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是从哪里来的？（七）

七、新时期进沪的新上海人

上海开埠以来的160多年中，有过好几次外地人口大量迁居上海的高潮。前面讲过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算一次，主要成份是战争中逃难的难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算一次，这一时期上海形成了近代工商业大都市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雏形；1949年数十万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进城也算一次。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上海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外地人口迁入浪潮，这一浪潮延续至今尚远未结束，其规模和对上海发展历史的影响，将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人口迁入浪潮。

解放以后，特别是从1958年起，政府对上海户籍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方针，至改革开放前，上海是全国最难迁入户口的城市，其难度甚至超过了首都北京。另一方面，政府又对已居住在上海的人口实行了疏散政策。五十年代初，就将一大批社会闲散人员，包括已被禁止操业的妓女、逃亡国民党军官及其他逃往港台人员的家属、旧上海的白相人，等等，送往内地偏远地区就业改造。从1955年起，以支援内地建设为名，动员一大批上海的工厂（包括工厂全体人员）迁往内地落后省区，当年即迁出58.6万人；在以后的年月里，通过工厂搬迁、技术援助、大学生毕业分配等途径输往全国各地的上海人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这就是如今上海人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原因。文革前，上海动员了数十万知识青年到新疆建设兵团，文革的十年中，上海有更多的知识青年被动员到黑龙江、内蒙、安徽、江西、云南等地屯垦戍边或插队落户。

这些政策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离开上海的上海人，始终解不开上海情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上海，即使今生今世自己本人不能回上海，也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到上海去。在文革后的“知青大返城”中，上海知青的态度最坚决，由于当时的政策规定已结婚的知青不能返城，绝大多数已婚上海知青毅然立即办离婚、抛妻别子，以求重返上海。有一部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就是说的这个事。八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允许原上海出去的支内、支边人员，以及留在外地的知青，可以将其子女（每人或每家限1个）办回上海户口。以后，又对上海出去的支内、支边人员、知青的子女回上海市参加高考、报考上海的大学，给予特殊政策照顾；对这几类人的子女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就业，办理上海市常住户口，也给予了政策优先。

顺便说一下，尽管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对上海市的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和多方疏散的政策，但上海的总人口数还是在不断增长。原因之一是五、六十年代错批了马寅初，没有搞计划生育，以至在全国形成了出生率高峰，上海也不例外（上海自七十年代后期起搞计划生育，直到1993年才出现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另一个原因是1958年起将原属江苏省的嘉定、松江、青浦、南汇、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这10个县的人口自然也就成为上海人口的一部分。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上海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迈进。与此相应，在外来人员进入上海和户籍管理方面，也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思路。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和新的人口政策，引发了至今为止上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外地人口迁入浪潮。新时期迁入上海的外地人口大致上有以下几类人：

1．投资者

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几乎所有官员都已经认识到，大力引进外来资本，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精明的上海官员自然理解得更深刻一些，所以，投资者来到上海，在上海的市、区、县、乡镇各级政府中，都会受到“上帝”般的接待。例如，长宁区政府就规定，凡外地来的投资者到区政府询问或办理与投资有关的事宜，无论问到的是谁，即使是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也不许回答“不知道”三个字，而是要将来人领到主管相关事宜的部门去，热情接待；即使主办相关事宜的人员有事外出，其他人员也要将投资者要询问或办理的事情详经记录下来，约定好联系方法，待主办人员回来后立即转达，及时给投资者答复，长宁区长在会上谈到此事时说：“谁要敢砸我们长宁区的饭碗，我就先砸他的饭碗！”其他区、县政府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多方设法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不输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各种政策优惠，并且花大力气在服务上下功夫。至于投资者及其家属希望办理上海户口，那更是小事一桩。

由于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市政府开放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启动以后，中外投资者潮涌而来。不仅有外国的投资者、港澳台的投资者，也有来自国内其他各省市、各地区的投资者。凡国内著名的大公司差不多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或建立子公司，有的甚至将总部迁入上海。这些年，浙江和江苏很多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迅猛，这些地区的许多成长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已纷纷将目光转向上海，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抢滩大上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