首都，而这些朝代的皇族大多来自江北，如明朝的朱元璋，所以，南京话属于北方语音系统，与江南地区的吴侬软语有明显的区别，就因为如此，南京人也被上海的江南人蛮横地归到了“江北人”的范围之中。

历史上，苏北地区，以及安徽、河南、山东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其中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那里的人均收入极低，所以，一直有大批江北人跑到江南来打工，在江南各地的城镇以至农村中，都有江北来的打工者，他们在这儿挣到的钱，要比在老家种地的收入多得多。上海的经济繁荣，自然也吸引了大批江北人到上海来找工作、找饭吃。著名漫画作家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就是千千万万到上海来找饭吃的江北人中的一个。

江北人在上海，通常都是干苦力，即最脏、最累，或最被人视为下贱的工作，而且报酬也通常最低。例如，扛大包的码头工人就多的是江北人，据有关资料，在上海招商局码头和太古码头的码头工人中，江北人占到80%；新关码头，江北人占到50%；以至在码头上通用的方言，以苏北话为主，上海话为次；又例如，在上海拉黄包车（北京人称为洋车）的人力车夫，苏北人占到了95.7%，而江南人则不到1%；在上海的澡堂子里为顾客搓背的服务人员，也绝大多数是江北人；另有许多江北人靠拾垃圾为生。即使那些有幸进工厂干活的江北人，也主要是干那些技术程度低、体力强度大的工作，至于被提拔当工头的机会，则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的。

大量到上海来谋生的江北人，因经济收入低，无力租赁住房，遂在荒地、坟场路旁、河畔、以至工厂周围的空地，凡可以利用的地块，用毛竹、芦席、木板和铁皮等零星材料，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户。最初出现在黄浦江畔及吴淞江（今苏州河）两岸，继而向工厂周围空隙地及铁路两旁蔓延，最后遍布全市。有的棚户极简陋，只在地上铺一草垫，上面搭个一米来高、正面为拱形或三角形的架子，盖上芦席或破油布，仅供晚上钻进去睡觉，被称为“滚地龙”。

全国解放这么多年了，当初来上海打工谋生的江北人或者他们的后代，早就拥有了上海户籍，在自己的履历表上的籍贯这一栏中可以名正言顺地填上“上海”二字。但是，正象某些来自江南地区的上海人无法消除对这些“江北人”的歧视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内心深处也无法消除在“正宗”上海人面前的自卑感，因为他们都是在对“江北佬”的嘲骂声或篾视的眼光中长大的。这种自卑感使得他们绝不在外人面前谈论他们的江北祖籍，所以，有人说，你在上海一辈子也听不到的一句话，就是有人操着上海方言对你说：“阿拉是刚伯拧（江北人）”。这种自卑感往往也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在公开埸合更加强调自己的上海人身份，甚至更加排斥目前还没有成为上海人的外地人。有一次，我在一所菜埸里亲眼看到两个菜摊的摊位主吵架，其中一位是如今已成了上海人的江北人，另一位是刚来上海不久的四川人。在吵骂声中，只听得那位上海的江北人一口一个“你们外地人如何如何”，等到最后两个人撕打起来时，那位上海的江北人就大叫：“外地人打上海人啦！外地人打上海人啦！！！”

顺便说一下，除了上面所说的来上海打工谋生的江北人以外，还有另外的一大批江北人也进入了大上海，这就是1949年上海解放时，进驻上海的几十万解放大军和随军南下干部。这批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都是陈毅和粟裕的部下，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山东沂蒙山区或苏北地区老革命根据地出来的，是道道地地的江北人。过去有一部话剧，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写的是进驻大上海的解放军，剧中的几位人物：鲁连长、陈喜、赵大大，都是来自沂蒙山区的山东人。这批江北人可是谁也不敢篾视，他们是代表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来接收、管治这个号称“资产阶级大染缸”的上海市的，那些平时牛气冲天的所谓“正宗”上海人见了他们，即使不是满脸谄笑、点头哈腰，至少也得面带尊敬。这批江北人中的许多人被派到各级政府机关、各企业、各学校、各事业单位、文化团体，等等，去建立军管会、或者当军代表，接管领导大权；军管会、军代表撤了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当了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继续掌管党、政、财、文大权。除了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成了离休干部，他们的后代也融入了上海人的共同文化之中。

五、进入上海的文化人和艺人

     文化人和艺人在整个上海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很小，但不能不写，因为他们对形成上海人的共同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开埠以后，在短短期间内，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经济的迅速繁荣，人口剧增，又使上海形成了近代工商业大都市的雏形。这一切，都必然带来文化事业的相应发展。在晚清时期，上海就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的著名文化人，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发生文化重心南移现象，大批北方文人纷纷南下，上海周边地区的艺人大举进沪，上海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形成了与京派文化分庭抗礼的海派文化。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有这么几个原因：

（1）上海是旧中国通往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被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禁锢的中国，象一间黑屋子，太需要透透气了。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一部分抛开圣贤之书和八股文的中国文人急需转向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潮、研究新学问、寻找新出路，在这方面，上海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时所谓的新知识、新思潮、新学问，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即所谓的“西学”，也间接来自比中国先一步懂得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洋鬼子们在上海建租界、做买卖、办企业、创设文化娱乐设施，等等，令中国老百姓看到和接触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玩艺儿；通过跟洋鬼子做生意、日常交往、给洋鬼子打工，甚至雇洋鬼子给自己打工，中国人学到了许多西方的思想观念，乃至西方的管理制度。作为中国最大对外口岸，大量出洋考察或留学的人员在这儿进出、居留，也成为新思想观念的引进者。

（2）在洋鬼子管的租界里，言论、出版比较自由一点，不象中国的其他地方，动不动就兴文字狱。这方面，最典型的要算1903年的“苏报案”。当时章炳麟、邹容等人在《苏报》公开倡言革命，鼓吹风潮，章炳麟甚至直斥光绪皇帝之名，称为“载湉小丑，不辩菽麦”，而租界当局却以其只发言论没有武器而置之不问。后来，虽然《苏报》被封，章、邹二人入狱，但堂堂大清国政府却被迫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与私人对簿公堂，开了千古未有之奇观；一埸官司打了十多个月，结果是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了事，要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早就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了。这就难怪各种激进文人的革命团体都选择租界作其活动地点。

（3）在上海这个新崛起的近代工商业都市里，已形成了一个市民群体。上海的居民与老北京的居民有本质的不同（指旧时代而言），老北京的居民是老皇城根儿天子脚下的“百姓”，只有上海的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商业都市的“市民”；正是为了满足新产生的市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学、市民艺术等才应运而生，从而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艺人进入上海。

 1．重要的文化机构和文化人

上海最早的一批文化机构是外国传教士或他们的中国教徒兴建的，如基督教新教麦都思建的墨海书馆（1843年）、天主教会建的徐家汇藏书楼（1847年）、耶苏会建的徐汇公学（1850年）等。著名学者马相伯（江苏丹徒人）曾任徐汇公学的校长兼教务（这位马老先生是汉语语法名著《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的兄长，其实马相伯亦参与《马氏文通》的写作，但未署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又陆续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年）、同文书局（1881年，广东人徐润等设）、格致书院（1874年）、中西书院（1882年）、商务印书馆（1897年）等教育文化机构；同一时期，《申报》（1872年）、《点石斋画报》（1884年）、《新闻报》（1893年）、《时务报》（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等重要报刊先后创刊。1900年庚子事变后，在戊戌变法失败、北方战乱、苏报案等事件的剌激下，出现全国文化人才成百上千荟萃申城一地的奇观，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民营出版机构，民营报刊杂志，民营学校，大批涌现；大众文化空前发达，白话文、小说、画报、新剧均有很大发展。

晚清时期曾在上海活动的著名文人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王韬、郑观应、严复、李伯元、吴趼人、郑孝胥、章士钊、蔡元培，等等，因为名字太多，不能一一列举。但这些人往往在全国到处乱跑，并非一直在上海活动。

各地进入上海的人们，最初是没有“上海人”这个整体概念的，而是分成“广州帮”、“宁波帮”等许多同乡人结成的松散群体。“上海人”概念的提出，乃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文化人和艺人的活动分不开。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用的是“上海寓居绅商”的名义，而以后，报纸上报道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演说消息，多只写“上海绅商”、“上海志士”，不再用“寓居”二字，突出了他们的上海人身份。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自称“吾上海人”，其实，《警钟日报》编辑部人员没有一个不是从外地来的，他们的目的就在于让所有来到上海的移民对于“上海人”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而在他们当时的心目中，“上海人”应该是一个具有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于中国传统老百姓的新国民群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抗战以前，是上海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如果说，“五四”时期中国的很多重要文化人的活动尚以北京为中心的话；至二、三十年代，他们已纷纷转移到上海来，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鲁迅。文化重心的南移不仅是因为北方政局动乱，还因为当时的北平已逐渐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聚集在上海的著名文化人还有梁实秋、田汉、茅盾、郁达夫、巴金、徐志摩、夏衍、胡风、周扬、丁玲、萧红、萧军、柔石、沙汀、艾芜，等等许多人。如果从原籍贯上看，这些文化人中最多的还是浙江人或者苏南人，其次是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虽然这里列上了萧红和萧军，但其实东北人在整个上海文化人中很少见。

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界很热闹，有过很多重大事件，但不是本文讲述的范围。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由于聚集在上海的许许多多文化人的努力，使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成为一座经济大都市，而且成为了一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城市。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起步要比深圳、珠海等地晚一些，但只要上海一起步，其未的来发展前景和潜力就可能远远超过那些先起步的地区，原因就在于上海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

2．随着市民文化的勃兴而进入上海的文化人和艺人

     上面谈到，在上海这个新崛起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中，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市民群体，为了满足这个市民群体的精神生活需要，产生了市民文化；而市民文化的勃兴，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和艺人进入上海。

（1）     报刊

市民文化的兴起，首先表现在报刊这种当时说来还比较新颖的大众传播媒体的飞速发展。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各样的报刊在上海大量涌现。这些报刊中，既有象《申报》、《新闻报》、《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这样有号召力的大报，也有多如牛毛的小报。最能体现市民文化特色的，也最能适合大批文人、报商、报贩混饭吃需要的，其实是那数不清的小报。这些小报通常不谈国事，而是专注于迎合中下层市民的趣味。从内容来分，有文学文艺小报、社会新闻小报、戏剧小报、电影小报、游戏埸小报、知识性小报、综合性小报等，甚至还有专谈吃喝嫖赌经的黄色小报。应该说，其中大多数小报的格调还是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一些小报，为了赚钱，不惜宣扬色情、造谣生事、爆“花边新闻”，甚至向被报导的当事人“敲竹杠”，等等。不容讳言，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埸上，也产生了许多流氓文人或垃圾文人。

2．电影

电影这种新型的大众艺术形式，是1895年12月才在法国正式诞生的。而时隔不到1年，即1896年8月11日，就有外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放映“西洋影戏”了。1908年，在上海海宁路乍浦路口出现了用铁皮搭建的专放电影的“虹口大戏院”；不久，在四川北路口又建了一座后来被称作“新中央戏院”的正规电影院。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是《难夫难妻》，郑正秋（广东潮阳人）编剧，并由他和张石秋（浙江宁波人）联合导演。1913年9月，这部片子在上海新新舞台举行首映式时，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竞相观看。我国第一本电影刊物是1922年由顾肯夫、陆洁（上海嘉定人）在上海创办的《影戏杂志》。打破外国人的垄断，为我国电影从无声走向有声立下不朽功绩的是司徒慧敏（广东开平人）、何兆璋（浙江定海人）。第一部国产长动画片《铁扇公主》的创作者是“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江苏南京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制片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除上面提到过的外，还有袁牧之（浙江宁波人）、应云卫（浙江慈溪人）、孙瑜（四川自贡人）、陈波儿（广东潮阳人）、蔡楚生（广东湖阳人）、郑小秋（郑正秋之子）、聂耳（云南玉溪人）、夏衍（浙江余杭人）、田汉（湖南长沙人）、赵丹（山东肥城人）、王人美（湖南长沙人）、王莹（原籍江苏）、阮玲玉（广东中山人）、胡蝶（出生于上海）、白杨（湖南湘阴人）、周璇（出生于上海），等等。

3．戏剧

进入上海的戏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越剧。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县，但发祥于上海。越剧初名“的笃班”、“小歌班”，后称“绍兴文戏”，“越剧”这个名字的正式产生也是在上海。绍兴文戏最早来上海演出是在1917年。1924年1月，嵊县施家岙第一副绍兴文戏女子科班来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在这个女子科班中，有后来成为越剧四大名旦“三花一娟”中重要人物的施银花和赵瑞花，还有后来被上海人誉为“银杏并蒂”的屠杏花。三十年代后，越剧风靡上海。至1941年下半年，在上海的女子越剧科班达到36个，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全部集中于上海。为了适应大都市观众的欣赏口味，一方面，越剧演员向京剧等成熟的戏剧艺术学习，吸取其各种表演精华；另一方面，努力实行越剧改革。先有“三花一娟”中的姚水娟等人倡导变革，称为“改良文戏”，大量编演新剧目，演出《雷雨》等现代戏；改变传统“一桌二椅”的舞台形式，使用灯光、布景；在管理上。废除了封建式“班主制”，实行“经理制”；在传播手段上，充分利用了报刊、书局、电台、唱片等传媒形式。后有袁雪芬等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新越剧”，向话剧、电影学习；大量吸收文化人加盟越剧领域；编写完整的剧本；废除幕表制，实行正规的编导制；对传统剧目从思想内容到表演形式重新进行改编，编演新剧目等。从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的上演，是标志“新越剧”诞生的里程碑。

从演员的籍贯来看，“三花一娟”和后来的越剧十姐妹中，施银花、赵瑞花、姚水娟、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筱丹桂、竺水招，都来自浙江嵊县；其他如王杏花、尹桂芳、徐玉兰、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则来自浙江省的其他地区。

除越剧外，大举进入上海的，还有江南各地的“滩簧”。滩簧广泛流行于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其曲调起源于各地的小山歌、田歌和民间小调。滩簧的表演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受“弹词”等形式的影响，为数人手持乐器坐唱，演唱各种故事，称为“落地唱书”，其实，越剧前身的“的笃班”也是从“落地唱书”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受到安徽凤阳花鼓戏等形式的影响，男女演员持锣挎鼓，边舞边唱，亦称“花鼓戏”。由于许多滩簧的唱词格调低下，时涉淫秽，加以演滩簧处往往有赌埸，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颁令严禁滩簧，于是，许多滩簧艺人就跑到上海租界里来演。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繁荣吸引各地滩簧艺人纷纷进沪，在各游乐埸所演出。并且吸收京剧、越剧等其他戏剧的经验，增加演员，进行角色分行，化妆表演，使用舞台布景等，逐演变成各种地方剧种。在各地滩簧纷纷进沪时，原上海本地滩簧为了表示区别，自称为“本滩”，后又改名“申曲”，这就是后来“沪剧”的前身。常州滩簧的班主想挖无锡滩簧班子的台柱子演员，事泄后无锡滩簧班的演员打了常州滩簧班主，矛盾激化，后经“白相人”中间说合，双方到上海老城隍庙如意楼去“吃讲茶”（下层社会的谈判方式），结果坏事变好事，两个班子决定并班合演，在常锡滩簧合演的基础上，产生了后来的“锡剧”。清末，浙江余姚滩簧的一部分艺人由马楠本组班，进入上海演出，受其他戏剧的影响，逐渐戏剧化，成为“姚剧”的前身。1880年，宁波艺人组成“串客班”进上海演出，又称“宁波滩簧”，1924年遭禁演后改称“四明之戏”，1938年上演时装大戏，又称“改良甬剧”，成为“甬剧”（宁波简称“甬”）的前身。等等。

此外，苏州、杭州等城市中街头说唱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流入上海后，登上舞台，演变成“滑稽独角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至今活跃在电视荧屏上的“滑稽剧”。

安徽的黄梅戏，也曾经进上海演出，但因为是“江北人的戏”，遭到江南籍上海人的抵制，票卖不出去，只好铩羽而归。解放后，黄梅戏在安徽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严凤英等优秀演员的不懈努力，已走向全国，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上海的沪剧却至今迈不出上海半步，这也是给故步自封的上海人的一个教训吧。

关于进入上海的艺人，还有很多话题，篇幅关系，就此打住吧。

六、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的人口政策

解放以后，特别是从1958年起，政府对上海户籍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方针，至改革开放前，上海是全国最难迁入户口的城市，其难度甚至超过了首都北京。另一方面，政府又对已居住在上海的人口实行了疏散政策。五十年代初，就将一大批社会闲散人员，包括已被禁止操业的妓女、逃亡国民党军官及其他逃往港台人员的家属、旧上海的白相人，等等，送往内地偏远地区就业改造。从1955年起，以支援内地建设为名，动员一大批上海的工厂（包括工厂全体人员）迁往内地落后省区，当年即迁出58.6万人；在以后的年月里，通过工厂搬迁、技术援助、大学生毕业分配等途径输往全国各地的上海人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这就是如今上海人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原因。文革前，上海动员了数十万知识青年到新疆建设兵团，文革的十年中，上海有更多的知识青年被动员到黑龙江、内蒙、安徽、江西、云南等地屯垦戍边或插队落户。

这些政策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离开上海的上海人，始终解不开上海情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上海，即使今生今世自己本人不能回上海，也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到上海去。在文革后的“知青大返城”中，上海知青的态度最坚决，由于当时的政策规定已结婚的知青不能返城，绝大多数已婚上海知青毅然立即办离婚、抛妻别子，以求重返上海。有一部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就是说的这个事。八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允许原上海出去的支内、支边人员，以及留在外地的知青，可以将其子女（每人或每家限1个）办回上海户口。以后，又对上海出去的支内、支边人员、知青的子女回上海市参加高考、报考上海的大学，给予特殊政策照顾；对这几类人的子女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就业，办理上海市常住户口，也给予了政策优先。

顺便说一下，尽管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对上海市的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和多方疏散的政策，但上海的总人口数还是在不断增长。原因之一是五、六十年代错批了马寅初，没有搞计划生育，以至在全国形成了出生率高峰，上海也不例外（上海自七十年代后期起搞计划生育，直到1993年才出现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另一个原因是1958年起将原属江苏省的嘉定、松江、青浦、南汇、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这10个县的人口自然也就成为上海人口的一部分。

七、新时期进沪的新上海人

上海开埠以来的160多年中，有过好几次外地人口大量迁居上海的高潮。前面讲过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算一次，主要成份是战争中逃难的难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算一次，这一时期上海形成了近代工商业大都市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雏形；1949年数十万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进城也算一次。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上海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外地人口迁入浪潮。这次人口迁入浪潮，起因于上海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迈进，与此相应，市政府在外来人员进入上海和户籍管理方面，也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这次人口迁入浪潮至今尚远未结束，其规模及其对上海发展的影响，将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人口迁入浪潮。

新时期迁入上海的外地人口大致上有以下几类人：

1．投资者

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几乎所有官员都已经认识到，大力引进外来资本，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精明的上海官员自然理解得更深刻一些，所以，投资者来到上海，在上海的市、区、县、乡镇各级政府中，都会受到“上帝”般的接待。例如，长宁区政府就规定，凡外地来的投资者到区政府询问或办理与投资有关的事宜，无论问到的是谁，即使是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也不许回答“不知道”三个字，而是要将来人领到主管相关事宜的部门去，热情接待；即使主办相关事宜的人员有事外出，其他人员也要将投资者要询问或办理的事情详经记录下来，约定好联系方法，待主办人员回来后立即转达，及时给投资者答复，长宁区长在会上谈到此事时说：“谁要敢砸我们长宁区的饭碗，我就先砸他的饭碗！”其他区、县政府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多方设法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不输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各种政策优惠，并且花大力气在服务上下功夫。至于投资者及其家属希望办理上海户口，那更是小事一桩。

由于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市政府开放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启动以后，中外投资者潮涌而来。不仅有外国的投资者、港澳台的投资者，也有来自国内其他各省市、各地区的投资者。凡国内著名的大公司差不多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或建立子公司，有的甚至将总部迁入上海。这些年，浙江和江苏很多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迅猛，这些地区的许多成长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已纷纷将目光转向上海，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抢滩大上海。

2．各类人才

上海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发展，需要新增大批人才。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大量人才流入上海。人才的流入，一方面，得力于上海市政府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海众多的就业机会、良好的个人成长环境、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改善的居民生活环境等对人才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在进入上海的中国籍人才中，有一批属于“海归”派，即在国外留学，或已在国外居住、工作多年后归国的人员，这批人属于引进人才中的贵族，受到的重视和获得的优厚待遇自不待言。他们中的有一些是原来从上海出去的，也有许多人原来不是从上海出去的，但归国后选择将上海作为个人事业发展的地区。

进入上海的人才中更多的是来自国内其他地区。上海市每年拨下大量户口指标用于接纳外地入沪的中高级人才。例如，有一对外地来的中年夫妻，俩人都是主治医生，听说上海的人才引进政策后来沪寻找机会，来时他们随身携带了多年积攒的数万元钱准备作活动经费，谁知来上海后不但顺利找到了工作，还顺利办成了上海户口，根本没有花什么“活动经费”，这对内地很多地方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些地方，即使明明符合政策的事，如果没有给掌管权力的人烧够香、上够供，是无论如何也办不成的。

对于那些不够办理正式上海户口条件的外来人才，上海市政府还推出了一项给予办理“蓝印户口”政策。持有蓝印户口的人员，各方面的待遇其实与持有正式户口的人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规定持有“蓝印户口”达五年以上，缴纳一定的费用和办理一定的手续后，可以转为正式户口。2002年上海停办蓝印户口，又推出对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居住证》制度，申领了《上海居住证》的人员，在不改变户籍的情况下，可以享有类同于上海居民的很多重要待遇。

除了上述办理了正式上海户口或者办理了蓝印户口、《上海居住证》的人员外，还大批低层次的外来人才（即达不到申请蓝印户口或《上海居住证》条件的），就业于上海的企业。某几类企业，如日韩港台企业、外地进沪企业、本地民营企业等，专喜欢招聘无本市户口的外地人，原因是这些外地人较能吃苦耐劳，要求的工资报酬低，不敢拒绝无报酬的超时工作，企业并且可以借机不为这些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等法定的社会保障基金。这几类企业一般分布在上海的各郊区、郊县，数量很多，管理困难。

3．农民工

    目前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倒底有多少，这个数量很估计，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按市政府的规定到政府劳动部门进行登记，原因是如果登记了以后，用人单位和个人都要按月向劳动部门缴纳管理费。但是，我们看到，除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以外，在上海的绝大多数建筑工地上干活的都是农民工。有很多建筑工程，名义上是由国有企业或其他大建筑公司承包的，但这些国有企业或大建筑公司又将活儿分包、转包给包工老板，而这些包工老板雇的就是农民工。我们还看到，设在上海郊区的大部分中小型企业中，尤其是其中的日韩港台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在生产一线干活的也大多是农民工。原因也是这些：农民工能吃苦耐劳、要求的报酬低、不太懂得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不替他们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农民工已成为今天上海建设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这一点连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也是承认的。

进上海的农民工一部分还是来自“江北”，即苏北、安徽、山东等地，其中以苏北为多；另一部分来自四川，四川的农民工，其吃苦耐劳精神，其对打工地区生活的适应能力，在全国都是有名的，这也是很多雇主愿意雇用四川农民工的原因。

对男性农民工来说，终究不能在城市打工一辈子，大多数人迟早要回到家乡那块土地上去；也有的农民工，可能通过打工积攒起来的钱，以及在大城市学到的新知识、新观念，回家乡开铺子、办工厂，不再当农民。对女性农民工来说，尤其是对其中的年青打工妹来说，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嫁给上海人，终生留在上海。长期以来，我国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要随母亲，这就意味着如果上海的男人娶了外地农村的女子为妻，其所生子女只能报外地农村户口，会给未来子女上学、工作等带来很大的麻烦，这种顾虑使上海男人对外地女子望而却步。但自1998年起，国务院明文取消了这一规定，以后，子女的户口随父还是随母可以自由决定。这一新规定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大大扩展了上海这类大城市中男子的择偶范围，尤其为那些本身择偶条件差，难以找到本地女子为配偶的男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为年轻漂亮的打工妹嫁入上海提供了方便条件；另一方面，有可能造成两类地方在择偶方面的男女比例失调，即上海等大中城市中女多于男，而在这些打工妹家乡则男多于女。

4．小生意人

     改革开放后进入上海的，除了上述几类人以外，还有大批来上海做小生意的。上海人口多，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高，生意好做。在上海市区，尤其是在郊区、郊县，出现大量由外地人开的店铺、作坊，涉及零售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加工业等。如今，在上海市区的二、三类街道，到处可以看到自称为“正宗”的“兰州拉面馆”，那些到处可见的“洗头店”，其成员也是清一色的外地人。这些做小生意的人来自浙江、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甘肃、四川、东北等地，很多人靠着辛勤经营，收入不错，不少人在上海买了房子和汽车（多为货车），他们中的大部分也会融入未来的新上海人群体。

     新时期，上海的人口在急剧增长，这里面既包括常住户籍人口，也包括非常住户籍人口。“上海人”的结构成份也在悄悄起着变化。上海市政府早已放弃了严格控制进沪人口的政策，而以“海纳百川”的气概，接纳、引进海内外投资商和各类人才。而随着大批海内外投资者和各类人才进沪，原来的老上海人早失去了在外地人面前盲目优越感的资本，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上海挣大钱时，原上海本地人中却至今还有许多人下岗失业，或处于收入水平低下状况。看不起外地人，盲目排外的观念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现在上海已经流传这样的说法：一类社区说英语（海归派人士聚居的地方）；二类社区说国语（国内其他地区引进的中高级人才或投资商聚居的地方）；三类社区才说沪语（老上海人聚居的地方）。一个新的“大上海人”的群体正在形成中。

     与这急剧增长的人口相应，上海的城市也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原来绝大部分地方是农田的浦东，现在已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工业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上海原来的10个郊县，除了奉贤以外，其余的都已升级为区（原川沙县已属浦东新区行政管辖范围）。这些郊区、郊县政府所在地，乃至郊区、郊县下属的一大批重要乡镇，都经济增长神速，朝着未来的上海卫星城镇方向发展。上海正在大力进行交通建设，通过公路、高架、地铁、轻轨铁路、江底隧道、越江大桥等，将市中心区与浦东新区、各卫星城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市中心区与各卫星城镇之间区域的不断成片开发，最终将使市中心区与浦东新区、各郊区、各卫星城镇连成一片，形成一个空前未有的“大上海”。而今天的新老上海人，是这正在形成中的“大上海”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