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如果他地下有知，对今天的纪念或许会不开心，因为他是主张大家忘却他的。他希望他的文字能速朽，说如果很多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书，才真的悲哀。
但总有人读他的文字，总有人会想起他－－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淘气的孩子，那个与伙伴夜里乘乌篷船去看社戏的迅哥儿，那个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的战士，那个叼着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冷漠的智者……
70年前还是70年后，鲁迅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沉重。今天，我们希望能够以平民的心态来平视这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人。
一辈子论战，一辈子不原谅
鲁迅说过，当时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总是以一个斗士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一辈子都在和人论战，一旦决裂了，就再也不会“宽恕”。
他为什么那么爱骂人？
1894年，鲁迅的祖父由于涉嫌科举舞弊案入狱，从此家道中落。在他父亲一代，家境更是每况愈下。如果你的父亲是家中收入的主要来源者，而他躺在家里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如果你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两个弟弟需要照顾；如果你因为家中穷困在上学路上常受人欺负……等你长大了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由于鲁迅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主要是由中医来诊治，他的一生就再也不相信中医。他到日本学医，就是为了医治像他父亲一样的千千万万的没钱看病的人。当他在日本学校里看幻灯片，发现日本人杀害一个为俄国人“做间谍”的中国人时，他从小在心中积聚的悲凉便再一次迸发出来。回国后，他事业并不如意，只是在绍兴老乡蔡元培的介绍下，到北京的教育部当一个小科员，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鲁迅，对社会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他一旦看准了的，就决不容易改变。对于他憎恶的人和事，如果他开口，肯定会毫不留情，“绝不宽恕”。
他骂的人，都是当时的名人
很多人说，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其实并不准确。他的敌人，都是那时文坛的名人，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
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18年8月至1926年8月，鲁迅曾经收到胡适19封信，并回复了其中的16封，两人曾多次互相赠书，一起喝酒，但是由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决裂（而胡适与周作人关系一直很好），再加上两人观念的日益分歧，曾经的适之就变成了“胡博士”，“名教授”，后来在《伪自由书》等文章中，更是称胡适“常发谬论，和官僚一鼻孔出气”。1923年林语堂留学归来，被胡适“招聘”到北大任教。1924年他们一起参加了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中坚力量，1926年当鲁迅与以陈源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论战得不可开交时，林语堂曾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后来两人在北京终于待不下去时，先后去了厦门大学任教。应该说两人的友谊还是很深的，但是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当两人在上海重聚时，鲁迅的战斗立场更加明确，而林语堂则提倡“性灵”与“幽默”，于是终于在1929年的“南云搂”酒摊上闹翻，尽管其中原因至今仍颇多争论，但是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鲁迅再也没有回过头。
1936年鲁迅逝世，在纽约的林语堂写下了《鲁迅之死》：“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在那个时代，鲁迅与文化界、思想界的大人物交往很多，但终于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他的朋友。徐志摩归国后，宣称中国只有他一人懂莎士比亚，在诗界更是意气风发，鲁迅便写出打油诗《我的失恋》来讽刺他，从此结怨。而对梁实秋，更是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用极为“刻薄”的语气来痛斥。鲁迅成名后，基本上就是在各种争吵声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太多的事让他无法选择沉默，于是他一次又一次拿起了笔。在一个个深夜，周围都静了下来，坐在灰暗的灯光下，在香烟的忽明忽暗中，在一阵阵打破周围寂静的咳嗽声中，不知道鲁迅是否会感到一丝孤独？
他骂人，君子坦荡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人们始终认为，与他们进行激烈争吵和交锋的鲁迅，也是“君子坦荡荡”，因为鲁迅绝少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争。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归来，1928年其《绿天》由北新书局出版，她送了一本给鲁迅，并注上“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等字样。在鲁迅生前，苏雪林对鲁迅是很敬重的，但是在鲁迅死后，她却攻击鲁迅“多疑，善妒，复仇心强烈坚韧”。在她移居台湾地区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攻击。相比之下，鲁迅生前与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之间的“吵架”却坦荡很多。没有这样的争吵，现代文化就少了诸多精彩。
“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鲁迅母亲
那些大爱，散落人间
长兄为父，他无愧于心
鲁迅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3人。1902年，他漂洋过海，去了日本。被母亲以“病重”为由骗回国的鲁迅在第四天，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此时，周建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鲁迅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鲁迅终于兑现了承诺，兄弟3家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500大洋，相当今天的5万元。
八道湾这所大宅子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后来，教育部接连5个月发不出薪水，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钱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正如很多年后，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所讲，兄弟二人最终由于家庭矛盾闹僵。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8月2号，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集“大仁”和“悲悯”于一身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家里为鲁迅娶了一个妻子，她叫朱安。1926年北京女师大风波后，鲁迅与女学生许广平渐行渐近，两人最后在上海安定下来，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生下惟一一个孩子，取名海婴。在上海的9年生活，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岁月。其间鲁迅一直负担朱安的生活费用。尽管鲁迅一直致力于批判所谓封建社会的孝道和旧式婚姻，但是他却始终是一个孝子，一直没有摆脱旧婚姻给他的桎梏。
已经77岁的周海婴几年前曾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近日，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了对周海婴的专访。周海婴称，自己的诞生是一个意外，“父母觉得当时的生存环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觉得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由于避孕措施的失败，最终才有了自己。 在儿子周海婴的心目中，父亲永远是世上最慈祥的人，他集“大仁”和“悲悯”于一身，对家人付出千百倍的爱。鲁迅经常亲昵地叫小海婴为“小狗屁”，而小海婴也很早就懂得了孝顺，懂得为父亲点烟，在晚上还经常帮父亲赶走吵闹的猫。
小时候的海婴，在他眼里父亲就是父亲，跟别人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两样。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去世，万人空巷，这才让他幼小的心灵感到震颤。那一年，他年仅七岁，理解和享受父亲身上的坚韧、刚毅、睿智、慈祥和爱心的时间太短暂了。
朋友之情可昭日月
鲁迅似乎总是在孤军奋战，他与胡适、林语堂这样大腕儿总是难以相处。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却并非难以接近。上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开始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的活动，刚到上海时，就常住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为他题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与之共勉。1933年3月，鲁迅帮瞿秋白在自己家附近租到房屋。瞿秋白遇难后，1936年7月已经病重的鲁迅还在为出他的文集而操劳。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成为上世纪30年代最动人的故事之一。
1934年10月，鲁迅结识东北青年女作家萧红，就开始为她操心出版《生死场》的事情。萧红从东北逃往到上海后，无处可去，就住在了鲁迅的家里，也是鲁迅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帮她租到房子。萧红后来回忆，1935年，有一次她去街上买早点，用来包油条的纸竟然是鲁迅一篇译文的手稿。对那些所谓的大人物，鲁迅常常毫不留情地予以讽刺，而对处境艰难的文学青年，鲁迅却常常连找房子这样的小事都要亲自操劳。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枪杀时，鲁迅悲愤到极点，他对青年的关怀可见一斑。
本组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彭骥 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