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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谁识司马迁
[楼主]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2006/08/24 14:35
点击:753次







生死抉择费思量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菜九段/菜九愚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这种恐惧的最初表述,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可以选择的其他题目



生死拷问司马迁/



生死对质司马迁/



遗恨千古的生死棋局






本文系应约请之作,收入高中语文必修教师参考书的相关资料,以文章副题为主题,定名为《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似不及原拟定名好。




与本文相关的孔子价值观皆出自论语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本文网络用名  《报任安书》正解   千古谁识司马迁






署名菜九愚,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菜九段是不是自以为水平高。其实是菜到无以复加的意思。但为了免除联想,菜九愚较好。就如华山派的陆大有说、名字叫个什么英雄豪杰的,总会让人生气。这点菜九起先考虑不周。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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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秋过留痕  发表时间: 2006/08/24 15:46 

回复:看完了~写的不错!
一篇很不错的文字,写的很有份量,欣赏!

※※※※※※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 做人要存一点素心 ---------------- 相约[幽梦帆影]^!^
 [3楼]  作者:梦里思雨  发表时间: 2006/08/24 15:54 

回复:让人敬仰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
 [4楼]  作者:岸柳青青  发表时间: 2006/08/24 18:44 

回复:学习欣赏了
意境深沉,富有哲理,文笔洒脱.
问朋友晚上好!
 [5楼]  作者:dream_梦儿  发表时间: 2006/08/24 21:57 

回复: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司马迁认为是生还是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佳作!

学习了!

问好:)

 菜九段文集-----[dream_梦儿]



※※※※※※

欢迎光临【幽梦帆影】> 和【梦儿博客】>
 [6楼]  作者:梦里思雨  发表时间: 2006/08/28 11:50 

回复:祝贺上页!
恭喜菜九段!

※※※※※※
[楼主]  [7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8/29 08:13 

千古谁识陈胜王回复:

菜九段
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首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陈胜更因是造反的老祖宗,而受到较以往更多的尊崇,毛主席就在“批判”林彪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论时说过陈胜也是天才之类的话。在阶级斗争色彩褪去后,陈胜的老祖宗地位似乎也开始靠不住了。搞不清历史的人可能会因为党的推崇而对陈胜产生反感,这就有点不应该了。陈胜的历史地位不是因为造反,而是他打破了暴政设的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实际上,陈胜似乎在旧时代也没有被视作为寇。最早对他的尊崇还是在大汉王朝开国之初,由汉政权开始的。司马迁据实而记,记录了他的历史功绩,并以历史学家的笔法将其与古代的圣贤并列。今人不懂历史,往往据此将司马迁列为进步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意思大概是,陈胜之举是统治者反对的,司马迁大胆将其列为世家,是进步之举。殊不知,陈胜在有汉一代的地位是崇高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上级嘛。但汉王朝的尊奉给人的感觉只是因为陈胜是刘邦的老上级,仅凭这一点,陈胜也不会有太高的历史地位,真正给出历史准确答案的还是司马迁。他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看看,整个历史的走向都是陈胜开创的,那么司马迁将其定为世家就谈不上拔高,也与什么进步的历史观无关。司马迁对陈胜的评价在书中也不止一处,其他的评价是:“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陈涉世家》)“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儒林列传》)昔贤提及司马迁称许之人时,总喜欢说史公“三致意焉”,而到了陈胜这里真正是三致意,一处也不少。这就是陈胜的崇高地位的实际体现。
一、 陈胜的楚人身份

陈胜是楚人,自古以来没有异议。但其出身地一直有争议,而这个争议,就使得这个楚人身份成了问题。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者,阳城人也。”对阳城之名,从来没有异议。而对阳城一地,向有二说。其一为韦昭说,以为属颖川郡;其二为《汉书•地理志》说,以为属汝南郡。前者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后者在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即今河南淮阳。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据汉之阳城为汉宣帝时才有,故以为韦说是。不知是否受钱氏影响,后世学者都依韦说,将陈胜故里之阳城定位于河南登封。现在的大部分教科书、工具书都把陈胜说成是河南登封人,实际上他是河南淮阳人。这两个地方都曾有阳城之名,而淮阳的阳城一度是楚国之都,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即提到阳城。据《辞源》,宋玉为楚鄢人,此鄢,即阳城,距春秋之陈国国都不远。战国后期,即宋玉生活时代,楚为秦逼,东迁以陈为都,当即此阳城。这个阳城,即指现在的淮阳,也与陈胜的楚人身份吻合。在今天看来,这个小范围的地域差别算不了什么,在当时可以决定一个人国籍的不同。如果按流行说法,陈胜就是个韩人,但大家又都公认他是个楚人。也只有淮阳的阳城才能满足陈胜的楚人身份。
可能有人会说,难道这么多人都会把这么简单或者说这么重要的问题搞错,就你菜九能。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菜九以为,不是以人多人少决是非的,当年所有人都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能改变地球绕太阳转这个事实吗。司马迁写鸿门宴在新丰鸿门,新丰这个地名当时也没有,这是以后出地名记早年事,也不妨以早期地名记日后事。何况汉宣帝以淮阳为阳城可能只是沿用或恢复早先名称。所以,每当碰到这种事,菜九的尾巴就会翘到天上去了。把那么多俸禄给专家教授,等于是送到狗肚子里去了。菜九的这类偏激之辞,只是姑妄言之,算是狂言吧,各位看官当笑话看可也,把菜九当靶子扔砖批判可也。陈胜的楚人身份,应该是对阳城汝南说的最有力支持。有关陈胜为楚人的问题,《史记》并无明文记载。但从相关记载中可推论而得。这些记载是,一、陈胜起事前,吴广作狐呼“大楚兴,陈胜王”。果然,陈胜起义之初,即以大楚为号,称王定都于陈后,又建国号为张楚。足见其念念以楚为意。二、陈胜所委攻秦诸将,除周市外,均为楚人;令其徇赵地的武臣,更是陈胜故时所善,所谓“故时所善”,也就是谪戍前就捻熟之意。而武臣为陈人,此陈即陈胜定都之陈,陈王故里阳城,当在陈左近,或即汝南之阳城。三、陈胜称王后,其微时同耕之人观其宫中陈设而惊叹:“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指明楚人称多为夥。而陈胜故旧结伴前来探望一事,亦表明其故里与国都陈相距很近。四、陈胜起大泽,随后攻克陈并定都之,不再作迁徙。而在其后迅即发展的反秦风暴中,吴广军、周文部、宋留部均克复故韩旧地甚多,吴广围三川,周章率大军击函谷关入秦,必克韩之阳城而西。如陈胜是韩人,自应以攻克一旧韩旧都定都定居为务,而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五、陈胜定都于陈,似有日后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之意。如果说陈胜身份为楚人当无可怀疑,而其故里阳城为汝南之阳城也没任何疑问,与颍川之阳城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因阳城为旧有古地名,不应牵涉汉宣帝所置事。司马迁写史沿用古地名,如同其写古事用新地名一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因此,我们今天若再论及陈胜籍贯时,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其为今河南淮阳,而不能毫无道理地再指认其为河南登封。
问题是陈胜怎么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抓起来了呢?如此之多的楚人同时与陈胜编伍发配,应该考虑到他们本来就是楚将项燕的旧部。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其部属溃散南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
关于陈胜的身份,还是有必要辨一辨的。在我们今天的习惯思维里,总是把陈胜看作是一个农民。原因是他在与乡亲们(可能就是那些陈胜为王后来探望他的乡亲们)同在田里耕作时说“苟富贵,毋相忘”。人们最熟悉的陈胜事迹莫过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是在那时说的。好象他一直以来就是个农夫,这与他农民起义的身份倒是符合的,但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又不符合。一个农民能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吗?原来陈胜还有旧楚军人的身份,这个垄中之叹,应该是其从军前的事。但可以肯定地说,大概在发出这些浩叹后,陈胜加入了旧楚军队。这一点,司马迁并没有说,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事实推出。据司马迁的记载,陈胜部下那几个有名有姓的,都是陈胜家乡人或家乡附近的人。这些人就是日后陈胜的主要将领,他们是:吴广为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武臣为陈(即河南淮阳)人,周文为陈人,邓宗为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葛婴为符离(今安徽宿州)人,房君蔡赐为上蔡人,邓说为阳城人,宋留为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伍徐为铚人,吕臣为新阳(今安徽太和)人。尽管司马迁同样没能记下他们早先的楚卒身份,但不影响我们作出正确的推断。对于为什么这些人都在阳城以南南的多的地方被秦政权抓了差的最合理解释是,当年秦灭楚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战败,且战且退,最后溃散逃到南边,也就在南边安顿下来了,再最后被秦王朝一同抓了差。在秦王朝苛政的氛围下,谋划起义这样的大事问题上,应考虑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如果陈胜不是楚人,那些楚地将领能否团结在他周围就很成问题。司马迁记下的那几个有名有姓的人,起义后都统领过千军万马,如果没有行伍经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让你我带上成千上万的军队试试,恐怕根本玩不转。经过这番指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肯定陈胜及其战友是楚国名将项燕的部下,这不仅是日后陈胜以项燕的名义起兵,而且陈胜武装对秦的连续作战方式也与项燕连续七战破秦将李信的模式极为相似。日后,吴广部将田臧、李归杀吴广的理由就是吴广军事上不行,看来陈胜部下中军事上行或自认为军事上行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我们将陈胜及其战友定性为旧楚军人,不能算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不说陈胜的垄中之叹是秦灭楚以后的事呢。理由之一是司马迁明言那是陈涉少时的事。理由之二就是那些一起耕作的同伴是在陈附近,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起,陈胜说过:“苟富贵,无相忘。”日后看来,陈胜的这个话多半是指望别人不忘他。一开始,那些旧伴来看他时,他也与这些人载笑载言。后来大概这些人老不忘提他小时候的糗事,他就恼了。于是,他发起的许诺,失信于人,见笑于世。这当然是题外话了,打住。

二、陈胜破了秦始皇的局

尽管秦以前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只有秦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一统天下。因为前三个朝代只能算是部族联盟,最高统治者也只是为各方所尊奉,对各个盟友或部落并没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遇到事情也只是商量着办,而不能真正做到发号施令。所以,秦始皇及其臣子,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超过了三皇五帝,属于功德无量。既然如此,秦始皇的享受也理所当然地要前无古人。所以秦定天下后最急于办的事就是大肆兴建供皇帝享乐用的建筑与道路,对于刚刚结束战乱的天下百姓来说,就是苦难加重的开始。
就拿秦始皇陵来说吧,从秦始皇十三岁继位为秦王时就开始建造,当时可能因为战争的缘故,也因为秦始皇当时只是个年幼的列国之王,其兴建的规模与力度都不能得到保证。到了一统天下,可以驱使天下民力,而秦始皇又自认功超三皇五帝,这座陵墓的规模可能就非当初计划可限。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要兴建这样大的工程,就得加倍压榨百姓。秦亡后,汉人总结秦的残暴说其“收泰半之赋”,也就是说百姓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收入供统治者享乐。这样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百姓会不会对统治者形成威胁,从理论上说,活不下去的人民会铤而走险,但这在现实中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秦始皇一统之初,为了他的家天下能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地传下去,并且不影响他们这些最高统治者大肆享乐,他就防着这一手了。秦统一后为了后世的太平干了这样几件事,第一是销毁天下兵器,第二是拆除各地的城防关隘,第三是将各国有名望的宗族迁往旧秦腹地,第四是禁锢各种思想,第五是颁布各种惩罚条例实行恐怖统治。经过这样的精心布局,对秦政权的威胁确实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汉人记载了当时的不满气氛,从天下半数人想反直到百分之七十的人想反,但都没有形成像模像样的反抗。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残暴还不足以构成反抗的必然条件。对于人民来说,秦的残害不仅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斩杀无数各国士兵,更有不知其数的百姓死于非命。所以当时最流行的话语就是“天下苦秦久矣”。但苦归苦,你还非得忍受不可。于是,无数的百姓在修建秦宫室的工程中使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而毙命。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在传统上,秦成了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仿佛天命所归,又掌握强大的专政工具,百姓的怨气再大,也只能是呻吟着的一盘散沙,而形不成足以撼动统治的力量。当时最流行的反抗也只是不合作,而不合作的形式主要是藏起来。张良就藏起来了,刘邦也藏起来了,项梁也藏起来了,吴广在起义前也口头威胁朝廷军官准备逃跑藏起来。其次就是当山大王,比如英布与彭越就搞起了小打小闹的打家劫舍的营生。但是,不论你是藏是当土匪,都奈何不了秦王朝一根汗毛,它照样继续它的暴政,大批的民众继续沦为暴政的牺牲品。就在这万马齐喑、举国绝望的情况下,有一个小人物,一个统治者根本不屑防范的小角色,一个行将成为暴政牺牲品的苦役犯,发现了秦政权的命门所在。这个人就是陈胜。历史就是这样,秦始皇为了一姓江山能千秋万代传下去,做了各种防范措施,应该说这些措施都奏效了,上面说的五个方面确实没给他添乱,但却由陈胜这类不入法眼的小角色掀起了冲天巨浪,一举颠覆了秦王朝。
陈胜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秦始皇刚刚去世,传位给了秦二世胡亥。秦二世全面继承了秦始皇的暴政,一面宣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一面继续秦始皇生前未曾完工的各项享乐或显示权力的建设。而就在秦二世继续着其父的享乐事业没隔多久,就在秦二世继位后的第十个月,陈胜与他的九百同伴在大泽乡掀起了反秦风暴。
当陈胜这些旧楚军人集体被秦王朝抓来戍边充军行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遇到了连绵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秦朝的法律,不管什么原因没能按期到达指定位置,就犯下了杀头之罪。于是,陈胜等人面临着无论反抗与否同样是死的结局。在这种横竖都是死的情况下,陈胜选择了“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道路。然而区区九百人,能对秦王朝构成什么威胁,能有什么取胜的希望?当年被秦灭掉的各国,哪个没有几十万军队,但在强大的秦军面前,还不是都如摧枯拉朽般地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秦之关中作苦役的刑徒动辄几十万,其强悍足以打退陈胜的几十万大军,但在暴政的压制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天下苦秦久矣的总体氛围下,要说不想反那是不真实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反抗的合适名义。换言之,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名义,反抗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个名义被陈胜找着了,或者说是发掘出来了。
陈胜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名义的呢,司马迁在《陈涉世家》里是这样记的: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原来这个反抗的名义,就是要将统治者置于不合法的地步。看来打破统治的利器还是要从统治的营垒中去发掘,在陈胜这里,就是要将秦二世弄成篡位之人。
应该说陈胜的第一谋画,就有两大高明之处。其一是置暴秦的统治者以不合法的地位,以瓦解敌方阵营;其二是推出已不存在的老长官项燕,以号召楚地民众。看来,秦始皇没防范到陈胜这一层面应该是一大失策,但谁能保证即使防范到这一层面,在其他方面就不会出问题呢。可能后人会说,这个创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陈胜找出来后人们才这样说的,当时可不是这样。张良、刘邦、项梁、韩信这些后世公认的聪明人都没想出来嘛。如同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后人看来不过是只要一个劲地向东行驶就能办到的事,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个首创之功是不容磨灭的。所以司马迁才会给陈胜以极高的评价,将其推举到与商汤、周武王、孔夫子相提并论的层面。
正是在陈胜天才的创意下,今天所认定的秦二世少子说出笼了。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事实。陈胜言二世为少子一说,当是二世少子说的最重要历史来源。陈胜是否知道秦始皇所有子嗣的齿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解决当时局面的钥匙。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人所皆知,为什么皆隐忍不发,其原因或在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须知,统治者的残暴还不是充分的理由。此前的刘邦、彭越、黥布、张良皆一代人杰,因为没有合适的理由,只好选择了隐匿。陈胜此说的提出在当时可以看作是革命性的创举。秦二世的残暴再加上其继承权之不合法,就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起而抗争。
其实,秦二世既不是少子,其继承权可能也完全合法,但陈胜可管不了这么多,先这么定了再说。不难想象,陈胜部在向秦攻击时当是何等大张旗鼓地宣传二世少子说。此说对统治集团将造成极大的混乱,从而加速了起义形势的发展。刘邦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原为陈胜旧部,到汉王朝建立後,此说当能延用下去。故後世只知道秦二世是秦始皇少子的秘密或在于此。关于秦二世非秦始皇少子事,可详参菜九《秦二世少子身份辨》。所以汉王朝的建立者,视陈胜为圣人,这比司马迁将陈胜与汤武孔子并列又要早得多。刘邦的孙子刘安与属下伍被讨论反叛时曾有论曰:“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这里的圣人指的就是陈胜。刘邦说这话时,他已同秦王朝决裂,其时间要早于陈胜两三年,但也仅仅是躲起来无所事事而已。但躲起来的又岂止刘邦,勇悍如项羽,机变如张良,也都只能在秦始皇设的局里躲躲藏藏,真可谓智勇俱困,可是陈胜这个败军之兵信手拈来个二世少子说,就破了这个局。能破这个局的人,当然是圣人了。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六国几十万之师都非秦人之敌,而陈胜的九百人竟然奏功。但陈胜的九百人其实在当时不是个小数字。所以菜九要说古人所说的天亡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人张燧说:“秦灭六国,楚独无罪,诱怀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万人,风骤雨至,五湖七泽,势如破竹,陆终、熊绎之後,荡无孑遗,即于此时生二男子于东楚,曰陈胜、吴广,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刘季、项籍,奋臂大呼,四方响应,神都天阙,三月烟飞;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盖从外取之。楚国之愤气所化也。孰谓天道聩聩耶!(《千百年眼》卷四《天亡秦》)这里的东楚西楚,可能不确,但事实倒是存在的。就是陈胜及其同伙在举事前一直没散,可以比较的是刘邦为沛送徒咸阳,还没走出所治地面,就跑了一大半。而陈胜所部行伍出身者甚众,居然一个都没跑。如果他没有九百人众,其下场恐怕也会如英布一般,落草为寇了,就不可能撼动秦王朝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灭秦是上天的意志,秦始皇人算不如天算。更有奇者,是陈胜起义的地点,大泽乡正是秦破楚将项燕的地方,可能陈胜及其战友正是在经这一战败后,星散到南方的。所以王应麟说:“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也。”(《困学纪闻》卷二十)王翦杀项燕,而项燕的孙子项羽又反过来活捉了王翦的孙子王离。项燕死而楚亡,王离禽而秦殆。真是天道好还。

三、陈胜的历史地位
与我们今人肯定司马迁定陈胜为世家的评价相反,历来反对司马迁定陈胜为世家的人也不少。如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迁后人司马贞就说:“胜立数月,无後,亦称系家者,以所谴王侯将相灭秦,为首事故也。又言历年不永,功业蔑如,可降为列传。”这个观点还颇普遍,但一生钻研《史记》且看不懂《史记》者又何可胜数。所幸的是,历来也不乏有识之士,有人就这样评论(抱歉,菜九不知此书为何人所作,其中可能还有录入错误,现找不到原书,不知是菜九录错,还是原书就错了):“呜呼,中何以知作史者之深心哉!太史公隐以陈王亡秦之功,上拟孔子,故列《陈涉世家》于《孔子世家》之後,而自序作《陈涉世家》之意,则以涉之发迹,比之孔子之作《春秋》,汤武之除桀纣,何则?孔子继周公而传尧舜汤武之道者也。秦人坑术士,焚诗书百家言,是废灭尧舜汤武与周孔之道者也。陈涉首起义师,亡秦以兴汉,汉兴而儒术复盛,是有大功于尧舜汤武与周、孔之道者也。钱竹汀谓,史但言秦之亡起于涉,非以涉比汤武,是亦未窥太史公之旨者。大抵论人之德者,内究其心,论人之功者,外观其事,涉之心非汤武之心也,涉之事则汤武之事也。太史公第论其事而已。当嬴氏恣为残虐,重役暴敛,黩武繁刑,族与弃市者,数不可考,而隐宫徒刑之人,多至七十馀万,蒙氏北逐匈奴,暴骨于长城下者三十万,尉屠睢南攻百越,伏尸流血数十万,乃更发適戍五十万人以备之,荼毒生灵,于斯而极,癸辛虽虐,祸不逮此,海内愁怨,并思亡秦,较之偕亡祸丧,殆有甚焉。然而智如徐福,渡海东逝;贤如(张)耳、(陈)馀,隐于监门;勇如(项)梁、(项)籍,亡命会稽;举劫于威虐,相顾莫敢先发,涉以一耕佣,奋起陇上,豪杰云兴,秦遂夷灭。由是言之,荥阳戏亭之军,与鸣条牧野之师,功绩讵有异哉?张、陈谓涉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已明以汤武之诛残贼比之,而非始于太史公也。而况尊用圣裔,以孔鲋为博士,鲁诸生与孔氏礼器胥归之,此即太牢祀圣,绍嘉封侯之先声也,此即诏愍崩废,广厉学官之嚆矢也,功在後世,尊为世家,不亦宜乎!太史公既于《自序》见意,复于《儒林传序》畅述其旨,首叙孔子论次《诗》《书》,次及秦季焚书,次及陈涉为王,诸儒委质,次及汉兴诸儒,修经习礼,其大指已昭若发蒙,而司马贞不悟,犹云宜降为列传,何其谬哉!”(《历代名家评史记》引《後乐堂文钞》卷一《史记陈涉世家书後》)“以陈涉与汤武、《春秋》并言,此理最精深,以其功同也。汤武有德,力通达于一时之天下,故功在一时,孔子有德,力不能达一时之天下,而能传于万世之天下,故功在万世。陈步无德,力亦不能为天下之功,而能为天下之有力者发端,故功即在发端也。”(《历代名家评史记》引刘光《史记太史公自序注》)

历史上对司马迁给陈胜的评价不服气的人非常多,洪迈也遇到了:“《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会向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馀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岂小小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耶?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容斋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王应麟曰:“或问:太史公自序曰: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以涉拟汤武、《春秋》,岂其伦欤?曰:天下苦秦之虐,如在汤火中,陈涉亦秦民之汤武也。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陈涉起事,而汉收之,民得去大残,蒙更生,涉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盖未为过。或曰:匹夫操天下存亡之权,自(陈)胜、(吴)广始,其然欤?曰:徂徕石氏曰:书云可畏非民,民虽匹夫也,有义勇,有豪杰。伊尹、吕望不忍桀、纣之民涂炭,奋于耕钓,起佐汤武,放桀系纣,义勇矣。陈胜不堪秦之民役苦,愤然起兵以诛秦,豪杰矣。夫是以圣人不敢侮于鳏寡,盖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谓: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盖不敢以万乘骄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芥视民,以鹿豕视民,故民离叛。吁,斯言至矣!秦既并六国,所畏者匈奴,攘之、却之,不知小民之为敌雠;所虑者豪杰,诛之、徙之,不知豪杰之在甽畂。不宁唯是,古者士传言,庶人谤,百工谏,遒人徇于路以采诗,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之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此圣王所以长世也。秦以斧钺箝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积怒不宣之于口,而郁于心,是以一箝而不可御。《春秋》书梁亡心昏耳目塞。桀自亡也。秦亦自亡尔。”(《通鉴问答》卷二《陈胜吴广起兵于蕲》)锺惺说:“胜称涉,书字也。字之者,贤之也。世家者,贵之也。曰胜虽已死,所遣置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者,明涉所以得为世家。处秦诸将相之後,在汉功臣之前,诈称太子扶苏、项燕以从民望,草草中起手,亦自有想头,有本领。至其谕众之言曰:公等遇雨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勿斩,而戍死者固十七八。但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非惟雄略可想,情辞明决,实有一片诚心感人,驱策智勇,良非苟然。殁谥隐王,赏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两言,复以陈为楚,徘徊感慨,有不尽之意焉。”(《史怀》卷五)张燧说:“陈涉之王也,其事浅微。然缙绅先生抱祭器而往归之。张耳、陈馀、房君之徒又皆以兴王之业说之。至其不幸而败,史氏犹再三致意,称其所致王侯将相竟足以亡秦。夫涉起谪戍而首事,其大要不过偷一时之欲;用军行师,未尝有一日之规;天下後世,正不当以兴亡之事责之,旧史犹复云云。吁,亦悲矣! 天下苦秦之祸,故家遗俗、豪杰侠士,丧气略尽。乃其所不虑之戍卒,犹能为天下首事。虽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浅,而古今犹幸之。盖积万年之憾,而发愤于陈王,犹曰此秦民之汤武耳。”(《千百年眼》卷四)但这个评价有误,后面将说这个问题。 郭嵩焘说:“案陈涉首事仅一攻蕲下陈,而所遣诸将武臣则自立为赵王,韩广则自立为燕王,周市则立魏咎为魏王,葛婴则立襄彊为楚王,秦嘉又立景驹为楚王,其自立者,齐王田儋而已,馀皆陈涉所遣将也。陈涉起未久,事迹无可纪者,而楚、汉相争大局并由陈涉发端,史公叙汉世家,首陈涉以此。”(《史记札记》卷四)陈埴说:“史氏谓陈胜诸故人皆引去无亲胜者,与诸将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此是胜之节目。先儒乃谓胜之亡,其大体不在是。胜与吴广,同功一体,田臧擅杀吴广,胜不能制,则纪纲扫地,唇亡及齿,此胜之不能自存然否。胜、广为救死无策,故判命出此,姑延一旦之喘息耳。即不须以纲纪画略望,亦不须以兴亡成败论他。但先史义其为豪杰首事,故于其亡也,再三致意焉。犹曰是秦民之汤武耳。(《木锺集》卷十一)黄淳耀说:“三国时人谓刘玄德能乱人而不能治。观陈涉、吴广辈,举事草草,军无纪律。涉所遣诸将徇地者,辄反他所;吴广为田臧所杀,胜不能讨,因而将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无识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败。盖胜本庸材,初不能乱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独难其首事者。会胜攘臂一呼,不觉响应耳。太史公称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盖时势使然。初不繇胜,盖胜生而称王,死而有谥,久而血食于砀,幸矣。抑人心恶秦之故,而不忍死哉。”(《陶庵全集》卷四《陈涉世家》)日人龙川次言也说:“陈涉起于谪戍,蜂起侯王将相皆奉其命,非区区管蔡陈杞之比。何得不为世家乎。” 曰“不当立”,曰“数有功,爱士卒”,则未尝不依附于纲常勋德之间也。曰“多闻其贤”,曰“楚人怜之”,则未尝不深识夫人心向背而众志成城之效也。草间有如此人,宜其辍耕太息矣。《史记菁华录》卷一。

对陈胜的大体评价多数是肯定总体,而对陈胜的局部举措不以为然。很多人没有看出陈胜反秦的创举,多以为其因怕死而不得不反。其实陈胜自己已说得很清楚,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举什么大名,难道仅仅是当个王,过把瘾就死吗。否。陈胜一开始就以推翻秦的暴政统治为己任,未待入陈称王,就派葛婴等东向略地。之后又复遣召平东略地,召平之遣似有重复之感。以陈胜所图,旧楚一带不可能不予光复。那么,召平之遣或在遣葛婴之稍後,如遣周章在遣吴广之後一般;或在诛葛婴之後,以替代葛婴的职责。陈胜之战略是全方位的:其以陈为中心,派吴广攻三川郡入秦,宋留攻南阳郡入秦,邓宗攻九江郡,召平攻广陵意在会稽郡,武臣攻赵意在北方,周市攻魏意在东北,葛婴东略意在巩固後方。此等可指认者,井井有条,包罗天下殆尽。由此可见,陈胜所为非徒为苟活,其以陈为根据地,四面八方出击,其心存天下之志一览无馀。正应了其起义之初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陈胜对秦的攻击不遗力,显示了强烈的亡秦之心,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确实有这种气势,并以陈胜始。值得注意的是,陈胜部采用了连续作战的战术,不给秦王朝以喘息之机。此等战术在战国末年有楚将项燕破秦军时采用过,陈胜是项燕之旧部,故对此战术不陌生。从此,连续作战法在秦楚之际得到普遍使用。日后刘项击秦也都是急风暴雨式的连续作战,与陈胜战法正是一脉相承。
陈胜当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前人指责其重用小人,就是秦的苛法之一种。赵高对秦二世说远者近之,贱者贵之。陈胜重用朱房、胡武等人,使部属寒心,亲信疏远,所以迅速致败。在陈胜来说也有他的不得已,他毕竟出身社会底层,不谙统治之道,只能拣现成的办法做起,而现成的办法正是他竭力反对的秦暴政。我们后人站着说话腰不疼,如设身处地,恐怕行事也没什么两样,谁没有局限性。而且这个现象可能还不是一个局限性所以尽言。这里可能牵涉一个统治精髓,是不是有一个以不干活的整干活的规律。我党的延安整风,好象也是不干活的在整干活的,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给批得死去活来,此是题外话。不如此,那些干活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怎么办。陈胜身在局中,在所难免,这也叫无可奈何。不过陈胜也确实过了把瘾,他的老乡亲说他那个王当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止是王当得像回事,他的话也没人敢不当一回事。武臣自立为王后,陈胜还一个劲地催武臣击秦,武臣虽然阳奉阴违,但还是派人去击秦了,后世司马皇室冒认的祖先司马卬就被派出向河内进军,另外还派了李良向常山进军。陈胜死后,景驹为楚王的使者就让齐国给砍了脑袋。如果是陈胜的使者,可能他们就不敢这么做。
陈胜的权威来自于其开创的反秦首功,因为他破了秦始皇的局,所以取得了号令天下之权。所以陈胜一死,争夺陈胜法统的斗争也就立即展开。秦嘉擅自立景驹为楚王,就是为了继承陈胜的法统。但其势单力薄,不足以服众,遂为项梁所败。项梁灭景驹的名义却是借口陈胜生死不明,景驹自立为大逆不道。看看,连大逆不道都用上了,陈胜的作用与地位非同小可。在司马迁的笔下,对这个法统也是有交代的,陈胜的世家就是以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楚王而收结的。而项梁失败后,正是楚怀王心整合了刘项的部队,重新授予二人名号,所以这三户亡秦的另两人,就成了陈胜的部下,法统上的部下。所以,汉定天下后,楚的国号不灭,由韩信从齐王改为楚王,说是义帝无后,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对陈胜之统的尊奉。我想应该有这个含义在其中。哪能让一个为亡秦首建的政权消失了呢。司马迁记下陈胜说过的两句话也足以让世人永远忘不了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除陈胜外,还有那个农民起义的领袖留下了什么足以传世的话。所以千万不能把陈胜与其他农民起义领袖混为一谈。

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



[楼主]  [8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06/09/08 11:25 


古史杂识之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菜九段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
与肯让功劳与别人相适应,刘邦的从来不自是己意,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入关之初,便欲居秦宫室,这也是大功告成时的人之常情,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类行为,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其曰:“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20]
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繋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21]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2]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才使得汉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秦亡之覆辙,人民的休养生息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
四、尊重知识及对汉文化的影响
有关刘邦尊重知识问题,现在没人讲过,因为汉高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无赖,对有知识的人极不尊重,历史记载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3]等等不良形象,故后人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种情况应该说只是刘邦的皮相,而非实质。刘邦的本质是尊重知识的,他特别能团结人才,也是他尊重知识特质的表现形式。
其实项羽、刘邦两人原来都是读书的,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但刘、项二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完全不同。项羽在抹杀楚怀王的功劳时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24]而刘邦定天下论功欲行赏厚封萧何,同样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5]看看,这与当初项羽的心态是何等相似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6]刘、项对待知识的功用的认识差别如此悬殊,刘胜项败,固其宜矣。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评论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汉人扬雄认为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也恰好代表了对知识的尊重与轻视的两种倾向。可能宋人苏辙的话,对我们理解刘邦有帮助,他说:“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27]苏氏此段话之后,就将这个圣人直接落实到汉高祖身上了。
其实,刘邦的聪明才智在当时也是少有人能比得了的,正因为他尊重知识,所以他对别人的功劳看得很重。至于他轻视儒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儒生确实有不少是“徒持文墨议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但真正有才学的人,有一善策而得采用者,当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了刘邦听从了洛阳新城三老、袁生、郑忠、郦食其等人的良策,取得了对楚作战的主动。这样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史书上不可能一一记下来。
对刘邦之智,明人何去非曾有过专评,其曰:“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28]古人做这类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地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利,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附注
[1]《晋书·阮籍传》
[2]《汉书·司马迁传》
[3][6][7][8][9][14][18]参见《高祖本纪》
[4]《秦始皇本纪》引
[5][13][23]《郦生陆贾列传》
[10][11]《淮阴侯列传》
[12]《陈丞相世家》
[15]《茶香室三钞》卷十一《汉赋最轻》引
[16] 载《淮海文汇》1996·10
[17]参见《高帝纪》
[19][21][25][26]《萧相国世家》
[20]《纲鉴统一》卷五引
[22]《太史公自序》
[24]《项羽本纪》
[27]《栾城应诏集》卷六《进论五首之二》
[28]《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八
[29]《三峰史论·明断篇》
2001年两岸两汉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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