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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黄沙——七十年前的西路军魂 (不知这里是否有人喜欢历史?先发一帖试试看。去年开始,我又喜欢看些历史书) 1、让人如此感动的西路军魂 近日,凤凰卫视在连续播放“大视野”《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该节目共有五集,我只看到最后两集。 当听到主持人许戈辉最后几句动情的话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在我长大成熟懂得控制泪水之后,这也许是我首次为红军将士流泪。 在我们过去所读的历史教科书中,西路军的历史仅被一笔带过,而其失败原因,则如毛泽东所一口咬定那样,完全是“国焘路线”造成的! 即使我们估且认同毛泽东以其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作出的结论,我们也无法原谅,几十年来主流意识对这段历史的讳莫如深,甚或对西路军将士的作践和诋毁。 改革开放以后,原红四方面军旧部逐渐坐大——原西路军30军政委李先念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至于洪学智、刘华清、张震、秦基伟等老军头至今仍是炙手可热——,要求重新评价西路军的呼声日渐高涨。1979年,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着手撰写三卷《历史的回顾》,几年后出版,人们得以窥见西路军真实历史之一斑。 近些年来,经过史学界的不断挖潜梳理,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许多史实得以浮出水面,西路军历史得以重新评估。如,在张国焘“南下”和党中央“北上”的争论问题上,正统史学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南下与北上均有一定理由;这只是策略问题,而非路线问题;所谓“国焘路线”纯系子虚乌有,等等。 当西路军历史慢慢浮出历史地表之际,凤凰卫视以其惯有的人文关怀和宏大气魄,制作了这个节目,满足了像我这样的人的求知欲望。 原红四方面军三巨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在“十年浩劫”中被冤自杀身亡。1980年代初,在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党中央为其评反,重开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为这位昔日的老同事、老战友主持追悼会,原四方军及西路军旧部自李先念以下,一字排开,为昔日的老首长致哀。 徐向前在弥留之际,将老部下李先念召至跟前,要他转告中央:我死后不搞遗体告别;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大行山、祁连山上。李先念鼓励着老首长说:“您身体这么好,怎么会有事呢?”走出门,同样垂垂老已的李先念转头就忘了徐向前的嘱托,问其他人:“徐帅刚才说什么了?”徐帅秘书才告诉他徐帅的遗嘱。一年后,李先念阖然归去,遗嘱交待:骨灰撒在大巴山、大行山、祁连山上。 四方面军的两位老人为什么念念不忘这几座山?这是因为,这都是他们曾经摸爬打滚过、指挥作战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一直跟随他们浴血奋战的两万名旧部,在祁连山畔与敌人肉搏激战,惨遭屠戮,几乎全军覆灭! 有人说,张国焘失势后,徐向前、李先念等旧部转而投靠毛泽东,可以说是四方面军的“叛徒”。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这样忍辱偷生,又还能作出什么选择呢?也许,在西路军悲壮覆亡后的几十年人生旅程中,他们在心底深处从来也没有忘记埋葬在祁连山下的两万部属——那些也许时常梦回碧血黄沙的伟大军魂! 2、张国焘的“南下”与毛泽东的“北上”之争 当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被蒋介石围追堵截,处于山重水覆境地之时,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如及时雨般自天而降,并慷慨地接纳了他们。与其说是两军会师,还不如说是四方面军救了中央红军一命。 两军会师之时,在蒋军追杀之后,中央红军只余下8千残部。当四方面军有关人士问周恩来中央红军的人数时,周为了壮壮中央红军的胆,就说还余下3万人。而当时的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之下,不但未被蒋军剿灭,而且实力不断壮大,连家属一起达10万之众。 会师之前,四方面军自张国焘以下,都在渴望着与中央红军会师,如同失散的孩子时刻期盼着回到母亲抱一样。四方面军为会师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双方指挥员见面时抱头相拥,战士们兴奋得热泪盈匡,场面十分感人。会师后,四方面军大力支持中央红军,为后者调拔大批干部、人马、枪支,资助饷银、衣物,表现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兄弟感情。 可是,会师不久,双方领导人之间渐生隔阂。我读到的史书是这样讲的:会师之后不久,张国焘即摸清了中央红军的底细,看着中央红军衣衫褴褛的8千残部,傲气渐生,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明显看不起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中央红军领导人。 说实话,如果我是张国焘,以10万将士的领袖之尊,却要匍匐在败军之将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等人的脚下,听其使唤,说什么都有些憋屈。张国焘在与毛泽东等人的日常交流中,表现出某些自大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人非圣贤,又安能“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四方面军的压力,因此,在人事安排上也让了步,比如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让陈昌浩当政治局常委。 另有史书说:两军会师后,面对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及其四方面军,毛泽东感觉脸上无光,其狭隘的心理开始膨胀,不爱与四方面军领袖交流,说话则刻薄损人。于是,有人认为,会师后的矛盾主要是由毛泽东引起的。这只是一种说法,有待考察。 两军会师后,中央和军委决定北上建立根据地,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头行动,红四方面军事实上被分为两部分:徐向前、陈昌浩带领一部分与原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一起组成右路军;张国焘带领另一部分为左路军。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也随左路军行动。朱、刘原属中央红军,与毛、周等在一起,此次分开不知道为了什么? 张国焘并不同意红军北上,认为贫瘠的陕北根本无法养活庞大的红军队伍,而麾军南下至四川建立根据地更有保障。但张、毛、周、博等总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他赶快率部北上。张国焘不听中央号令,决定率部南下,同时,他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也率部南下。当时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按照红军规定,总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其军权事实上比总司令更大。别说徐、陈本是他的部下,即使不是他的部下,他也可以命令他们。史书说,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多次奉劝张国焘听中央号令,但他就是不听,其电报总以“朱、张”,即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出,可谓“挟司令以令红军”。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已明显感到:已经指挥不动张国焘了。 不久,张国焘发一“密电”给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俩火速率部南下。按照以往教科书的说法,张国焘此电的主要内容是:徐、陈要迅速率部南下,若中央不服从,即以“武力解决”,并从此开展“残酷的党内斗争”。如果内容确是如此,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率部夜遁也是可以理解的。张、毛等人不走,难道在此等死吗?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陈昌浩正在给将士们作报告时,外面送来一封电报。陈昌浩想作完报告再阅,就随手交给旁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拿过电报,在一旁看完,就马上跑到毛泽东住处,给毛看。毛看后即将电报内容抄在一张烟盒包装纸上,并让叶赶快送回原处。目前已面世的史料并没有记载,陈昌浩是如何看这份电报的,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当晚,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带领原属一方面军的部属,摸黑起床,悄然而行,离开了右路军营地。第二天一早,听到中央红军全走了,徐向前、陈昌浩大吃一惊,派快骑去追。追,并不是要跟中央红军开战,而是求他们回来,不要搞分裂。快骑追上了中央红军,但多方劝说无果,只好返回,徐向前摇头叹息,陈昌浩大光其火。在他们看来,中央红军太不道义了,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而且,这样搞明显是分裂行径。 现在,我们的头顶上悬着一个大大的谜团:张国焘真发过那样一份“密电”吗?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什么毛泽东阅后即率部离开? 在这前后几个月中,双方往来的电报现在均能找到原件,唯独这份电报原件已无可查考。陈昌浩阅后想必会告诉徐向前,他们看后会放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单单就这份电报遗失了?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密电”内容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吗? 叶剑英和毛泽东是现传“密电”内容的始作俑者,可是,这两人对这份“密电”好象讳莫如深,从不提起。陈昌浩兵败返回延安,地位等同阶下囚,解放后备受折磨,不堪忍受,最后仰药自尽,死时才60多岁。他更不敢再提“密电”内容了。张国焘在延安挨批时,只要有点可能的错误,他都一概承认,决不推诿,只有两件事死不认帐:一是没有杀害过曾中生;二是没发过这份“密电”。 改革开放后,原四方面军人物得势,这个历史谜团才有人敢提起。这个人就是徐向前。徐向前老帅回忆说:当时往来电报很多,如果有这么一份内容的密电,我应该不会忘记。言下之意是,他认为没有这么个内容的“密电”。 照徐帅说法推测,这份“密电”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会师后,毛泽东感觉难受,又指挥不动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他岂是个能久居人下的人物?于是找个借口一跑了之。毛泽东和叶剑英可能串通一气来欺骗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等领导人,说是张国焘来“密电”了,要徐向前、陈昌浩逮捕我们。你们瞧,电报内容就在这儿(拿出烟盒纸给他们看)。张、周、博、彭、林等人一看,着了急,只好连夜逃离。人家张国焘要我们的命了,不逃难道等死不成? 当然,这只是推测,并无证据。当历史成为谜团的时候,应该允许人们作出合理的推测。如果这份所谓的“密电”是假的,有关张国焘分裂的历史就得重写。 徐向前、陈昌浩见中央红军离开了,只好率部与张国焘会合。不久,张国焘另外设立中共中央,表示不再听从原中央的号令。在张国焘看来,你中央红军不义在先(擅自离开),也就别怪我张国焘不仁在后(另立中央)。 在红军的“北上”与“南下”的问题上,目前的主流史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北上有其合理性,南下也有其合理性,很难说北上就比南下更合理。看来,即使在中共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之下,史学研究也还是逐渐向历史的真实靠近。也许不久的将来,有关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亦会得到重新评价。 张国焘到延安后,基本靠边站了,因此郁郁不得志。国共合作达成后,他仍是政治局常委,职务则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由于心情不好,他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主席任内,他还是尽力做了一些事,后来觉得党对政府插手太多,他形格势禁,无法行使管理职权,因此心灰意冷。 促使他最终逃离延安的导因是他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受到审判、杀害。王明自国际回来,张国焘才知道,他的几个得力部下已被王明以各种借口在新疆杀害。他当场与王明争吵起来。此时的张国焘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了,除了逃离延安这个令他紧张兮兮的氛围,他似乎已无路可走。 后来,他只身逃走,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在他看来,国共既然合作抗日了,大家就是兄弟关系;既然在中共党内没事可干,那就到国民党那边去做事,一样抗日嘛。 可是,他错了。脱离党、背叛党,是他一生的重大过错。不管这个党如何对不起你,但你终究是党内一员,你曾发誓爱护党,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你现在离开党,跑到你曾经浴血斗争过的国民党阵营中去了,你就是对自己过去光荣历史的背叛,也是对党的背叛。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我一直认为,至少在建国前,中共是劳苦大众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张国焘背叛党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张本人对叛党行为应该也是后悔的,无法面对的,否则百万巨著《我的回忆》不会在写到逃离延安时嘎然而止。 应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他算是不错了。当得知他逃到西安后,周恩来先是派人,再是亲自去劝说他回延安;当得知他去意已决后,又安排将他的家室从延安护送到西安。 作为中共和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中共领袖,张国焘的晚年非常寂寞、凄凉,甚至到了生活无着,只能靠卖稿为生的地步。 历史弄人,造化弄人。在张国焘与毛泽东的较量中,毛泽东赢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抛弃了张国焘。 3、魂兮归来——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将士 经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等人从中斡旋,张国焘终于放弃自立的“党中央”,率部北上,途中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方面军会师,然后一起北上,与时在陕北的中央红军(当时已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大会师。 到延安后,张国焘名义上仍是政治局常委,与其他领袖依旧称兄道弟,但他事实上已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兵权。 大会师后,由于陕北养不下庞大的红军队伍,红军迟早将被国民党剿灭,因此决定转移。当时中央商定的路线是,渡河向西发展,占领宁夏、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以求得苏联的支持。 最有战斗力的四方面军成了西进的先头部队和主力。 在四方面军渡河过程中,中共中央总是发出前后矛盾的电报,一时指示部队继续渡河,一时又让立即停止渡河。这样矛盾的指挥,让渡河将士无所适从。当徐向前、陈昌浩渡河之后,中央又命令立即停止渡河,原地待命。可是,河岸已被国军胡宗南部占领,徐、陈已经无法返回。跟随徐、陈渡河的四方面军将士大约有1.5万余人,另有几千人是一方面军董振棠部。其他部队则被国军截断,留在河的东岸。这样,四方面军被人为地分为两个部分。 张国焘受到批判后,一再叮嘱四方面军将领,以后唯中央命令是从;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抗日斗争事业,红军不能再搞分裂了。因此,四方面军将士再也不敢违抗中央命令。中央说走就走,中央说停就停;中央说向西,四方面军不敢向东。 徐、陈率部落单后,即电告中央渡河部队的情况,中央命他们成立西路军指挥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配合中央红军主攻宁夏。徐向前为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陈的权力更大。后来,中央没有攻下宁夏,就再命西路军向西,朝新疆发展。 在经过青海时,遭到马步芳、马步青兄弟所部截击。马氏当时能即时武装十几万人马,国军又大力支持武器装备,其军力远远在西路军之上。在与马部周旋、激战过程中,陈昌浩“吸取教训”,唯中央命令是从,指挥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徐向前多次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劝说他,要他灵活机动,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中央远在陕北,不清楚我们的情况,不能完全听中央的。但陈昌浩不从,因为他和张国焘一样,吃尽了“抗命”的苦头,再也不敢违抗党中央的命令了。于是,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战斗中作战,以弱势兵力迎战强大的敌人,这无异以卵击石。当时的陈昌浩非常年轻,不到三十岁,是个非常果敢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但在教条主义支配下,他经受了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 西路军将士经过惨烈的战斗,最后几乎全军覆灭,其惨状不忍卒睹。西路军高级将领中,除徐向前、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及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等少数外,几乎全部遇难。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战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被马氏兄弟追杀的过程中,西路军曾多次向党中央求救,但中央并不重视,说要靠他们自己。在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停战之后,西路路仍在浴血奋战中,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电令马步芳停止进攻,但马氏并不很听国民党的命令。这些地方军伐,为了守住自己的地盘,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中共中央只好派出援西部队,由刘伯承率领支援西路军。援西部队迁延数月才到达黄河东岸,而此时,西路军已经全军覆灭。从徐帅《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全力谈成国共合作,不敢冒犯蒋介石,因此,指示援西军,不可与马匪接战,一切以和谈大局为重,免予蒋介石借口。援西军就一路迁延,时进时退,未能及时予西路军以援手。徐向前元帅对中共中央的作法做表示理解,毕竟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更重要,以局部牺牲赢取全军生存是当时的大方向。 最关心西路军的只有张国焘了。他每天念叨着西路军将士,可是他已经无力表达意见,只是不停地发电报告诫徐、陈,一切听党中央的安排、指挥。 战败后,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程世才、李先念等高级将领率数百人逃跑,途中决定分头行动,徐、陈带了一个警卫排突围,余下的部队由李先念、王树声等人率领就地打游击。在警卫排全部阵亡后,徐、陈成了孤家寡人,化装成商人、羊倌逃窜。路过一家湖北人家时,陈昌浩表示不愿再走,想等养好身体后再回湖北拉队伍干革命。徐向前孤身一人,历尽千辛万苦,逃窜数月,才潜回延安。经过一段时间后,陈昌浩也回到延安。王树声率领小股红军打了几个月游击,最后只剩下他单身一人潜回陕北。 由李先念等人率领的小股红军一路向西打游击,躲避敌人围堵,碾转到达新疆,由先期到达新疆的共产国际代表陈云等接走,终于找到了组织。改革开放后,李先念累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但在那个时候,他只是陈昌浩、徐向前手下的三十军的政委。 有关西路军残部亡命天涯,劫后余生的悲惨故事,可参见刘秉荣《西路军魂》一书,读之感人至深。后来许多共和国的将军,都是这样逃出生天的。 由四方面军分出去的西路军全军覆灭,四方面军未渡河的部队由中央统一指挥、调度,由彭德怀指挥。后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其中的129师主力即由原四方面军改编而来,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后又任命邓小平为政委。之后的刘邓大军的最先主力来自四方面军。 徐向前与陈昌浩均是张国焘旧部,到延安后却受到不同的待遇。徐向前由毛泽东留用,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创造性地提出平原游击战的理论,取得很大成效,解放后被授予元帅军衔。改革开放后,徐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昌浩在延安则总是挨批,后去苏联学习,解放后仅被安排做编译局副局长,相当副部级,“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直到改革开放后,陈云、邓小平等人才为他评反。两人的结局可谓天壤之别,个中情由,还值得好好分析。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在陕北召开批判国焘路线的会议上,毛泽东一口咬定,完全是国焘路线造成的。可这只是一句话,谁也不敢深究到底什么是国焘路线?为什么是国焘路线造成的?西路军在作战过程中,不总是停从中央号令吗?张国焘何曾私自指挥过西路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过:当时西路军失败,说是国焘路线造成的,可是,大家都不问为什么?我也不好问。当时,徐是西路军总指挥,逃回延安后,整个一败军之将,哪里还敢饶舌?但徐帅既然这样说,说明心里是不承认毛泽东的看法的。 也人有这样看:中央之所以在西路军渡河之际,总是发出自相矛盾的电报,目的就是为了分裂四方面军,使张国焘成为光杆司令,直至彻底整跨他。因此,在西路军半渡之时叫停,将西路军隔河分为两部分。如果真是这样,西路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若地下有知,该去找共国和缔造者们求命索魂了! 回想西路军的历史,我很难理解:什么四渡赤水呀,什么飞夺泸定桥呀,电视、电影一大把,而惨烈的西路军历史为何不拍成电视、电影,让共和国的后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力战而亡的西路军将士?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讳言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历史,可是现在,难道还不能正确对待这段历史吗? 我们真该为西路军痛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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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乐我奔跑 我开心我歌唱
问一言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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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曲谨 不若疏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