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是从哪里来的？（一）

偶尔与同事闲聊。几位外地来上海的同事谈起了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现象，例如，有些上海人把所有外地人，不管是从外地城市来的还是从外地农村来的，一概称之为“乡下人”。看这几位事同事言谈之间愤愤不已，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今天的这些上海人，他们的祖上不也是外地人？”。

我说此话自然是有些依据的，因为据有关资料，在1843年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前，只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属县，人口不过27万；而到了2000年末，上海全市总人口（户籍人口）已达1673.77万人。可见，如今的绝大多数上海人实际上都是在这160年左右的时间里陆陆续续从外地迁进来的，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不过，经历了几代人融合，聚集在上海地区的这些人已经共同形成了特有的“上海文化”，说着共同的“上海话”，有着某些共同的思想、行为特征，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省市人们的“上海人”。

其实，上面提到的2000年末1673.77万人，并不是全部“上海人”的概念。因为还有无数离开上海跑到全国各地去的“上海人”，以及走出国门跑到世界各地去的“上海人”。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外地人迁入上海，只要经过一代，最多两代，就融合到上海人中，自称“阿拉上海人”了；但如果上海人迁居外地，却很少能够忘记自己是上海人的。这些年我跑过十几个省市，惊异地发现，几乎在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都能遇见上海人，即使在大西北、大西南的穷乡僻壤里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在外地的上海人，不管离开上海已经多少年了，甚至有的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还保留着“上海文化”的烙印，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都能说上海话，始终不能忘记“阿拉上海人”。

我忽然起了这样一个念头，想研究一下：这么多“上海人”，当初都来自何方？当然，要让我一头扎到故纸堆里去做大量考证，我是既没有这份时间也没有这份耐心。我能够做的也只是：书架上翻翻看，网上查查看，再根据平时积累的东拉西扯的一点知识，辅以自己的主观推断，为上海人的来历画一个大致的轮廓，其中臆测的成分不少，挂一漏万更是在所难免，如果遇上这方面的专家，请不要因我的浅薄而见笑。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于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即所谓的“五口通商”。随后签订的作为《南京条约》附约的中英《虎门条约》,又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这就成了后来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租界”的依据。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趁火打劫，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甚至扩大了英国人得到的在中国的特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于1843年11月正式开埠。

一、开埠以后最早移入上海的中国其他地区人口

上海是在“五口通商”后首次成为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的。清康熙时开海禁，中国对外的四个通商口岸是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乾隆二十二年又搞闭关锁国，关掉三个口岸，只留下了广州一个。

但是，上海开埠以后的短短十几年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了老商埠广州。至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出口贸易额即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仅从上海运往美国一地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在进口方面，到50年代末，上海的进口商船已是广州的三倍半。作为一个新商埠，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首先就少不了两种人，一是商人；二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我们分别来谈一下这两种人：

1．商人

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除鸦片以外的正当对外贸易中，我国始终保持出超的地位。当时我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茶叶和生丝，其次也有棉花、豆类、糖类等。而紧靠上海两侧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我国茶、丝和其他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区之一。所以，上海开埠，中国方面得益最大的就是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的商人。可以想见，当时蜂涌到上海，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人中，大部分应是从浙江和江苏南部来的。

其次是徽商。徽商在历史上是以善做生意出名的，而安徽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上海开埠以前，徽茶出口只能通过广州这个口岸，安徽到广州的路途相当遥远，而当时又没有火车和汽车，商品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加之天下不太平，一路上盗贼如毛，其风险和费用可想而知；上海一开埠，徽茶出口可以少走一半多路，徽商们何乐而不为？自然纷纷转到上海来。

还有就是晋商。山西票号在当时是全国有名的。上海开埠后不久就百商云集，贸易额迅猛增长，自然引起晋商的关注。于是，在1861年前后，山西票号也进入上海，并很快站住脚跟。至清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的分号已达24家。在山西票号进入上海以前，江、浙籍商人已经在上海开了许多钱庄，其中，仅浙江人开的就有60多家。但是票号与钱庄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山西票号资金实力雄厚，金融业务能力强，而江、浙钱庄则熟悉本地风俗人情，与占上海商人中大部分比重的江、浙籍商人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票号与钱庄划分各自的业务范围，本地业务以钱庄为主，与各省之间的往来业务以票号为主，彼此相安，互不侵犯，甚至在一些方面还相互协作，求得了共同发展。

各地来上海的商人，生意做大了、做久了，自然要在上海开设办事处、分号、货栈等，还要在上海建立居室之类，他们带来的大批管事、伙计，按照那个时期的中国人雇人习惯，也自然是以他们的同乡人为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以后会长期在上海定居下来。

在早期的上海商界，还有一种特殊人物，叫“买办”。由于不少买办是当“通事”出身的，所以，后人常常把“买办”与“通事”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码子事。所谓买办，就是帮外国人收购和推销商品的人。从“买办”这个词的字面来看，早期买办的业务可能以“买”为主，即帮外国人收购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如茶叶、生丝等；后来，洋货逐渐在中国打开市埸，也有许多买办靠给外国人推销洋货发财。那时候，中国人中会说外国话的极少，再加上中国商人历来不喜欢跟外国鬼子直接打交道，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全凭这些“买办”居间中介；这些买办也就趁机从中牟利，大发其财，这些人的权势和财富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早期的大买办都是从广州来的，如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后来也出现了许多江、浙籍的大买办，如浙江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浙江钱塘籍的吴煦等。

2．脚夫和水手

上海作为一个新商埠，发展势头又如此迅猛，自然需要招徕大量码头工人，那末，这些码头工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知道，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而小刀会起义军主要参加者正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当时参加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有7个帮派，其中3个属于广州人的帮派，小刀会起义的领导人刘丽川就是广州帮的首领，其本人是广州香山县人；小刀会起义军中另一个势力强大的帮派是福建帮，其为首者叫陈阿林。在起义期间，义军中的广州帮和福建帮常常为争权夺利发生争斗，曾一度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这就说明，当时上海码头工人中有许多人是从广州和福建来的，据有关资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有广东人5万，福建人3万。

小刀会起义军中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人，如著名义军将领潘起亮就是江苏南京人，他手下也有一个帮派，叫百龙党，百龙党成员自然以江苏人为主了；义军中还有一位女英雄周秀英，则是上海附近的青浦县（当时属江苏省）人。

在以后的年代里，上海成为青帮的重要据点。在清代前期，青帮主要是为官府承办漕运的，其成员大都为水上运输船的水手，分布在大运河及相关水系，自北直（今密云）、山东，至江苏、浙江等地。青帮内分两帮，一是主帮，多系浙江温州、台州人；一是客帮，多系皖北、江北人，亦称“巢湖帮”。后来，清政府的漕粮改由海运，原来的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沦为游民，从事贩私盐等违法行业。上海开埠以后，青帮势力又大力向上海发展，可想而知，上海的码头工人、无业游民中，会有不少青帮成员，这些人可能来自温州、台州，或皖北、江北。

3．              其他

开埠初期移居上海的人，除了商人、脚夫和水手以外，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人，例如，建港口、外国人建租界，会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而江、浙地区的建筑业古来便相当发达，自然会有许多建筑承包商与建筑工人进入上海；又例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增长，会需要大量从事服务业的人员，这些人员的来历，我们放到以后再谈。

这里顺便提一下“咸水妹”。所谓咸水妹，就是专做外国远洋船上水手生意的妓女，最初产生于广州，上海开埠以后，大批咸水妹转入上海，粤妓成为上海娼妓业中的一大组成部分。上海自然也有其他地方来的妓女，如苏州帮、扬州帮、宁波帮等妓女。苏帮、扬帮的妓女大多自小受过严格的培训，讲究色艺俱全，自视甚高，根本看不起咸水妹。但也有上海地区的老鸨看咸水妹大把赚外国人的钱看得眼红，将上海的妓女假扮、冒充咸水妹去接客，被当时妓界视为一大丑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