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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过到一半,会馆里只剩下我、林静、刘欣三个女人。 盘腿坐在地板上,吃过晚饭,喝完苹果酒,我们开始聊天。和所有的夜晚一样,话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却一定在爱情里结束。 我说我喜欢花儿,林静说喜欢花儿的女人都躺在爱情白日梦里不肯醒来。“那么,就说个关于花儿的爱情故事给你们听,它曾经感动过我。”我把做成花瓣状的冰淇淋递给她们。她们不置可否地笑笑,爱情故事在她们眼里不过是无聊时为打发时光吹出来的更为无聊的口水泡泡。 那是我在一张旧报纸上读到的故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广州上学,旁边坐着个四川女孩,有机化学专业,正在涂紫黑色的指甲油。 故事里的她和他是同学,中学毕业就开始工作,她在离家很远的一家公司做文员,常常上夜班,乘末班车回家。他晚上总要大老远的骑了自行车到三元里,有点玩世不恭地斜靠在站牌下等她,然后他们手拉手走上一站,直到她家门口。每天如此,因为她的父母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他的原因是他没有工作,总是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 他们一天又一天继续着爱情,日子平静又轻快。每年情人节晚上,他都会拿着一枝红玫瑰等她,因为她没有节日。为了在一起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当然,他已经从游荡的少年转变为成熟的男人。他们终要结婚的,他们一直努力着。意外就在这时候打破了圆满的结局: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她为了赶一点儿文稿错过了末班车,只好打的回家。将近三元里时她让司机放慢速度,站牌下没有他。也许雨太大来不了,她这么想。回到家已经很晚,她没给他父母家打电话,担心吵醒一家人。 安睡一个晚上醒来,明媚的阳光洒她哀伤的脸上。他的父母来电话,告诉她:他昨夜已走,走在去接她的路上。 她仍然上着夜班,每天晚上坐末班车到三元里,下车,走一站,到家。她常常想象着他斜靠在站牌下,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玩世不恭地微笑着等她迎上来的样子,也常常想象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面对呼啸而过的末班车是多么的失望,又是多么焦急地骑上自行车去公司找她,结果被一辆货车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上。 很多年过去,她习惯每年情人节的早晨在三元里站放上一大束红玫瑰,悼念她最初的恋人,也让候车的男孩们取了花儿去送给心爱的女孩。 “煽情的烂把戏!”我的四川同屋听到这里好不犹豫地吹吹指甲,开始描眉。我继续读下去。 讲故事的人也就是作者也和我们一样是外省人,他每天坐公交车上班,每天路过三元里站。下着小雨有些冷的情人节那天,寂寞的他在车上听到这个哀伤的爱情故事,汽车停靠三元里时,他看见了站牌下的长椅上堆满了红玫瑰。 “唰”四川同屋抢了报纸去,扫读一遍。我们决定去一趟三元里。当然,一无所获而归,情人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次年情人节一大早,我们顶着寒风又去。 “又落个空,是吧?哈哈,两文学女青年。”林静把最后一口冰淇淋舔掉。 “当然不,玫瑰一定有,八成是某公司的广告策略。”刘欣点上一枝薄荷烟。 我喝一口凉了的绿茶,回忆那个早春的清晨,我们转了一路又一路的车,临近三元里,司机问有人下车吗?我们默不做声,车子从堆满各色玫瑰花的站牌前呼啸而过,风卷起路边的花瓣,落了满地。 “真的啊?”两女孩儿异口同声。 我告诉她们,故事是那份旧报纸从一本杂志上转载的,那本初载的杂志叫《微型小说》。 女孩们惊奇的眼睛里写有十万个为什么。 我笑笑,故事也许是虚构,那些玫瑰却确确实实地绽放过,关于爱的祭奠,它曾经感动过我,感动过我们这一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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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乐我奔跑 我开心我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