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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为当今文学界的沦落一声叹息
文/余世存 (原题：可怜文学贫贱骨 ) 文学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学，它是我们的宗教，情操，人伦教养。它是我们最初的信念，我们最后的叹息。 正因为如此，当今文学界的沦落令人对文学心生绝望乃至厌恶，它对当代中国人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 中国文学有着足以自傲的伟大传统。古典文学的丰富珍贵不用说了，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时期，也有黄遵宪、鲁迅、胡适、郭沫若、沈从文、老舍、穆旦等人荣耀并维护了文学之名。文学一直是中国人的生命情怀。即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期，文学仍然担当了它命名并叙述人性的使命，仍然担当了表达一个时代经验的使命，由北岛和崔健们开创的当代艺术都是以文学的力量抵达社会又抵达人心的。 但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文学从挑战解构权力开始，到献媚于市场，最后依附于资本、权力，最终以感性权力的名义重构了人民大众的文学视野。这一沦落过程最先由文学外的知识界思想界揭示出来，早在王朔现象期间，知识界就担忧过文学的犬儒化问题；《雍正王朝》等影视出现后，秦晖等人直言文学的背叛；到《英雄》、《手机》上场，一位很少关心窗外事的学者惊讶，“文学界的人原来这么落后！” 这种文学的假面最后由文学批评本身来撕破。朱大可、李建军、萧夏林等人是其中几位难得的文学批评家，他们诉诸常识的批评在文学和文学批评全面滞后的情势下显得罕见的勇敢。 李建军等人不留情面地批评池莉“媚俗”、王安忆“虚无个人主义”、莫言“残酷”、贾平凹“仿古糟粕”、二月河“唯皇史观”，成为近来文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朱大可说得绝决，“我跟文学的离婚无可挽回”；萧夏林批评金庸、跟余秋雨打官司海内皆知，而他对文学界的全面揭露和批评几乎得罪了所有文学界的人，“一个人的文学界战争”为他惹上了一身官司。 文学界的种种热闹，令人对文学心生绝望乃至厌恶。当代文学有如闻一多说的“死水”，只有臭鱼烂虾们在其中鼓噪，喧哗，陶然自得。它对当代中国人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 因为文学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学，它是我们的宗教，情操，人伦教养。从“日出而作”、“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开始，它是我们人生世界的起点，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它是我们人生世界的边界，是我们最初的信念，是我们最后的叹息。 文学之于中国人的情感是难以言喻的，也因此，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人的反应才会那么复杂。中国人对于文学有着太多的而也太单纯的寄托。但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体制、资本、技术、学问、知识、市场、全球化等不再安慰人时，在人们最需要文学时，却背叛了人。 全面梳理文学的当代流变并非本文的任务，也非本文所能承担。这里只是指明，当代文学的源起，以及它在今天的状态。 文学是人学。北岛和崔健们开创的时代艺术正是如此与人的精神合一的，它反抗体制、权力，寻找个体的权利及社会认同，它也确实激荡过人心。但今天的文学已经不再属于人的精神，它是作者的工具，更是作者的玩物，在资本和权力的保证下，充满生机活力寻找向上突破之路的当代文学变得“温柔敦厚”起来，完成了体制化。 体制文学的诱惑是空前的，它的感性权力也是空前的，因为它覆盖了一切，遮蔽了一切。它借用行政的手段、司法的手段乃至文学性感或构陷的手段来打击一切异端和不和谐音，它甚至能够借用市场的或异常的手段来迅速屏蔽异端。它淡忘了人生社会，泯灭了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它甚至不知羞耻地自我奖励，自我表彰，自我封赏。正是在文学的共谋里，人的存在状态有如原子式个人，少有同情，无能沟通。 一位民间作家说，他在中国社会经历的事实远远超乎当代文学的想象。文学的贫贱是入骨了。也因此，最终唤醒我们的同情心的，最终激起我们的良知正义情感的，是那些朴素的纪实文字。 愿与文学界的朋友共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8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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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四川省文学界回应“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事件 四川省文学界回应“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事件 --------------------------------------------------------------------------------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6-06-30 09:02:06) 持续一个多月的“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事件，在我省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作家、文学批评家以及文学杂志的编辑纷纷发表意见，带共性的观点认为，思想界对文学界的批评有失偏颇，但可以促使作家的自我反省。 这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 对思想界指责文学界缺乏思想性，四川文学界人士认为，这种现象肯定存在，但不是普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 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的确有一部分作家，基本不关注社会，存在一种浮华之风。写作内容是伪小资、伪中产阶级的，而在立意上极力表现对奢侈、浮华的向往，甚至认为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对关系民生疾苦的问题置若罔闻，对国家未来发展也不关心，就喜欢写点个人的小感觉，小烦恼。但他同时认为，一些思想界学者指责“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有失偏颇。这仅仅是部分作家中存在的现象，而非整个文学界的普遍问题。“这次思想界的发难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可以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促进作家的自我反省”。 《当代文坛》主编罗勇认为，目前很多文学作品确实存在圈子化、脱离现实的问题，但同时还是有很多小说是反映当下生活的。比如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故乡在远方》，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贺享雍的《土地神》等，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作品，给人以强烈震撼。在他看来，那些指责文学界缺乏思想性的思想家们，或许是针对文学界前一阵“个人情感、小圈子”写作提出的。近两年这一状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关注现实在抬头。“如果思想家们只是在有限阅读的情况下，来对中国文学进行指责，这确实有失公允”。 其实，四川文学界与中国文学界一样，也经历过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过程，在前几年探索怎么写的过程中，弱化题材现象确实存在。但四川文学界关注现实的作品并没有在探索过程中断脉。 “炮轰”是一种警醒 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这次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承载了很多的社会功能，如舆论功能、社会学功能等。 如今，中国文化市场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阅读的多元化需求，使文学题材、形态也呈多元化发展。文学的层次性也就细分出来，既有描写表层社会生活的，也有描写人类深层精神生活的，前者易懂，后者相对较难。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很多作品都是二者兼容。 “然而，这一时期确实也滋生了另一种态势———理想的人文关怀在削弱，一些作品在现实尖锐矛盾中显得软弱无力。”廖全京不无忧虑。他认为，作家有三点不可或缺———真诚、悲悯和反叛。四川作家中没有反叛精神的大有人在，对流行的时尚、潮流缺乏清醒认识。在市场化和娱乐化写作的引诱下，我省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反映休闲化、市民化的东西多了一些，让读者以为文学就是通俗的东西，这跟一些市场化媒体的导向有关。“一个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没有高层次思想追求的世界是‘动物世界’”。 在任何时代，真正承担现实苦难、面对心灵责任的作家总是少数。罗勇认为，一个时代有几部杰作已不错了，要求每一部作品都有思想、有深度，能震撼人心灵，这显然有些不现实。“不能奢望所有的作家都成为精神战士，从而‘直面惨淡的人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未必合理。此次思想界发问，实际上是给中国作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目标。” 接受采访的部分四川作家认为，此次思想界的“炮轰”以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击，都是正常的，只是两个学界都应该多一些宽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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