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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项羽
[楼主]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2006/08/30 08:25
点击:96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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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近几年,围绕楚霸王项羽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书场、专题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间或多或少有些许为项羽鸣冤叫屈的情绪。项羽身后向来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当为其评价最力者,然而只涉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它。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直评项羽因不厚不黑而败,这就牵涉到刘项优劣论。时下汹涌的不平之气,或许就是对不黑不厚说的呼应。其实,不论人们对项羽怀有何等情感,事实总是事实。细读《史记》就不难发现,项羽绝非人们心目中的直肠汉,也不可能与厚黑无涉。有关项羽的历史功过得失,学界论之甚详。笔者只想对一些一向为研究所忽略、又关系项氏成败并对后世有启示意义的项羽现象略作归纳。

第一,项羽的个人品质造成了他的失败。首先项羽绝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马迁认为他才气过人。刘邦也认为在勇悍仁强方面自己非项羽可比,对此韩信亦有同感。但项羽这种过人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反而使他成为直继暴秦的统治者。项羽的本性是极度自负。陈平对其鉴定为“不能信人”、“意忌信谗”。在项羽眼里,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亲,弄得自己很辛苦。这使人联想起秦始皇。侯生、卢生有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项羽也是逢战必到,疲于奔命,最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更加形单影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夫。司马迁评秦始皇曰:“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评项羽曰:“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次是苛察。苛察大概是项氏家风。其叔项梁起义后不久拒绝一门人求职时指责对方某时未办好某事,是为其证。日后,殷王司马卬叛楚,项羽派陈平等击降之。不久,司马卬降汉,项羽就要追究上述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导致陈平归汉。相形之下,刘邦的部属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过他或投降过项羽,均未受追究。所以,项羽虽常胜,人却越打越少;刘邦虽常败,人却越战越众。又其次,项羽继承了赵高的一套统治术。赵高曾献计于秦二世,说欲巩固其统治,唯有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项氏在分封时正是这样干的。他将原来的齐燕之王分别贬为胶东王、辽东王,而将齐燕之将分别封为齐王、燕王。正是这种统治术,迅即酿成了不安定因素,并最终断送了项氏统治。经历过暴秦统治的广大人民是绝不能忍受项氏统治的。天分反成事业之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项羽现象提出了历史人物作用的阶段性命题。彼得原理有无能极一说,即某个系统里的人达到其力难胜任的岗位,不称职现象便随之产生。项羽的情况正合此理。可以说,在反秦风暴中,如果没有项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夺权前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救赵时的果敢绝决,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但以此为限,其后的局面就非项羽所能胜任。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既是项羽的最辉煌胜利,也成了他失败的开端。这些与诸侯联军人数相去不远的俘虏,如果不杀,总是心腹之患。而一旦杀降,项羽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无法在关中立足。又如分封,也非项羽份内事,项羽挟威势强行包办,弄得怨声载道。于是,项羽就从顺应历史潮流走向了反面。对此,项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他以为自己既然在军事上有一套,其它方面估计也差不了。耐人寻味的是,时过两千年,项羽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仍可以大行其道。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事物指点江山。那么,项羽同时代的人默认了他的自负就不足为奇了。但事实让天下及项羽本人大失所望。如果项羽当时不去争夺支配权,他肯定不会迅即覆灭。或许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可惜,项羽及其它情形相类者当时绝不会有这份自觉。人类注定要在错误中成长。
最后,项羽蔑视知识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国社会情绪。少年时代,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均浅尝辄止。在项羽眼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可见,知识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项羽抹杀义帝的功绩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情绪。他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话虽说的有力,可却不是事实。义帝是在项梁败死,楚国受重创之后出面主持大计的,他亲自布署了攻秦的两路人马,完成了陈胜、项梁未能完成的大业——灭秦。设想,如果印刷厂厂长出面否认一本畅销书作者的作用,建筑队长出面否认一个杰出建筑的设计师的作用,一定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但项羽的上述言论却能深得人心。甚至司马迁或者都被其骗住,《史记》就没为义帝立传。无独有偶,刘邦定天下论功行赏厚封萧何,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看看,项羽心态有多么大的市场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刘邦对待知识的功用能深明大义如此,刘胜项败,固其宜矣。项羽先抹杀义帝之功,后杀义帝之身,此等行径岂是与厚黑无涉。按刘邦的上述说法,项羽之谋杀义帝无疑是功狗噬功人。其厚其黑,天地共鉴。
深究起来,对项羽的歧读皆源于司马迁的记叙。特别是将刘项二人相互参看时尤其如此。当司马迁着力描摹时,项羽总是威武雄壮,气势夺人;刘邦则平淡无奇,甚或猥琐。于是便有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确实,刘项相争,项羽处处压刘一头。然而,项羽的刚猛无俦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行。所以,虽然频频取胜,却最终魂断乌江。欲读通项羽,必须读司马迁为刘项二人各自所下的赞语。司马迁对刘项二人所下的赞语恰好与正传相反。对刘邦评价极高,对项羽则贬斥甚多,若再与各自的本纪相参,却又都是与事实兼容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成于一手且反差明显的评价竟能完全谐和地出现在历史的背景上。其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矛盾着的事实所构成。项羽的事实是,他的确威武雄壮,可惜这只是小节。大节是在灭秦之后,项羽其人其情是反社会的。那么,看历史人物,只管往大节处看。当一个人大节有亏时,即便其小节可歌可诵,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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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秋过留痕  发表时间: 2006/08/30 09:57 

回复:哦!原来如此~
看来有时候,历史是需要反思的。

※※※※※※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 做人要存一点素心 ---------------- 相约[幽梦帆影]^!^
[楼主]  [3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8/30 13:35 

回复:古史杂识之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对于汉王朝的兴起,司马迁曾如此评论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由于秦汉交替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创伤,秦灭楚亡始终是历史关注的焦点。有关项羽失败之原因探讨,也不是一个新鲜命题。早在汉帝国建立之初,刘邦君臣就讨究过这个问题。自那以后,对此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的不说,单就近世而言,说法亦有多样。最没有争议的是人才问题上的得失;各具特色的则有阶级出身论,以为项羽代表旧贵族利益,故不敌刘邦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2]有不顺应历史潮流,分封不得人心论;[3]有项羽不厚不黑论,以为其未能及时地置刘邦于死地,最终败下阵来;[4]等等。笔者以为,人才问题之得失确系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其它的论点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未免牵强失当。让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看看项羽之败的症结何在。

探讨先朝得失,尤其是探讨前朝败亡的原因,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几乎每个新朝的开创者都急于得出某种结论,以免重蹈覆辙;并想借此规戒子孙。周武王灭商伊始,就企图与纣王之兄箕子讨论商灭问题;[5]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也与群臣讨论过周所以亡的原因。[6]同理,汉帝国成立后,秦亡及项羽败亡原因也立刻被提出讨论。但是这一类讨论或因距事发过近,仓促检讨未必能切中要害;或因就事论事,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及其欲图借鉴之目的均不甚妥贴。
汉初对项羽败亡的讨论就非常简单。还在都洛阳的时候,刘邦就让群臣对汉所以胜、楚何以败畅所欲言。[7]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对于臣下的这种认识,刘邦认为只是项羽败亡的原因之一,且不是最重要者,所以他笑驳二人,谓之:“知其一未知其二。”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其二”又是什么呢?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其实,君臣所说的都是人才问题,只是刘邦所说为栋梁之材,高、王所说涉及到的仅是团结一般的人才。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9]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于没有。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处,均见《项羽本纪》。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专论。[10]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是汉三年楚汉相持于荥阳,楚占上风,汉提议划界讲和,项羽欲允,范增反对,以为“汉易与耳”,遂急击荥阳,终未能擒获刘邦。在无把握一举置刘邦于死地的情况下,不允议和,恐怕不能视之为高见。尽管和约未必能长久保持和平,但项羽的让步至少能在道义上赢得广泛同情。上述三策,至少有两策失当,剩余一策无失算,但也非要害之争。所谓范增的计谋不过如此,不用也罢。或许范增还有一些良策失载于史,但范增在日,项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杀怀王心,不击汉而击齐,为其错之大者;范增死后,楚亦有大胜;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至于范增死后,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邦建立了广泛的反楚统一战线,并开辟了多处战场,令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力量耗竭所致。回顾楚汉相争的历程,项羽屡战屡胜,完全是亲征的结果;刘邦屡战屡败,却能迅速结集力量,卷土重来,并不断以周边战场的胜绩使楚军在主战场的频频告捷显得毫无实际意义。这种战争模式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这种模式中,项羽身边有无范增,原无多大区别。
除有才不用,无才可用这两大弱点之外,项羽还有用人失当的问题,如郑昌无力守旧韩、曹咎不守将令失成皋、龙且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周殷叛楚助汉势。用错人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亲,韩王郑昌为故秦吴令,系项氏早期结纳的故交;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均于项梁有救命之恩。此数人未闻有大功于楚,他们竟踞高位,这对楚军将领的积极性或有严重挫伤。由于这些项羽故旧均非干才,委其独当一面,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曹、龙、周三个事件对项羽的打击是最为致命的。由此可见,用错人的危害,绝不在不重人才、不善于团结人才的危害之下。

对项羽败亡原因的反思,还有项羽本人提出的“天亡我,非战之罪”说及司马迁对此论的抨击。司马迁论道:“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1]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项羽败亡事件放置于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其结论较之于刘邦君臣提出的单一人才问题显然要高明得多。项羽的败亡确实是从他号令天下,主持分封之日起就渐次发生了。项羽背叛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之约,放逐义帝,失德已显,无怪诸侯纷纷效法;自矜其智,专以暴力统治为务;信奉武力,所有的叛乱,项羽均派兵击之,而不考虑武力以外的手段。于是,尽管项羽胜利频频,但叛乱的愈伐愈多,与秦亡前天下崩析之状极为相似。无怪司马迁要将项羽与暴秦相提并论(虐戾灭秦自项氏)。
当然,这里的天绝非指冥冥上苍及异常的运气,而是指人的禀性及时代需求。所谓禀性即人之天性,其构成极其复杂。项羽的禀性与常人大致相同,只是其残暴的特质又迥异常人。项羽初登历史舞台即是以一种极其凶悍的姿态亮相的:他斩秦之会稽守后,旋即格杀数十百人。[12]载于史册的反秦武装的第一次屠城也是项羽所为——屠襄城。[13]第二次屠城,也有项羽参与——与刘邦攻城阳屠之。[14]之后,他又坑秦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屠咸阳,坑齐降卒,杀义帝怀王心,可谓罪行累累。在秦之暴行,日人泷川资言将其比之为伍子胥入楚,唯欲快其心而已。[15]其实不然,项羽未诛杀害死项梁的罪魁祸首章邯,说明他还是照顾到长远政治利益的。在秦之暴行,完全出于其本性中占上风的施暴冲动。参之以怀王心的背景亦能说明这一点。怀王心祖父客死于秦,国又为秦所灭,但其号令攻秦时,谆谆以不得行暴为戒。所以,项羽在秦施暴不得完全归结于复仇。项羽在扑灭叛乱的征战中,肆意残杀,结果,激起了更顽强的反抗。项羽的残暴除了其天性中固有者之外,还有一些从秦政中习得之暴。项羽于分封一事也是重封诸侯将而轻封诸侯,就是奉行了赵高为秦二世进策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之意,[16]他将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分别贬为代王、辽东王、胶东王,而将赵相张耳、燕将臧荼、齐将田都分别封为上述三地之王。项羽还剥夺了韩王成的王位,后又废为侯而杀之。[17]这样一来,在施暴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动乱的祸根。
项羽的残暴似与当时公认的“仁而爱人”的口碑极不谐调。人性原本多组相反的矛盾组合,又由于教化的作用,使得本性的外现增加了掩饰性。不容否认,项羽的天性中有仁爱与残暴并存,但这种仁爱一经表现出来,便具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不仅可以博得好评,满足他需要赞誉的天性,而且可以令人为其效力。曹咎、司马欣、郑昌就是项羽仁爱的受益者。这些人的得益,给项羽带来了知恩图报的虚誉。与项羽的仁爱同样受到公认的,还有他的不肯赏人功的特质。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韩信所说的“妇人之仁”。经韩信一点化,项羽“仁而爱人”的一面就徒有其表了。不肯赏人功除了是政治上的短视之外,也是项羽本性中自私自大的因素作祟。而自私自大又往往是残暴的先决条件。于是乎,项羽的仁爱使社会得益极小,而他的残暴则对社会危害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暴不仅为项羽最重要的行为标志,亦是当时社会的切肤之感。那么,项羽是继秦而起的暴君,当无疑义。
由于项羽以残暴立世,他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什么是时宜?按司马迁的观点,就是历史的自然韵动,其中包含着补偏救弊的因素,或可名之曰“世情、民心、时代需要”。司马迁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18]忠,意为质厚;敬,意为多礼;文,意为尊卑。自周衰,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可谓文敝已极,世道需要质厚的调养。而秦之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为,有违质厚之道,与社会需求相抵触。秦以暴兴,不能救时弊,最终为民众所唾弃。项羽以暴继秦,视人命如草芥,任意砍杀;视天下为私物,寸土不肯予人;其逆时代而行,必然蹈亡秦之覆辙。项羽在兵败垓下时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居然也悟到了“时不利”这一要害。但他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所以为司马迁痛斥。
项羽的残暴特质是项“天亡我”论的最重要成因,而其在人才问题上的失误亦可从其本性中找到根源。司马迁论项羽为“才气过人”,事实上,他确有过人之能。正因为如此,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容不得人,韩信、陈平、张良甚至范增都未能留住。自大的同时,项羽的猜忌心极重,故此中了陈平的离间计,疏远了钟离昧、范增、周殷等人。[19]周殷的叛楚归汉或与此有关。项羽爱人的特质又为他招来了一批无用之人,[20]错用了一些无力承担重任之人。因此,项羽在人才问题的失误也可归咎于“天亡我”的范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项羽的一切失误都可以从他性格上的缺陷得到解释。而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最终使他不合于时代。这两方面的结合注定了项羽的统治在历史上只能昙花一现。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有一定的影响的观点究竟在项羽败亡问题上占多少分量,值得怀疑。首先是阶级属性论。旧楚灭亡时,项羽只是个不足十龄的孩童,家族的旧贵族成份对其有多大影响尚属疑问。作为单一个体,即便属于旧贵族,是否一定比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境界低下,历史尚未提供过确凿的证据。因此,不能简单下结论。其次,分封开历史倒车论。分封在当时是唯一可取之选择,对此,笔者有专论。[21]联系到刘邦在汉初的分封,可以断言,项羽的分封也是势在必行,与时代需求无抵牾,与其失败关系甚小。第三,不厚不黑论。项羽无视怀王之约及怀王的存在,悍然主持分封,不可谓不厚;杀义帝及韩王成,不可谓不黑。至于鸿门宴上不杀刘邦,实在是因为不杀比杀更有利,不能算失误,[22]与厚黑无涉。这些观点显然没有洞见项羽败亡的关窍。除此之外,基于楚汉战争的最后结局,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项羽在军事上靠逞勇斗狠取胜,在政治上更一窍不通,十分愚昧,显非刘邦之敌。一旦验之于史,就不难看出这种貌似合理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项羽只是个一味逞血气之勇的莽夫(尽管他确有这种倾向),在政治上毫无可取之处,他就不可能在秦楚之际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对秦战而胜之,并收拾残局,称霸全国达五年之久。项羽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可圈可点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杀宋义、援赵取胜。针对宋义提出的“承秦赵敝”畏战托词,项羽敏锐地认识到秦破赵后将无敝可承,于是他果断地斩了宋义,取得了援赵楚军的指挥权。钜鹿之战固然是在项羽一往无前的气势鼓舞下取胜,但此等重大战役,其细微处亦非常人所能设想,可以肯定,只有周密的布置,才能取得以少胜众的战绩。其二、击降章邯。钜鹿战后,秦军与诸侯军相持于漳南,陈余遗章邯书或为项羽指使,意在攻心,待章邯谋和时,项羽乘其懈,急击大胜。随后章邯约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及时接受其降。项羽不杀章邯而坑降卒亦是一种谋略,留章邯等,可使其治秦;坑降卒乃不得已之举。试想,二十余万秦军与四十万诸侯军结伴入秦,一旦变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主持分封。分封为项羽生平最重要之政治事件,亦最能体现其政治涵养。项羽谋略通过分封,长久确立其霸主地位。他分立十九国之举不时受到后人的指责,以为其比战国七雄并峙又倒退了许多,其实这正是体现了项羽的良苦用心。首先,他自王九郡之地,占当时中国疆域的四分之一,其次,为了削弱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诸侯实力,他将旧秦一分为四(汉、雍、塞、翟),将旧齐一分为三(齐、胶东、济北),将近楚之赵一分为二(代、常山),将燕一分为二(燕、辽东)。不仅如此,他还将赵的军事实力化解为四(代、常山、殷、河南),使原先仅次于楚的军事集团削弱于无形。[23]由于三秦对项羽死心塌地效忠,河南、殷亦对项羽感恩戴德,兼之未令其王之国的韩地尽入项羽掌握,项羽已建立了从彭城至三秦横贯中国东西的实力带。这个实力带的南面,九江、临江、衡山三国由楚国旧将执掌,最西南的汉亦为楚旧部。不难看出,项羽阵营的势力范围十分壮观,足以使任何欲有异动的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其四、楚汉战争。项羽在正面战场与刘邦的交锋中屡战屡胜,这绝非一味逞勇所能做到的,对付刘邦这样的劲敌,若非在意志、智力、用兵艺术诸方面胜出一筹,是很难取胜的,更何况连胜。至少有三事表明项羽的出众之处:第一,刘邦攻占彭城,项羽率军从齐回救,绕到彭城之西南,出其不意,一击奏功。[24]第二,楚汉相持成皋,彭越扰乱梁地,项羽回救,与留守成皋的曹咎约半月之期必破彭越,果如其言。怎奈曹咎不遵将令,于六日上为刘邦所破。[25]第三,项羽受困垓下,他领兵趁夜突围。汉军至平明才发觉。这些无不说明项羽用兵已有出神入化之功。当时最负盛名的军事家韩信与项羽直接交手有二,一胜[26]一负,[27]韩信不占优势。由此可见,项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亦不应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然而,项羽过人的聪明才智仍不足以弥补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损害,兼之有刘邦这样强劲的对手,使项羽为历史淘汰势不可免。项羽在历史舞台的最后谢幕几乎集中展示了其性格中的全部缺陷: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羽便以为楚地悉为汉有,此为其多疑之性;他神不知鬼不觉溃围而出,竟被一田夫骗入泥泽,此为其暴行的恶果;仅剩二十八骑,他仍要证明自己向来正确,此为刚愎自负的表现;他拒绝乌江亭长“王江东”的建议,此为其缺乏韧劲、遇挫则不振的脆弱性;已决意赴死,他仍大开杀戒,杀人无数,充分表现了他的残暴;已是命在旦夕,尚不忘市恩于人,他自刎以便让其旧部持其首取万户侯。这些至死不改的品质就是项羽的天性。

综上所述,项羽天性方面的诸多缺陷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残暴为时代所斥,经过暴秦统治的广大民众绝不会接受继秦而起的暴君;他的刚愎自大、目中无人使得人才离他而去,或不为其所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他的缺乏韧劲特质使得其败亡突然发生而没有苟延残喘偏安一隅的余响。由于项羽崛起甚速、成功甚大,不可一世的威势与其迅即溃败、一蹶不振的结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于司马迁对项羽结局描述的精彩渲染,使得项羽的“天亡我”之叹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汉人扬雄与王充就分别对“天亡我”说进行过不完全的肯定的论述。特别是王充,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28]这种对项羽哀叹的简单附和显然失于偏执,其着眼点完全放在刘项的正面军事较量上,而不顾主战场之外的力量消长。正是因为项羽正面控制区域以外的形势趋向决定了楚汉战争的胜败,同时也衬映出项羽孤家寡人与天下抗争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是以意逆天,宜其灭亡。而他的“天亡我”之叹也终于落到实处。

附注
[1]《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2]参见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项羽新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月10月版
[3]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4]参见李宗吾《厚黑学》
[5]参见《吕氏春秋·慎大览》、《周本纪》
[6][16]参见《秦始皇本纪》
[7]参见《高祖本纪》
[8][19][20]参见《陈丞相世家》
[9]参见《留侯世家》
[10][22]参见周骋《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4期
[11]《项羽本纪赞》
[12][13][14][17][23][24][25]参见《项羽本纪》
[15]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18]《高祖本纪赞》
[21]参见周骋《项羽分封新论》载《淮海文汇》1996年7期
[26]参见《淮阴侯列传》汉二年
[27]参见《高祖本纪》汉五年
[28]《论衡·命义篇》

(原载《淮海文汇》1997年7期)

补注
项羽封刘邦于汉中、巴蜀,未为失策。如果不是赵衍指了一条小路,汉军就不可能对三秦展开攻击。所以,天亡我说,在这里也神奇地体现出来了。
刘邦所说三不如云云,当视为刘的自谦。因为在楚汉战争中,固然是由于韩信的卓越表现才导致了最后胜利,但刘邦本人一直坚持在与项羽相持的主战场上。倘若让其它人来对付项羽,估计也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
汉破曹咎之役可能历史记载中有小说家言的成分。一是其战胜的方式与破龙且如出一辙,二是曹咎之战是会战形式,而非轻易击破。当时参战的有燕国军队,可见破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楼]  作者:长河拾尘  发表时间: 2006/08/30 16:17 

回复:考<史记研究>时,印象很深的一句话~
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今看先生文章,又多了一点启悟.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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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 幽梦帆影
[楼主]  [5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8/30 16:49 

作者:菜九段 回复日期:2006-8-29 12:21:46 
  黄健翔解说格罗索被放倒,意大利获得点球] 托蒂,布冯,过他,进入了,亚昆塔,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格罗索立功了!不给澳大利亚队任何的机会。他们可以提早回家了!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的传统。法切蒂、卡布里尼、马尔蒂尼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格罗索一个人他代表了意大利足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楼主]  [6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9/07 12:05 

古史杂识之  项羽分封新论回复:




秦楚之际叱咤风云的血气英雄项羽是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在推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以后,项羽主持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分封,并由此被后世史学家视为热衷于搞封建割据,[1]开历史倒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脱离历史实际情况。如果我们详细考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许对项羽分封一事可以得出另外一番结论。
一、 分封是客观上的唯一选择
分封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态,其自身就有一股强大的惯性力量。即便秦始皇已搞成了大一统,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分封意识也不会因此彻底根除。反映这类心态的历史记载俯拾皆是,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建议秦始皇效仿殷周分封以延国祚;[2]以陈胜为首的反秦义军都不约而同以恢复旧国社稷为收揽人心的重要举措;楚汉相争时,郦食其向刘邦建议封六国之后以分楚势;[3]汉初儒生也将不事分封视为秦亡的原因之一,贾谊甚至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不分封更加重人民的负担。[4]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分封制有相当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秦王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又加深了当时对大一统的抵触情绪。楚人项羽有国破家亡、亡命天涯的亲身经历,其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秦的整个统治制度的排斥。又鉴于其涉身于反抗暴秦的战争洪流之中,一定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即暴秦提倡的一切,必须坚决彻底予以推翻。因此,不难想象,一旦项羽掌握了操纵天下之权,分封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且不论换了谁,处在他这样的地位,都没什么两样。这种取向已为时代思潮预先设定了的。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因素之外,项羽面对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要求他实行分封,而不是搞大一统。尽管项羽凭借其在战争中立下的盖世奇功取得了对各路诸侯武装的军事领导权,但他统率的反秦大军是一支成分极其复杂的联合体。当反秦大业这一共同目标实现后,这支大军中各方首脑最关心的事就是论功行赏。基于上述时代心理基础,论功行赏的具体体现就非分封莫属。类似想法也一定广泛存在于楚军将领心中。关于这一推论,可以从汉定天下,诸将以功争封为左证。[5]毋庸置疑,这种实际状况必然对项羽的分封决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破秦之后,项羽的最大潜在对手是他的昔日战友刘邦。当时,刘邦拥军十万,项羽部众则有四十万之多。但四十万中的绝大部分由各路反秦武装构成。在灭秦以前,各方面军诸侯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地盘。不事分封,就意味着要剥夺各方诸侯业已占有的领地。果真如此,项羽联军立刻就会发生严重分裂。而楚军将领因失去了受封的希望,也不可能为项羽平息分裂作殊死之战。无论如何,项羽也应付不了众叛亲离、群起而攻之的局面。除了联军内部的压力之外,新征服的秦国也是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自秦军主力投降后,反秦联军坑杀降卒、烧杀掳掠的暴行肯定激发了旧秦人民的普遍仇视。此刻,反秦联军深入旧秦腹地,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如果项羽有意做秦始皇第二搞大一统,完全可以判定,诸侯将叛于内,秦人将攻于外,项羽甚至想全身出关也不可能。因此,不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分封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更何况,项羽还想通过分封,化解刘邦这一隐患。
二、 分封是主观上的权宜之计
从上述分析可知,项羽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实行分封的。但纵观分封过程,又可以看出其分封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分了之,也不是试图恢复秦以前的旧格局。其终极目的似乎是想通过分封达到对全局的更稳固控制,从中甚至可以看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幻影。这个提法与前面所说的项羽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深恶痛绝似有不小的出入。然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充分反映了人的矛盾性和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身为楚国上将军的项羽在钜鹿大战后始任诸侯上将军,统领各路诸侯。而在他之上的楚怀王心则是陈胜创立的张楚政权的继承人,在当时的诸侯中身份最尊。严格地说,由项羽主持分封不算名实相符。只因项羽领兵破秦、居功至伟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威势,才决定了主宰分封之责非他莫属。项羽实力地位的急骤上升,已非楚怀王所能节制。但楚怀王的存在,使得项羽必须顾忌名节。因此,对项羽而言,分封还有正名的功能。他要通过分封巩固、强化并确认自己号令天下的地位。在实行分封之前,项羽虚尊怀王为义帝,这是他摆脱君臣名份约束的关键。此一“义”字,真正的意味深长,既有名义、道义之意,又有权充、假借之解。赋予怀王如此一个虚誉之后,项羽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按自己的意图进行分封了。反秦战火初起时,各路义军都不约而同地寻找六国传人奉之为王。如项羽仅是顺应潮流,他主持的分封就必然要重点照顾这些旧贵族。事实上,项羽未做此想。从一开始,他就不准备封六国旧地予各国的后人。他的这一打算在分封前他与部下的谈话中有所流露,他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6]其深层含意与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有某种相通之处。鉴于项羽在分封时确实首重战功,上述言论便可视之为分封的行动纲领。而这一纲领的实现又有助于其实现长久号令天下的野心。
据《项羽本纪》,分封伊始,项羽首先立他的劲敌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郡之地。此举是对原有协议的曲解。钜鹿决战前,楚怀王与诸将有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不愿让刘邦占据旧秦的有利地势,便借口“巴蜀亦关中地”以掩饰其负约的行径。刘邦以下,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王、塞王、翟王,三分秦关中地而王;魏王豹改封西魏王;楚将申阳为河南王;韩成为韩王(后未令其之国而见杀于楚);赵将司马卬为殷王;赵王歇改封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王赵故地;楚将黥布为九江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齐王田市改封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7]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即今江苏徐州。此外,义帝也得到一块僻远之地。六国之后连义帝在内共五人受封(另有魏豹、韩成、赵歇、田安),均为狭小偏远之地,这与早先封刘邦为汉王的意图如出一辙。表面上遵奉了当时的共识,实际上偷梁换柱,使旧贵族的势力范围受到削弱并限制了其发展。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项羽一人独得其九,据清人姚鼐的说法,其地“大抵西界故韩、东至海,北界上则距河、下则距泰山,南界上则距淮、下则包逾江东”。[8] 如加上项羽不令韩王之国、韩地倂入于楚的因素,西楚之境几与三秦接壤。于是,项羽主控地区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其对全局的操纵地位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项羽的部下亲信又受封了其余富庶地区,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项羽的主宰势力。稍后,心怀不满的反叛分子陈余一语道破项羽的分封意图:“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丑地,而王其群臣善地。”此说完全属实。新封诸王中,魏豹、黥布、申阳、张耳、吴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诸人或本为楚之将相或迎楚而依附之。可以预期,在上述诸侯封地里,西楚号令当能通行无阻。于是,项羽对全国的控制权限范围又陡增一倍。是否可以这样说,项羽的真实目的——即将暂取得之权威合法地化作长久优势——几近完成。这种效果与所谓的搞割据,开历史倒车的形象很不谐调。
项羽最绝的一手,还是封旧秦三降将王秦故地。这样一来,在不让刘邦染指故秦的同时,既可以用秦人治秦,并令其塞堵刘邦出蜀东进之路,又可以为自己博得公道之名。更重要的是三秦对楚的依附之情,使得这块众人垂涎的关中之地实际上成了项羽的囊中之物。须知,章邯三人率军与天下义军周旋三年,秦人死难不计其数,最后二十余万降卒又被诸侯悉数坑杀,而此三人只身随诸侯入秦,秦人定恨之入骨。此三人全仗楚人的扶持才得以立足。可以想见,他们对项羽的依附之情较之于受封的楚国旧属及从楚入关诸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存在,俨然是另一楚,这又可使远离西楚的诸侯国更加听令于项羽。种种迹象表明,在实施分封的过程中,项羽费尽一切心机为行其号令天下的有效性作了长远的打算。由于这种前提的存在,项羽的分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是否可以因此判定分封决非项羽本意?当然不能。我们只能说项羽的分封含有十分浓厚的主控色彩。他对于恢复旧秩序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更注重论功行赏。但这一切都要在他能够控制的程度内进行。他毁约不封刘邦关中之地,就是他拒绝有人可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例证;他密令黥布、共敖等人追杀义帝,就是他能差遣诸侯的例证。可以说,项羽不希望出现秦以前天下无主的战国局面,他想利用暂时取得的主宰地位,长久性地为自己谋得一块最大疆域及划得尽可能大的实力范围。而疆域的辽阔又反过来加强和巩固了项羽的权势,并使这一权势具有久远的影响。
对项羽分封一事,也可以从人性的矛盾性方面得到某种解释。人的本性之一是,谁也不会自愿放弃到手的权力,只要有可能,就会扩大已有权力。通过分封,项羽保住并扩大了自己的主控权。人的另一相关本性是,在拥有足够权力时,人又很愿意给别人尤其是自己喜爱的人以好处。通过分封,项羽的这方面本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也必须承认,经过分封,项羽的权力较之其巅峰期有一定削弱。而巅峰期本身就不可能是一种常态。为了获取长久的权势,项羽应该愿意承受这个代价。
总之,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项羽使秦楚之际的分封按自己的设想进行,并有可能长期居于主控地位。仅凭他做到了这一点,就足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三、 分封取势的深意和失败原因检讨
在项羽分封过程中,有两个举措值得深究。一是其王西楚、都彭城,二是其王刘邦于巴蜀。此两事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且关系到分封后的安定局面及项羽主控意志的实现。
对第一个问题,还在楚汉战争未起时,韩信就对刘邦指出项羽都彭城是一大失着。司马迁也持此论,并将此举名之曰“背关怀楚”,此名一定,后人纷纷附和。关中之地,周秦两朝因之而兴。其地形之有利,自战国时代起就论者甚众,其东部门户函谷关、武关素负易守难攻之誉。以至于秦以外国家被统称为关东诸侯。分封之前,就有人劝项羽以关中称霸,但项羽以富贵欲还乡为辞未予采纳。后人或据此嘲笑项羽的短视。只有清人恽敬深谙项羽用意,以为项羽弃关中而都彭城实为迫不得已,且不失为高明之计。恽氏指出,彭城居西楚“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脊,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都彭城则通三川(今洛阳一带),通三川则与三秦相照应。而三川左近,受封的申阳、司马卬皆为与楚相睦之诸侯。兼之三秦对楚的依附,即便项羽不亲自坐镇于彼,关中之地也不算失控。[9] 如此见识可谓洞悉项羽肺腑。其实,项羽都彭城还不仅是地势上有所可取,此举也与历史及现实相适应。项羽雄起于东部,西向灭秦,彭城一带本系故楚之地,又一度成为秦楚之交[10] 楚国之腹地。灭秦之前,项羽驻兵于此,并从此出发进行对秦致命的一击;楚怀王心为指挥灭秦作战也移跸于此。所以,彭城为楚人的根据地当无可置疑。项羽操天下之权,退回东方老巢,其用意与当年周武王灭商成功退回宗周丰镐(今陕西长安南),正如出一辙,无可厚非。此举也迎合了其部属重返家园的强烈愿望。历史又证明,关中险要并非不可攻破。秦楚之交,秦之武关就被刘邦攻克;函谷关更是两度失守,一次为陈胜部将周文所破,另一次就是项羽攻破刘邦部属的把守,事在分封以前。故项羽对关中之地或不复可制的前景不甚担忧。另外,项羽自出兵救赵之后,就一直无暇东顾,东方地面之需要安顿当不可置疑。况且,东向回归也是项羽实现主控意志的重要步骤。
关于第二个问题,前面已说过项羽曲解了原有约定,将巴蜀之地封予刘邦,而其中应另有一层深意,即让刘邦在蜀中自生自灭。刘邦亦是楚人,其部属尤其是骨干多为沛中乡曲,他们必然有强烈的东归意愿。巴蜀为旧秦流放罪人之地,其开化程度当低于关中及东部地区。一旦得知这个背景,刘邦部属一定更不愿意久留于此,大批逃亡势必发生。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萧何追韩信”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局面的产物。如刘邦无所作为,用不了多久,其部属就会星散一空。而项羽则可不动干戈,将其最大劲敌化解于无形。或许正是这一不利现实,促成了刘邦急忙向项羽开战。当然,此是后话。
既然项羽谋划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他就理应霸运长久,但为何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失去控制,天下重又分崩离析、刀兵蜂起,最终楚不敌汉、项氏覆灭呢?推究起来,初始症结还是出在分封本身。现简析如下。首先,项羽存有私心,必然会厚此薄彼,这就为日后留下隐患。由于个人宿怨,项羽有意不封齐国实力派田荣,另将齐一分为三,意在化解齐对近在咫尺的西楚之威胁。而田荣不买账,逐杀三齐王自立为王。项羽还漏封了彭越、薄封了陈余,以致田荣派彭越扰乱梁地,借兵给陈余灭了常山国。臧荼看韩广失势,便加以杀害,自王两国之地。于是,东方彻底乱了。其次,项羽迫不及待地杀害义帝,不仅昭示了其以天下为私的野心,又授敌对势力藉以发难的口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视。中国传统素提倡德与力相辅而行。如果说,坑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甚至于以私心分封,大多数诸侯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项羽诛杀义帝将失去一切道义上的支持。其三,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刘邦赴封国时,项羽派三万将士随从入蜀。如果旨在监视刘邦,这点力量显然不够。此举或许是项羽因亏待刘邦而表示歉意的象征,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了。要是将这支大军部署在关中,刘邦的出蜀绝不会那么顺当。项羽的失策或还可举出一些,而以此三条最为致命当属无可置疑。

总而言之,项羽的分封已在大的方面照顾到了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但又在一些小问题上犯了任性的错误。正是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断送了项羽看似美满的前程。如果项羽的谋虑再周密一点,肚量再大一点,或许我们那一代先人还能免遭五年刀兵之灾,享受项记的太平。只是历史的严酷性根本不允许这类善意的如果、可能发生。而研究历史则又必须尽可能充分体察实际发生过程的前因后果及各种潜在的可能倾向,以便在检讨事件的功过得失时能持论公允。因此,对待项羽分封一事,尽管其发生甚促、存在甚短,也尽管其存有许多可指责之处、并最终失败,但也应该承认,这是当时的唯一出路,项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天下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相反。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项羽在秦亡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的极其有力表现而论,甚至可以在一流谋略家中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对项羽分封问题,应该有一个再认识过程。

附注
[1]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剑桥中国秦汉史》
[2][5]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参见《留侯世家》
[4]参见贾谊《新书·属远》
[6]《项羽本纪》
[7]参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8]参见王伯祥《史记选·项羽本纪注》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 版
[9](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司马迁以陈涉首难至刘邦践帝祚为秦楚之际,笔者将项羽分封以前权定为秦楚之交,以免混淆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7期)

补注
1申阳非楚将,其原为张耳嬖臣,后独下河南,归降项羽,即所谓“迎楚河上”。是否因为此意义,而被视为楚将。与申阳性质相近的还有,齐将田安,田都,赵相张耳,赵将司马卬,魏王豹,说其降楚亦无不可。但准确地说,应是附楚。
2项羽封秦三降将之举当有所本。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殷商的代理人。其意图为以商人治商。项羽师其遗意,以秦人治秦,也唯有如此,才可能让诸侯无话可说。
3以与当地有关的人治理当地,甚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放弃这种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叶剑英任广州市长,即是此古法之遗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当今组成,也多是由诸多与国民党有瓜葛的人或干脆是国民党元老的后人担任。
4项羽杀楚怀王事亦有其道理。当时天下已乱,楚怀王义帝的存在总是项羽的一块心病。不能排除会有人把义帝推举出山作为项羽政治上的对抗者。而义帝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项羽应有所体会。因此,项羽不愿意冒险让义帝继续存在下去。
[楼主]  [7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9/08 11:24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回复:

古史杂识之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
与肯让功劳与别人相适应,刘邦的从来不自是己意,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入关之初,便欲居秦宫室,这也是大功告成时的人之常情,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类行为,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其曰:“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20]
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繋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21]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2]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才使得汉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秦亡之覆辙,人民的休养生息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
四、尊重知识及对汉文化的影响
有关刘邦尊重知识问题,现在没人讲过,因为汉高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无赖,对有知识的人极不尊重,历史记载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3]等等不良形象,故后人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种情况应该说只是刘邦的皮相,而非实质。刘邦的本质是尊重知识的,他特别能团结人才,也是他尊重知识特质的表现形式。
其实项羽、刘邦两人原来都是读书的,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但刘、项二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完全不同。项羽在抹杀楚怀王的功劳时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24]而刘邦定天下论功欲行赏厚封萧何,同样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5]看看,这与当初项羽的心态是何等相似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6]刘、项对待知识的功用的认识差别如此悬殊,刘胜项败,固其宜矣。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评论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汉人扬雄认为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也恰好代表了对知识的尊重与轻视的两种倾向。可能宋人苏辙的话,对我们理解刘邦有帮助,他说:“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27]苏氏此段话之后,就将这个圣人直接落实到汉高祖身上了。
其实,刘邦的聪明才智在当时也是少有人能比得了的,正因为他尊重知识,所以他对别人的功劳看得很重。至于他轻视儒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儒生确实有不少是“徒持文墨议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但真正有才学的人,有一善策而得采用者,当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了刘邦听从了洛阳新城三老、袁生、郑忠、郦食其等人的良策,取得了对楚作战的主动。这样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史书上不可能一一记下来。
对刘邦之智,明人何去非曾有过专评,其曰:“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28]古人做这类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地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利,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附注
[1]《晋书·阮籍传》
[2]《汉书·司马迁传》
[3][6][7][8][9][14][18]参见《高祖本纪》
[4]《秦始皇本纪》引
[5][13][23]《郦生陆贾列传》
[10][11]《淮阴侯列传》
[12]《陈丞相世家》
[15]《茶香室三钞》卷十一《汉赋最轻》引
[16] 载《淮海文汇》1996·10
[17]参见《高帝纪》
[19][21][25][26]《萧相国世家》
[20]《纲鉴统一》卷五引
[22]《太史公自序》
[24]《项羽本纪》
[27]《栾城应诏集》卷六《进论五首之二》
[28]《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八
[29]《三峰史论·明断篇》
2001年两岸两汉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
[楼主]  [8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9/11 12:39 

回复:古史杂识之  《项羽本纪》识读




《项羽本纪》为《史记》最重要篇章,然文学色彩太重,其中不可据以史实之处亦复不少。现择其需要斟酌处、且与本书其它部分无涉者判研如下。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
遣召平一事不见于《陈涉世家》,但陈胜既遣葛婴徇蕲以东,召平之遣则有重复之感。以陈胜所图,旧楚一带不可能不予光复。那么,召平之遣或在遣葛婴之稍后,如遣周章在遣吴广之后一般;或在诛葛婴之后,以替代葛婴的职责。由此可见,陈胜所为非徒为苟活,其以陈为根据地,四面八方出击,其心存天下之志一览无余。正应了其起义之初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陈胜对秦的攻击不遗余力,显示了强烈的亡秦之心,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确实有这种气势,并自陈胜始。陈胜之战略是全方位的:其以陈为中心,派吴广攻三川郡入秦,宋留攻南阳郡入秦,邓宗攻九江郡,召平攻广陵意在会稽郡,武臣攻赵意在北方,周市攻魏意在东北,葛婴东略意在巩固后方。此等可指认者,井井有条,包罗天下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陈胜部采用了连续作战的战术,不给秦王朝以喘息之机。此等战术在战国末年有楚将项燕破秦军时采用过,陈胜或是项燕之旧部,故对此战术不陌生。从此,连续作战法在秦楚之际得到普遍使用。
另外,此言召平以为“秦兵又且至”,属形势判断错误。章邯击破陈胜,其主力即移师击魏。其留在楚地的武装,又遭黥布、沛公、秦嘉等阻击,至少在召平渡江的时候,无“又且至”之虞。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
项梁攻击秦嘉、景驹部事应该看作为争夺楚国反秦力量正统领导地位的内閧。秦嘉原本就不是陈胜的直系,陈胜战败,他便自动取得了楚国的主导权。从秦嘉树帜后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反秦事业还是忠诚的。怎奈人多势众的项梁不愿意在秦嘉的旗帜下对秦作战,恰好召平以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也为项梁反秦嘉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从表面上看,两股反秦势力的火并不利于对秦作战,但政治上一旦正本清源之后,楚地的反秦事业反而心无旁骛、更加专心致志起来。人类的事业多半讲求名正言顺,项梁此举出于多少公心,不敢妄断,但实际效果确实是有利的。有利局面的出现,并非因为项梁较秦嘉更具正义性,而是两者力量的悬殊。秦嘉决非项梁之敌,,故在短时间内便败下阵来。如果势均力敌,或悬殊甚小,也许正名之战就会旷日持久。中国的许多事都有服从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而安内一道又当诉诸武力,一旦弄面旷日持久的局面,便让外敌得了便宜,同时又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孔夫子说,吾恶紫,恶其乱朱也。秦嘉的不幸就在于他打了楚国的旗号,如果说他换一个旗号,项氏也无需进行正名之战。秦氏不堪一击既是项氏之幸,也是时代之幸。而项梁声称陈王生死不明,或不足以取信于人。因为陈婴起事即几为东阳少年拥戴为王,项梁渡江渡淮亦达数月,不可能丝毫不知陈王战死的消息。陈胜之死,并非诡秘。秦将知之,楚将宋留知之,吕臣知之。秦将知,则当大肆宣扬;宋留知,则退兵降秦;吕臣知,则为陈胜行安葬,谥曰隐王。项梁二月渡江,基本上活动于淮北一带,距陈胜死难地并不远,较之于宋留在南阳要近得多,完全可以听到很多可靠的证据。何况吕臣已归顺了项梁。之所以说陈王“未闻所在”,其目的在于为消灭对手制造借口。

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
项梁杀朱鸡石之举实在卑鄙。项梁杀朱鸡石不仅表现出残暴,而且还相当歹毒。此举或有翦除异己之作用。朱是陈胜时期的老将,项梁杀之,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朱也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而对章邯作战,楚军还无胜绩。章邯部乘战胜陈胜之威一定凶悍得很,不论是谁,于此时败给章邯都有不能看作什么弥天大罪。周章的几十万大军败过,田臧部败过,李归败过,邓说败过,伍徐败过,张贺败过,宋留败过,那么,此番本非项氏旧部的朱鸡石,兵力或相当有限,战败也是理所当然事。当此之际,项梁应率主力与章邯决战,但他没有,他反而回师清除异己,也东退至薛,诛鸡石,可见项氏无赖的很。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
项梁渡江后曾派项羽西征,不知项羽所部是否在八千人之限。项羽初试用兵,即拔襄城坑其人,看来他在攻坚方面有一套办法。但克服襄城即还报项梁则无战略规划,来之不易的胜利随即置之,所有的努力完全白费。这也许是初出道时的率性而为之举,在刘邦初出道时的战斗中,此等现象也时时发生。或许因为项羽的率军西击,项梁部与章邯交战不利。项梁在项羽班师前未敢贸然放手搏秦。由此可见,项羽在项梁阵营中确实有爪牙之功。若无项羽,项梁亦无能耐。项羽确实不同凡响。

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
项梁至此方称闻陈王定死,是有意隐瞒事实的。这种表述方式似乎表明,陈胜死讯或由项羽西进时获得。因表面上看,在此之前,项梁部队一直在陈胜死难地以东活动。实则不然,黥布与吕臣曾共同作战,此人属项梁,则陈王之死真相大白。何至于到六月才知。

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项梁召集所属各部军事首脑于薛议事,刘邦亦列席其间。此事为秦末战事之重大转折。项梁事业有了刘邦的加盟,如虎添翼。在此之前,项梁只有一项羽可独当一面,所有的战绩也仅攻襄城为胜绩,且无关痛痒。与秦军主力作战,项梁尚未尝胜果。陈胜身后楚对秦之威胁皆在此次政治会盟之后。

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当时立六国之后确实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行为模式。陈胜之初,张耳等劝其立六国后以分秦力;周市不肯自立为魏王,必魏后出任此位不可;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亦为这种行为惯性的结果 。
古人对范增劝项梁立楚后一事断为失策,其实,很难说范增此举不代表项氏的长远利益。就眼前来说则不算失策。陈胜死后,楚地的政治极不安定,陈婴就差点被东阳少年立以为王,而秦嘉奉景驹为王则更在其前。如果没有一面正当的旗帜,楚地的反秦武装则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尽管项梁凭借武力讨平秦嘉,但在政治上并不名正言顺。如果不解决正名问题,楚地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投入反秦事业。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
居数月,为当时的叙事句型。实际上,自楚怀王立,至楚救东阿,为前后两月事。不得言数月。其具体时间,甚至可能不足三十天。另,田荣受围于东阿,项梁不可能与之救东阿。此记载失准。古人有以司马龙且为齐将,似无明证。但日后楚遣龙且救齐,为韩信所败,则齐与龙且的关系又不那么好说了。

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有关河北之军,清人郭嵩焘《史记札记》之《项羽本纪》称:“其云河北之军者,陈余北收常山一军,张敖北收代一军,及燕、齐兵皆在钜鹿北,项羽独军漳南,与秦兵相拒。以为此即河北之军。”然司马迁数致意于此说,且在项羽等出师之前,尚无漳南之军,此河北之军似不当指陈余部。当指赵地的军事形势。或有鉴于此,郭在《高祖本纪》又说:“此云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又似据秦军言之。疑必当时以河南、北俱有战事,故析言之。史公引旧言并载之《高祖本纪》也。”只有《项羽本纪》称章邯令王离围钜鹿,而其它记载均无此说。其实王离与章邯并无隶属关系。王的地位似高于章。王离击赵本在章邯之前,其在秦朝的地位也未必低于章邯。王离早先为蒙恬裨将,蒙恬下狱,其军归王离统率,镇守上郡,所部三十万大军为秦王朝成建制的精锐之师,非章邯击周文临时纠集刑徒可比。章邯出函谷关,其辗转于大河之南,河以北,秦廷或委之王离。王离部何时赶赴战场已不可考,从李良径降章邯一事看,王离来赵未久。否则,以赵之分裂内战,岂能当秦大军一击。《张耳陈余列传》未提钜鹿之围系章授命,大概章、王两军是各行其是。章邯击邯郸,王离不与其事;王离围钜鹿,章邯亦未过深介入。《史记》中,章邯在钜鹿一带的存在主要是支持性质,如为王离运送粮饷,威慑诸侯援军。章邯部的这种消极姿态不可解。钜鹿形势并非单纯围歼,那样章邯部少有用武之地,实际情况是诸侯援军在钜鹿外环伺,楚军主力到达前,即有燕军、赵国陈余和张敖军。章邯取消极姿态一事,也说明其与王离无隶属关系,他只负责策应。或者章邯已攻下邯郸,钜鹿之战,王离不容其插手。在这种态势下,镇压叛乱的最得力干将章邯也只得袖手旁观。由于章邯王离之间有着某种微妙关系,所以,章邯在受到项羽统领楚军的连续打击后,便“解而去”,置王离军于不顾。也由于章邯的策应部队撤离,诸侯军才进兵钜鹿,痛剿王离。

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
钜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亦是太史公最得意之文。然而其细节感人处却不真实。此说即含糊不确。《黥布列传》称“布数有利”更接近事实。说见后。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
围王离之说恐不确。兵法云十则围之。项羽之兵不如王离多,且王离围钜鹿亦处野外,欲围王离实在是不容易。以秦军在钜鹿周边的态势,项羽的作战必当先切断章王两军的联系。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绝甬道定要与章邯作战,看来章邯作战不利后,便退到一旁,任楚军与王离部作殊死战。据《张耳陈余列传》:“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本纪此前曰“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一事或为绝甬道之举。以章邯之强、秦军之众,当阳君等二万之众显然不足以断其甬道。所以项羽引兵渡河后,所战所遇者,仍为章邯。故上列传又称:“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显然,项羽独力战者,为章邯,诸侯袖手旁观之战,亦为项羽战章邯之役。则项羽之破秦是分两步走的,首先隔绝章、王军的联系,然后才实施攻击王离军。当时钜鹿战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峙:诸侯怕章邯,章邯怕项羽,因为项羽此前对章邯的战绩是全胜。而且章部连续作战,已成强弩之末。从这个记载来看,《项羽本纪》所说英布等战少利未必是确凿之辞。因为项羽的主力是在章邯甬道被绝后才渡河的。渡河后的打击目标还是章邯。章邯经不起打击而退,援赵诸侯军队就与楚一同解决王离了。王离的覆灭,章邯有逃脱不了的职责。王离与章邯的关系实在是个谜,王离加入围剿叛乱战事可能迟于章邯,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讨伐赵地的反秦势力,但在章邯加入击赵前,王离部的战果似不值得一提。而章邯则是朝廷的最锐利爪牙,他加入击赵后立即就攻下赵国都邯郸。但章邯的地位显然应在王离之下。这种战功与实际地位的反差,使得两人在作战一道上貌合神离。至少章邯对王离和覆灭要负责任。王离失败后,章邯就成了秦国在关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另,(围王离)《考证》引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按,即使是围章邯也办不到。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坐壁上观之事于情理不合。《张耳陈余列传》曰:“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如此一来,秦楚决战有钜鹿悬隔,非诸侯军所能望见。故本纪的“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之说难以成立,尽管如此,钜鹿之战的关键是击溃以逸待劳的章邯声援军,而此役由项羽独力完成。此役之完成是钜鹿取胜的前提,故列传称“卒存钜鹿者,楚力也”。那么司马迁的描述总前提没有错,错在细节,属文学描写,非实录。不如此,项羽的英雄气慨不容易为世人察知。

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
此记载又不确切。司马迁所以举此三人,或者因为此三人名气大、后受封为王。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三人幸存下来,可以举出名字来的至少还有赵贲。这个赵贲是刘邦西征时的手下败将,后刘邦从汉中还定三秦时,赵贲又在三秦为将,被汉军击败。参与平定三秦的汉将有曹参、周勃、樊哙等。只是不详赵贲究竟属于三秦中哪一部,是为憾。
有理由相信,赵贲的降楚是在坑降卒事件之前。章邯降楚是二世三年七月,坑降卒是汉元年十一月,间隔四月。章邯投降后,关以外仍有秦占区。在这四个月里,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的任务就是清剿残敌。赵贲是开封守将,刘邦曾攻开封不克。赵贲的归降当在章邯降楚前后、联军进关前。关外残敌已彻底肃清:司马卬下河内,申阳下河南,楚相共敖下南郡,此外的地区当是为以楚为首的反秦武装征服。赵贲应是在此期间被俘,项羽分封后又将其拨归三秦任用。估计类似赵贲情况者为数当还不少。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项羽坑秦卒时,秦已亡一月余,新安距函谷关最近,至此尚不知秦灭之信息,实不可解。何况,秦卒违心从诸侯入关,很难想象其竟然期望诸侯灭秦,其间的真实性甚小。至于项羽杀降卒,在当时似也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几十万降兵回到旧地,又有旧统领,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项羽一旦杀降,也注定其不能在关中立足。项羽从胜利走向失败亦始于此。制服关外秦军野战主力,实是盖世之奇功,但以联军三四十万人众,接纳二十余万秦军归降,其中的凶险,不言而喻。此局面非项羽所能驾驭,换了其它人,亦不知该如何处置。这就是项羽日后所感叹的“时不利”。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项羽选择了杀降一道,也是情有可原的。就这一点而言,项羽的判断,不能算错。尽管手段残忍,但也是迫不得已。
另外,此材料言“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反秦武装并非没有军事素养的普通民众,而是经过秦政权军事训练的秦退伍士兵。诚如《千百年眼》所说,灭秦者“皆秦兵也”。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
项羽之入关似乎不甚费力,其中的原因或许应考虑守关者亦为楚军。在敌对情况及上级指令不明的情况下,沛公守军的抵抗意志或不甚坚决。 正因为这样,对项羽而言,函谷关之险,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云:“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解先生说上,遣将军守函谷关,无入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看来项羽入关有战与未战两说。从当时的情况看,两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项羽与沛公均为楚将,两军是友军,相互熟悉。两军对垒时,敌意当不浓。故项羽军与沛公守关军之间纵使有战斗,也未必激烈。只是刘邦此时尚可藏在幕后,也正因为项氏破关未经苦战,于是才有了日后的回旋余地。但此事为后来的分封“不公”而引发的各方纷争,拉开了打斗的序幕。

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项羽分天下时间甚乱。《通鉴》所以将分天下定于二月,或者是基于项羽烧咸阳火三月不灭而推论。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以及其具体时间的界定,则难说得很。有关分封之事,在事件的顺序上,当在项羽请示楚怀王之后;在时间上,或在后两月。其中功劳的确定,地盘的划定皆非一时半刻所能办到。这个时间在《史记》中有几种说法。《高祖本纪》说是正月,《留侯世家》同为正月;《张耳陈余列传》说是二月,月表说是十二月,又说正月,未详何者为是。《高帝纪》说是正月,《通鉴》说是二月。而诸侯归封时间又是在此年四月,整个分封时间跨度长达五月(汉元年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是与分封本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在此之前,楚、赵、魏、齐、燕已各有地盘,章邯也被预封为雍王,刘邦则因先入关而自动成为关中王。《项羽本纪》又说项羽先王诸将相,此后的记载也正是把项羽所自封放在分封的最末。而在此外的其它记载中,项羽为西楚霸王,则在各王之前,当以《项羽本纪》为准。项羽主持的分封实际上是把原有的格局重新划分,这就需要时间和手段。立刘邦为汉王,是项羽曲解先入秦王关中之约的结果,此结果或者是鸿门宴得以有惊无险及其后也波澜不兴的要害。而张耳的受封似乎是私下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原来没有张耳的份,因其努力而终于跻身其间。项羽原本只是楚国所封的一介鲁公,他既占据要津,自然要给自己划出最大的一块地盘,这就意味着要在各原有势力范围里切割出他想要的地盘,这当然不易。因此《秦楚之际月表》中正月、二月、三月均用作分封定都。即暗示在已定下名份之后,仍然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具体实际利益要争取或巩固,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就在所难免了。由于此类记载过于粗疏,已不可能还原当时的情形,但可以肯定,其明争暗斗的局面及其激烈程度非今人所能想象。《留侯世家》记载到刘邦称帝后的分封,功臣们“日夜争功不决”,估计项氏的分封情况与之相去不远。对于《史记》中漏掉了这一笔,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项羽王三降将颇不易解。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分册》,旧秦关中有六郡之地,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云中、九原。其中后二者即云中、九原,未见封谁,估计当时已沦入匈奴,而不为中国所有。关中即四郡之地,上郡为翟国,章邯又王咸阳以西,计有北地、陇西加上内史之一部。如此,则司马欣所得仅内史之一部。以司马欣与项氏有旧言,此分颇显不合理。尤其章邯为关东诸侯共同的仇敌,又如何能受厚封,实令人不解。

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
有关吴芮入关情况,不详。吴芮之入关,《项羽本纪》明言其为从,则其或从项氏救赵。只是其部将梅鋗却从武关方向击秦,实不可解。据梅鋗的情况看,吴芮也应该是为楚平定西南方向的一支部队。这样,从入关之从字,就有问题了。又据汉五年皇帝诏,称项氏夺吴芮封,则吴之封地或未到位。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考证,吴芮之封,实得地五县,其称为王,实在是名实不符。此亦可解作为项氏夺地。 吴芮受封实地尚不及其部将梅鋗,此亦项氏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之确证。。
《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引张晏注《高帝纪》汉五年诏曰,汉元年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后又夺之地,谓之番君,是以曰故。按衡山王都邾。邾在汉属江夏郡。秦属九江郡。《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县五。而六又为英布所都。则是羽初封芮时,仅六安国之四县,及江夏郡之一县也。
以项羽厚封诸侯将,薄封诸侯的情况来看,梅鋗之封多于吴芮的事情或可发生。

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
有关共敖入关的情况及其定南郡的时间均不详。称共敖定南郡,其地距武关近而距函谷关远。从理论上,他应该从武关入关。估计武关也会有沛公军拒入的问题。而从函谷关入则不合理。其最后入关,很可能是在刘项讲解后的事。另外,楚怀王上柱国原为陈婴,不知共敖之为柱国是实职,还是虚衔。又据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载:“春秋时晋有共赐,鲁有共刘,郑有共仲,皆为大夫。汉初封义帝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敖生尉。”

成安君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
陈余受封三县之地,梅鋗受封十万户。当是后者功更大。据《陈丞相世家》,战乱过后,天下大县曲逆也只得五千户,即使在秦盛时,也只得三万余户。故梅氏所得远过于三县,十万户在当时或当得二十县左右。那么,梅氏之功又何在呢?刘邦进攻武关前与梅鋗会合,而梅的身份是番君将,却没有随吴芮一同作战。番君吴芮随项羽入关,梅鋗却远在南方作战,是否他随楚柱国共敖一同攻打南郡或作为其策应,则不可知。刘邦从洛阳方向南下攻宛,而张良部一直在旧韩活动,梅部突然出现在宛的南面,其来的方位只能是在更南方,即南郡方向。如果梅部参加了攻击南郡的战役,其有功且功较大就不难理解。另外,在攻击南郡之前,梅部或在拱卫楚都方面有所作为。看来情况也正是如此。以项羽厚封诸侯将,薄封诸侯的情况来看,梅鋗之封多于吴芮的事情或可发生。而梅鋗单独封侯,根据以往的惯例,他也就从吴芮系统中独立出去了。这样一来,吴芮衡山国的势力就不值得重视了。司马迁以项羽为本纪之事,常为后人诟病。然其用意,非项羽得天下之统,而在于其曾一度得天下之权。此二月事明白标出,即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在当时,除了将秦之一统天下一分了之而外,或没有其它选择。故吕思勉先生有言:“既以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者。当分王者谁乎?一六国之后,一亡秦有功之人;其如何分剖,则决之以公议,此不易之理也。”继而更认定:“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又曰:“秦亡后五年,天下复定于一,此乃事势推移使然。当时方以秦灭六国为暴无道,诋秦曰强、虎狼,安有一人敢继秦而欲帝天下?”吕先生之论甚得当时实情。只是项羽之分封是否公平,则难说得很。项羽一笔勾销楚怀王心的功绩,实属心黑;强压刘邦为汉王,亦为担心刘在关中坐大;三秦王实为镇压反秦武装的元凶,只因其即使在秦地亦不得人心,唯有听命于项羽才行,故封之;化齐为三,亦是削弱近楚之大国的威胁;这些不能说是没有私心和公平的。

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义帝之迁,刘邦与项羽两本纪只在时间上小有出入。依《高祖本纪》,义帝之迁是在项羽出关时,而依《项羽本纪》,则容易被理解为项羽到国后。实际上,项羽或不太方便亲自放逐义帝,更有可能是在他没有到西楚地面时,派人令义帝让出地方。故司马迁用了“趣义帝行”的字眼。所以,《高祖本纪》的书法更为妥当。《通鉴》将义帝放逐置于年末,又将义帝之死置于次年之首,可能是出于使事件衔接紧凑的原因考虑,从而与其实际发生有出入。其后齐、梁地面反楚,项羽皆在彭城调度作战,不可能让义帝留彭城至年末。至于义帝群臣背叛而可数者有陈婴、吕青、叔孙通。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陈婴为楚柱国四年,那么义帝被迁时,他没有跟随;吕清(青)降汉时为楚左令尹,其在怀王朝即为令尹。二人不仅能为项羽所容,而且保留了原先的爵位,肯定是背叛了义帝。吕青既畔,其子吕臣亦不能免。则怀王之上柱国、令尹、司徒,皆离他而去。如果重臣如陈、吕等都背叛义帝的话,追随者就相当有限了。而项羽保留陈、吕二人职位,与刘邦为降者以前官职任用人才之事,有相通之处。
据此,义帝之死,似紧接群臣稍背叛之后,由临江、衡山实施截杀,实则时间人物皆非。《秦楚之际月表》以项羽灭义帝,为汉二年十月。《黥布列传》以为在八月。后世为此争议颇多。如《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引洪亮吉曰:“义帝徙长沙,道盖出九江、衡山、临江,故羽阴令二王及九江王布杀之。《黥布传》遣将追杀之郴县。二王虽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独遣将击杀耳。使二国欲杀义帝,当其道出衡山、临江时,何以不杀而使之至郴县乎。《布传》从事后实书,故《汉书·高本纪》等皆从之。此纪与《高帝纪》本羽之始谋而言,皆史法之可以互见者。”又引梁玉绳曰:“义帝之弑,此与《高纪》在汉元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黥布传》在元年八月,《汉书》从《月表》,然究未知的在何月。义帝以元年四月自临淮之盱台县徙桂阳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黥布等追而杀之则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为是。”其于《黥布列传·考证》中又引崔适曰:“《史记》项羽、高祖本纪皆云使衡山王、临江王杀义帝,而此传则云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义帝。下文随何说布曰,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约而杀义帝也。若项王实使九江王杀之,则随何当为之讳,盖后人从《汉书》窜入也。颜师古注《高纪》,谓衡山、临江与布同受羽命,欲为《史》、《汉》调人,然《汉书》不谓项王使衡山、临江,与《史记》异指,不可强而为一也。”综合而言,项羽最初让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杀义帝,估计此命令未得到执行。在此情况下,项羽只好求助于其得力干将黥布,于是,黥布在汉元年八月令部将去杀义帝。此时,义帝已回到其指定封地长沙。黥布得到追杀令后,即派人执行,义帝为逃避追杀,南走郴,终于在汉二年十月,即岁首被杀。《史记》以黥布杀义帝为追杀,此一追字,足见黥布之穷凶极恶。项羽杀义帝实为其政治上一大失策,但就当时而言,或有其合理性。首先,项羽已行号令天下之实,他不能容忍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其次,项羽曲解王关中之约,他对于此约的权威解释者义帝的存在,也是有如芒刺在背的,必欲杀之而后甘。第三,在时间上,当时也不允许有义帝这样一个人物存在。当时的局势是,汉王还定三秦,彭越反梁地,田荣反齐,陈余反于赵地,项羽刚刚取得的统治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义帝的存在,就使得反对派心存妄想,即对手有可能将义帝抬出,在政治上与项羽抗衡。而这种局面是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在衡山、临江不执行其命令时,再令九江王黥布将义帝杀害。他没有料到,义帝死后,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给政治对手提供了滋事的借口,使其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肯定,义帝并非死于衡山、临江之手,而是由黥布出手完成了项羽之命。但前二者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责难,很明显,衡山、临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袖手旁观,拒绝执行项氏之命,却未见后来有何惩罚措施。看来,项氏主天下事,在分封完毕后,即开始不灵。只是崔适所言,随何使淮南,当讳言此事之说,实难以用现有史料调和。或者黥布只是杀义帝之从犯,而非主谋,故在当时不甚避讳。究竟如何,尚待有识解之。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将杀义帝之名归于临江王共敖。又以为义帝该杀,故不把这桩功劳留给黥布。此说更无据。另外,清人袁枚《子不语》卷一有《汉高祖弑义帝》条,其曰:“山东驿盐道卢宪观,暴卒。已而复苏,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弑义帝,乃高祖使之,非项羽所使也。高祖阴弑义帝,嫁名项羽,而伪与诸侯讨弑义帝者。羽讼于上帝,须布为质。质明,果系高祖所弑。陈平六出奇计,此其一也。故卢死而复苏。问,何以迟二千年而谳始定?曰:羽坑咸阳卒二十万,上帝震怒,戮于阴山,受无量罪。今始满贯,方得诉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谈》载张巡妾报冤事,亦迟至千年,盖张以忠节故,而报复难;项羽惨戮故,而申诉亦难也。”此说虽无据,亦可见义帝之杀确实易起纷争。另,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五《楚姑》称:“国朝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楚姑,义帝女也,帝为项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杀。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县署后山,相传即故葬处,见县志。”纲鉴按,此事或为当地民间流传,其实否不详,但见人心向义,为义帝抱屈。

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
项羽分封论功的重点或在追随其入关否。张耳、田都、魏豹、申阳等因从其入关,故得封。韩王成未随其入关,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皆未随入关,故皆受冷落。韩王成更因其在项羽控制下,连封地也不曾实受。项羽在分封中的私心可谓无以复加。说韩王成无功,于理不通。韩王成先奉项梁之遣略韩地;后又受楚怀王之命略韩地,其往来为游兵扰乱南阳一带,虽无土地之得,但功劳是一定有的。即使比不上共敖,至少也能比得上赵王歇。项羽仗威势,以韩王成不从入关为无功,实在是蛮不讲理。
项羽东去,汉以外,西部唯一放心不下的或许就是这个韩国。而旧韩富饶的土地也是令项氏垂涎不已的,何况他还担心韩或会与汉勾结起来,在西部制造麻烦。因此,他虚封韩王成,而又携其东归,既使汉王孤掌难鸣,又可将这一大块沃土供自己分配,真可谓一箭双雕之计。
另外,韩王成改封为穰侯,《史记》未载,班固或另有所据。

项王烧杀纪信。
有关纪信不侯为汉少恩之说,古人颇持之。对此,宋人黄淳耀有专论,《陶庵全集》卷七有《纪信不侯辨》一文,其曰:“或曰:纪信有功于高帝甚大,帝不赠一爵为寡恩。或曰:《吕后纪》,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太尉北军。通即信子也。信子封侯,则汉既明信功矣。予按,纪通实纪成子。成从高祖入汉定三秦,战于好畤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则成非信也。《史记》高祖从鸿门脱归,与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四人偕。《汉书》改夏侯婴为滕公,纪信为纪成。滕公即夏侯婴,故后人谓纪成即纪信。此实误尔。然以汉不赠一爵为寡恩,则余未敢谓然。古者,未尝有追赠赐爵之礼。汉初去古未远,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为彻侯而死者不复赐爵。终西汉之世皆然,不独信也。至东汉之来歙为刺客所害,始赠中郎将征羌侯。前此未有也。高帝时,周苛守荥阳,骂项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郦食其使齐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吕婴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虽同,而功皆逊信。高帝则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于德怨之际甚明,若谓厚于苛等三人而薄于信,岂有此理哉!吾故谓信而无子也则已,信而有子,则必侯。信有子而侯,则虽追封不及于信,而不可谓之寡恩矣。或曰:信无子,则存而不论矣;信有子而侯,则《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汉世功臣之后有罪失侯者不可胜数。信子或封,未几而国除,则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项伯四人等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今年表无玄武侯。张竦为陈崇草奏有曰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由旄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今年表无公孙戎。此皆有罪国除而史逸其名之验也。汉寡恩诚有之,但不可以纪信为证。吾虞夫学者之疏于考索,而果于持论,故详辨之如此。”

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
此事在《高祖本纪》中用汉王跳。跳与逃一字之差,然意思有所不同。跳有轻身疾走之意,不为败象专用。而逃则败态毕露。汉人为粉饰其败象,用含糊其辞的跳是可以理解的。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汉王夺韩信军事有记为汉三年,有记为汉四年,现多定于汉三年事。但根据实际情况,应考虑汉四年的可能性。《秦楚之际月表》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均记周苛之死为汉四年。《荆燕世家》亦记刘贾扰梁地为汉四年事。而蒯通说韩信击齐时亦称韩信击赵岁余,以韩信击赵初发时为汉三年冬,当年不得言岁余,岁余则至汉四年。考之于《功臣表》,有几个功臣均为赵将,汉三年从,且有击赵事功。则赵地战事持续到汉四年是合乎情理的。汉四年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因前人均认定周苛死及汉王夺韩信军,及发韩信余部击齐为汉三年事,故此事尽管有歧记,但在无过硬材料之前,仍采取从传统说。

有关侯公事
据张燧《千百年眼》卷四《侯公碑考》称:“侯公说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挠之,诚难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叶石林有汉金乡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辅,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于陵侯。枝叶繁盛。或家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惟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如娄敬封奉春君之类是也。”则汉王不见侯公甚可疑。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
四面楚歌云云,或非史实,而更像小说。在当时而言,楚汉同枝,汉军唱楚歌不足为奇,不值得项王大惊小怪。
另,据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四《项王妾》:“国朝陈锡路《黄奶余话》云:唐傅奕考核《道德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见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复有耽嗜玄虚,整理铅椠如此一侍儿,亦是大奇。”按此项羽妾或与虞为一人。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
所谓楚地皆降,引天下兵至鲁的说法或不确切。首先楚地至此未必尽降。吴、浙之下,当为稍后的事;其次,引天下兵至鲁亦不可能。除开灌婴、陈婴、陈贺等人平浙地外,燕、赵、衡山、临江皆有自己的军队,且未参加对楚决战。《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引兵平吴郡,定会稽、豫章郡;《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定泗川郡;《傅靳蒯成列传》靳歙定临江国;以上诸事皆在项羽死后,但未必在鲁降之前。依刘邦葬项羽事,鲁降汉时间当为项羽死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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