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作证 飞向光明

_____记架机起义并参加开国大典的沈济世及夫人沈源

这是一对表兄妹,也是一对革命伴侣.当年,一位从地下向解放区送情报为决胜淮海战役作出过重要贡献,一位在策反两架国民党飞机降落解放区后又毅然率第三批人员架机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这对夫妇又在天安门前双双接受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不同的是，依然一个在地面的金水桥边，一个是架机通过广场上空。每次采访,我都为其惊险经历动容,每次交谈后,我都想写下他们的传奇故事。但庸人琐事多,我终究没有动笔。前不久,我又一次与年逾八旬的女主角面对面时,忽然发现那位在渡江战役前夕的蓝天上上演过惊心动魄一幕的老人已经仙逝两年了。遗憾之余,我且把采访到的点滴故事记述下来,我知道我还会不断地修改和补充它,否则,我将更加遗憾。

                一  寒门也有鸿鹄志从戎只为驱倭寇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和中国航空史上，沈济世，是一个不能不书写的名字。在淮河岸边小城怀远县境内的荆山脚下，奔腾不息的千里淮河在这里因荆山、涂山雄峙两岸而打了个旋拐了个湾，并在这里留下流传千古的无数美丽传说。东岸的涂山就是历史上大禹会诸侯之处，西岸的荆山上“有天下第七泉”的白乳泉，以及卞和献玉之地。

1914年，本文的主人公沈济世就出生在这里，仿佛是命运与他过不去，在他才几岁时，父母双双亡故。不久，他那不到十岁的姐姐又被残忍的继祖母踹断腰肢虐待身亡，三位舅舅中的两位生活比较富裕者视如不见，也不肯伸出援手。从此，小济世和哥哥妹妹相依为命，靠父亲的朋友的拉扯和另一位在杂货店当杂工的穷舅舅的接济，兄妹三人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小济世兄妹也视这位舅舅为恩人和最亲近的人，每逢过年过节，舅舅哪怕揭不开锅也会借钱做几样好菜，叫上兄妹三人美美地吃一顿。小济世兄妹狼吞虎咽之际，舅舅却在一旁黯然落泪，既为早逝的姐姐姐夫，也为可怜的三兄妹。清明时节，舅舅还会领着沈济世兄弟和自己的小女儿文华（本文的女主角沈源）一起乘船过淮河到东岸，对着济世父母的坟茔祭拜一番哭诉一场。

济世长到十几岁，日渐懂事并过早尝到了时世艰辛的他，不愿总靠别人接济来生活，因为他知道，最疼爱自己的这位舅舅家也不宽余。十五六岁时，沈济世在舅舅的推荐下也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工。旧社会的学徒工的日子可谓暗无天日，沈济世自从当了学徒工，每天除了干店铺里的所有杂活儿，还得给老板铺床叠被褥，端屎端尿，替老板娘烧火做饭抱孩子。由于尚未出师，老板一家人围桌吃饭时，他这个学徒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并等着盛饭，待老板一家吃完离席后，他才可以端来残羹冷炙扒拉几口。更难熬的是，当学徒的他是没有床铺睡觉的，要睡觉也只能睡店堂的柜台。所以，每天店铺打烊时间一到，小济世就得早早地安上店门板，然后不论严冬刮风下雨寒气逼人还是酷夏蚊虫叮咬闷热难当，他就睡在那窄窄的木制柜台上。繁重的活计加上被限制的人身，让小济世的学徒生活变得枯燥无味，更无童年与少年的乐趣可言。爬树掏鸟窝喝白乳泉水钻卞和洞，背着舅舅家的小表妹玩过家家捉迷藏的游戏，只能是夜夜的梦中幻想。

起初，小济世还能咬牙忍受，天长日久地劳累下来便感到吃不消。于是，小济世时常溜出来跑到舅舅家大哭一场，望着瘦弱而疲惫的苦孩子，舅舅舅母也只有默默地陪着流泪，哭完了还得劝他回去接着受罪，等待熬到出师的那一天。

繁重的体力活，以及无处发泄的郁闷，让小济世苦恼不已。恰在这时，县城中学有位姓陶的进步学生来找他，几次与他促膝谈心，安慰他并借进步书籍给他看，告诉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出苦海。然而，当他对共产党刚有懵懵懂懂的认识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陶同学等是1931年1月在怀远县建立的直属中共长淮特委领导的共青团特支骨干团员，由于从江苏省委调来长淮特委任军委负责人的刘平于1932年8月26日赴南京自动投敌叛变，致使长淮特委被破坏，蚌埠地区176名党员暴露并大部分被捕杀害，连怀远的学生团员也有三人被捕。与学生团员有接触的沈济世在不知觉中成为搜查逮捕对象，幸亏一位在县衙当差的远房亲戚通风报信，舅舅连忙找到小济世让他到乡下躲一躲。早就不想当学徒一心想出外闯闯的小济世如实告诉舅舅，自己打算去上海投奔姑姑家的表哥。

在表哥的举荐下，沈济世在上海铁路部门谋了个临时差使。以后的日子里，读书不多却受到过进步思想启蒙的沈济世深知没有知识求职无路报国无门,便将除了吃饭外的所有工钱都拿去交学费上邹韬奋办的夜校。在上海几年的日子里，他白天埋头干活，夜晚则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夜深人静时也偶尔想起常跟在身后玩耍的舅舅家那个可爱的小女儿，每每忆起往事有时不免涌上异样的情愫，打心眼里希望她也能走出那座小城看看外面的世界。尽管那还是个比自己小九岁的表妹，可小济世憧憬着能带她一起走出来，然而，济世有心等待表妹初长成，可自己至尽今尚不能混饱肚皮又如何心存它念呢。倔强的沈济世暗暗地给自己树立目标，一定要出人头地。凭着超人的毅力他愣是将自己的文化学识提高到了初中水平，这几年的发愤学习让他受益不浅，以至后来每试必第。

1937年的一天，沈济世看到一张小报上刊登离家乡不远的凤阳师范在招生，当即返回前去应试，结果顺利中榜。发榜之时，沈济世因拿不出四十元学费躲在屋里哭泣。舅舅看到这番情景，于心不忍，悄悄出去向邻里借来了四十元的高利贷钱递到他手中，沈济世终于如愿以尝可以去继续读书了。筹齐学费赴凤阳师范就读之际，适逢“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开始大举进攻中国，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纷纷拿起刀枪上战场。

沈济世决定投笔从戎，他辞别了舅舅舅母等亲人，随学校部分师生一路南下到皖南寻找抗日救国出路。一群爱国青年到达皖南后，学校组织者因一时带不走那么多的人便将大部分学生就地解散。沈济世却与一批热血青年斗志不减，索性徒步走到武汉，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国民党黄埔军校成为十五期生。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后，沈济世又考取了国民党陆军大学，一心指望在军校里学些本事救中国的他哪里想到，偌大的中国岂容他安静地读书学本领啊，头顶上整天都是日军扫射的飞机，他们几乎是被日军飞机一路撵着到了大西南直到云贵。

饱受轰炸之苦的沈济世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也要架机与日军在空中撕杀。皇天不负有心人，1943年秋，怀着航空救国一腔热忱的沈济世放弃了国民党陆军上尉职衔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成为第十九期学生一员，在昆明接受三个月的入伍训练后，于1944年元月调往印度的拉哈尔进行初级飞行训练。这一年8月，沈济世与同期学员从印度孟买乘船经印度洋、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南太平洋，至美国的落杉矶，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美国航空学校的学习生涯。异国他乡岁月漫漫，沈济世期待着早日学成归来与日寇的空中强盗决一死战。此间，沈济世没有忘记经常给舅舅家的小表妹文华去信，并寄来一些进步书刊开拓她的视野，鼓励她勇敢地从淮滨小城走出来，多读书找准自己的人生路。

           二  铁蹄践踏故乡路  兄妹求学两挂牵  

话分两头，沈济世离家远行踏上投笔从戎道路时，家乡不久也沦入日寇铁蹄之下。1938年2月2日，日本侵略军第十三师团的山南、山村两个旅团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凤阳临淮关方向沿铁路两侧分路合击，侵占了淮河南岸的蚌埠。两天后的2月4日傍晚，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年三十，怀远县城内处处炊烟袅袅，不少人家已经做好了除夕年夜饭。突然，城外的老西门附近“突突突”地响起一阵机关枪声。

“日本人打来啦！”“快跑啊，逃得迟就没命了！”呼啦啦，全城乱作一团，哭嚎一片。沈济世舅舅一家顾不上吃饭，小文华抓起几件衣服跟着父母，哥嫂抱着两个孩子，大家一起朝野外跑去。

在“跑鬼子反”的人群中，夹杂着不少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要员，他们也是事先毫无准备，面对日寇的突然侵占而仓惶逃亡乡下的。

处于蚌埠西仅几十华里的怀远县城的沦陷，是日军企图迂回包抄正与日寇决战的徐州守军的战略步骤之一。关于日军由皖东侵占淮河南岸蚌埠、怀远，以及多次强渡淮河梦想沿津浦铁路北上并与北岸国民党守军进行拉锯战的情况，著名报人范长江发表在《抗战周报》的《淮上观战记》中有详细记述：“鲁南归来，南面战事日紧，敌人已从容进占淮南一部分战略要点，而淮北之怀远，亦已陷入敌方，徐州之形势，日即于紧迫。……”

2月8日，范长江与《扫荡报》的张剑心、中央社的胡定芳、《新华日报》的周海萍等特地由徐州赴淮河北岸观战。是日，正是日军第一次大举渡河，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所属的一一三师窦希哲旅正面截敌并血战了一昼夜。东北军中主张抗日的窦旅长及东北名将梁忠甲之弟梁忠武所率第六七三团坚决阻敌，梁团诸营以牺牲过半的代价，赢得淮河北岸首次阻击胜利。范长江等8日黄昏抵达战场时，淮河北岸战事基本接近尾声，至9日晨大体肃清侵犯之敌。然而，战事却不容乐观，范长江写道：“九日小蚌埠之敌已完全扫荡，落水被击毙淮河北岸者三四百人，在河岸上，我们曾经做相当的国防工事，那是由南向北的，因为我们原来顾虑的是日军由北而来攻，我们那些国防工事，正好供敌人利用，所谓淮河南之优势地形荆山、涂山等不用说，我们做好的工事不用说，甚至于蚌埠市街上的高大建筑，无一不便利了敌人向淮河北岸我军阵地的观察与射击。……”

2月11日上午8时，日军在12架飞机轰炸之后，又组织两个连约五六百人渡过淮河攻打北岸小蚌埠，并在5架轰炸机的掩护下抢占了淮河北岸大坝的南面。一一三师官兵英勇无畏，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战斗异常惨烈，有的战士腹部被戳穿，肠子流了出来，士兵把肠子塞进腹腔后继续与日军力搏，直至倒地牺牲。一一三师最后因不见援军和弹药得不到补充而弃守小蚌埠。13日，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一部赶来增援，复夺回小蚌埠，敌军退守南岸。此后数日，敌我双方屡次拉锯争夺北岸，到4月，因战事变化，国民党军弃守小蚌埠，淮河北岸终被日军占领。

……

怀远县城沦陷之后，小文华和父母亲在乡下外婆家一躲就是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但也相安无事。

而这一时期，日寇正忙于组织在华北、华东各战略重地的正面战场上与中国军队作战。特别是1937年12月中旬日寇攻占南京后，为打通津浦线，决定南北夹击徐州。国民党军为粉碎日军的企图，在徐州外围部署了四十五万兵力。1938年3月23日，日军大举进攻台儿庄。次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组织参谋团驻守徐州，协助李宗仁策划徐州保卫战。历经数日激战，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指挥下，集中二十五万优势兵力在台儿庄进行阻击，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并于4月3日包围了日军第十师团，同时击退了由山东临沂赶来增援的日军第五师团，4月6日，日军第十师团被迫突围，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歼灭日军11900多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为挽回台儿庄惨败的面子，下令调集华中、华北兵力夹击徐州。1938年4月13日,日寇华中方面军命令其十三师团等两个半师团在蚌埠、怀远间集结，沿淮河向北推进，华北方面军派出两个师团由北向南推进。4月18日，日军与国民党军在徐州再次发生激战。

5月上旬，据守怀远县的日军从县城出发西犯蒙城，企图由津浦路西北上包抄徐州。日军出城后，沿途烧杀抢掠奸淫妇女。

此时正是麦儿穗黄时节，受滋扰的百姓犹如惊弓之鸟，漫野奔突。身后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头顶是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与扫射。跑不动的人们仰身躺在麦地里一动也不敢动，年纪大的人吓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直喊：“老天爷，保佑我们吧”“保佑我们别挨枪打啊”！小文华躺在麦地里起初不敢动，惟恐一动就招来机关枪的扫射，后来壮着胆子睁开眼往上瞧，竟能清楚地看到驾机日寇的狰狞面目。日军飞机飞走后，从怀远县城“跑反”出来的人们又逃到了上桥不远的芡河边的小岛上，扫荡追击不着的日军这才沿着西行的大道狂奔而去，小文华和乡亲们幸运地躲过一劫。

历史上关于骄兵必败战例虽有很多记述，但悲剧总是一幕幕地重演。在日军调兵遣将、大军进逼徐州之际，国民党军队仍沉浸在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之中。到5月上旬，日军南北两路已插入徐州中国军队防地，切断中国驻守徐州守军的退路，几十万军队在极度混乱之后迅速崩溃。5月19日，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放弃守城，日军随即占领徐州。

徐州沦陷后，日军从此据守怀远县城及淮河沿线，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与所有经历战争灾害一样，饱经日寇涂炭的城乡处处可见横陈乡野的尸骸，瘟疫也随之蔓延。小文华的外公外婆先后染上霍乱死去，哥嫂家那个人人疼爱的小侄女也被霍乱夺去了幼小的生命。战争用血的事实教育人们，生命是多么地脆弱！与其逃避孰若面对，在乡下躲避半年多的文华一家与其他“跑反”者一样也相继返回县城。

回到十分熟悉却是面目全非的县城后，小文华又见到投笔从戎的济世表哥的来信，不识句读的父母便将收阅和回复信件的任务交给了她。表哥在信中报告自己考取军校的情形，还透露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还读到共产党的报刊《新华日报》及革命书籍《论持久战》等，同时叮嘱表妹要多学知识，只有做有知识的女性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信中免不了要致谢恩人舅舅一家的接济和帮助，希望将来有机会报答。此后日子，等待表哥的来信，成了小文华的牵挂。

受表哥奋发进取精神的影响，文华读完了初中又念了一年的高中，同时也在淮西女校踏踏实实地学习两年的外语。一来二往，小文华在与表哥的书信往来中对他日益敬佩，感情也日益加深，但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仍懵懵懂懂。一次，表哥济世在来信中对她说：“将来，我想找一个我舅父舅母最满意的最喜欢的一个人，她能代替我孝敬他两位老人家。因为在我的一生，我的舅父舅母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恩人。”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来信，小文华感到很奇怪，拿着信件傻里傻气地问母亲：“娘，小哥的来信好奇怪哦，他说将来想找一个您最喜欢最满意的还能代替他孝敬您和父亲，世上那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母亲听了笑而不答，也不置可否。文华自己想了很久也没闹明白，渐渐也就淡忘了，直到几年后沈济世在信中再次提及，文华才如梦初醒。

见多识广的沈济世不间断地给表妹来信，不间断地对文华的学业进行鼓励，使文华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表哥极力鼓励她到上海读书并给她分析两条路：一是上师范学校，伙食费全免，只需交学费；二是上护士学校，学费与伙食费均免。对于家境比较贫寒的文华来说，既能免费吃饭又解决学费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然而，父母虽然没有啥文化，但反对女孩子出远门，加上旧社会都认为护士是伺候人的人，而且地位低下，所以极力阻止她去上海求学。文华便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如果我不能走出去，将来只能走母亲的老路，自己生活无着落又怎么能奉养你们呢？我自己出去闯一条路，也好孝顺你们，为你们养老送终啊！”就这样，在父母亲有一点同意又不太赞成的情况下，文华第一次踏上远行的路。1944年秋，有着良好学识基础的文华，带着表哥的殷切期盼毅然报考护校并很快被上海仁济高护录取。自此，文华觉得自己走上离表哥越来越近的自强自立的道路。

           三  相见时难终相见  身在曹营心向党

远渡重洋的沈济世此时正在美国紧张地学习飞行技术，起初，沈济世在落杉矶附近的山地安那美国空军预备学校进行三个月的预备教育，1945年元月转至新墨西哥州卡拉斯贝美国轰炸学校接受六个月的轰炸技术训练，毕业时被授予空军准尉军衔。7月初，沈济世又转至特克拉斯州的休斯敦市埃灵吞美国航空领航学校再度学习六个月的领航技术，当年底晋升为空军少尉。1946年春，沈济世又来到美国波斯处姆机场参加美国运输部队的综合训练，他由此成为飞行技术全面的空军军官。

中国选送的这批人员在美国学习航空飞行技术一学就是两年。让沈济世颇感遗憾的是，抗日战争在他们紧张学习中已经宣告结束，本想学成之后与日寇大战一场的愿望，也由此落了空。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却在国内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沈济世和同班同学张镭在私下言谈中对蒋介石的行径尤为愤慨，其他人员也无不感到前途黯淡。早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桂林分校期间就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并阅读过不少共产党刊物的沈济世，此时更加关注时局的变化。1946年6月底的一天，沈济世在国外一张中文报刊《华侨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为了反对内战，驾驶B—24重型轰炸机一架，首举义旗，飞往延安……”。消息还说，刘善本驾机起义到达延安后，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亲切接见。这一消息对沈济世震动很大，内心深处向往着自己也有那么一天。

1946年9月底，沈济世学业期满回到国内。一到上海，他首先被分配在江湾国民党空军二十大队6中队任领航员，次年初又分配到南京明故宫的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104中队任领航员兼大队一课人事参谋，不久晋升为空军中尉，后来又打进二课兼任情报参谋。

沈济世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稍事安顿后，他来到了上海仁济高级护校（现在的上海二院所在地）。那位经过自己指点已经从淮河岸边小山城走出来，眼下已到了大上海的舅舅家的小表妹，如今早已出落成娉娉婷婷的大姑娘了。

那一天，沈济世特意修饰了一番，身着便服，又梳了个锃亮的分头。听同学说校外来了个英俊小伙子找自己，文华说啥也不相信，虽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可一个女孩子平时连校门也不出，哪会认识一个英俊小伙子呢。莫非是他？但不会这么快呀，再说了，要是表哥来找自己他提前告诉我的呀。文华走出校门一看，来人似曾相识但却又不认识。这也难怪，沈济世与表妹金文华自1937年分手，已经九年未曾谋面，尽管两人在多次往来书信中也互赠过像片，可沈济世寄来的像片上的自己都是一身戎装，叫表妹如何认得出来？看到表妹一脸的茫然，沈济世开心地笑起来，大步走上前：

“小妹！”

“你?小哥！”金文华迟疑了一下，瞬间又惊喜的叫起来，接着，飞似地扑过来。

九年了，尽管沈济世与表妹的感情与日俱增，尽管远隔重洋的表兄妹常常手握对方照片进入梦乡，但千山万水隔不断的有情人终于相聚，两颗思念的心也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表妹，沈济世忧郁的心情稍稍有些平静。但是，整日看到一些民不聊生和内战气氛弥漫的情景又让他坐立不安起来。平日里，沈济世常与同班同学张镭和同僚中有反战情绪的人讨论时局，并伺机寻找共产党。同学中最谈得来的是张镭，虽然沈济世调到南京与张镭分在沪、宁两地，但只要张执行任务到南京，或者是沈执行任务飞往上海，两人都要聚到一起交换看法，私下也多次商量，决不能违背良心参与内战，做蒋介石的帮凶。同时，他俩还相约设法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以便早日摆脱黑暗，走向光明。

从此，寻找地下党成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张、沈两人每次相见时的话题和最迫切的愿望。

           四  肩负使命探情报  淮海战场建奇功

1947年的上海，经济凋敝，政治腐败，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在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另一方面是爱国人士奔走呼吁反对内战。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也在国民党官兵中蔓延滋长，不少人向往解放区。

这一天，酷热难当，上海外白渡桥想往常一样，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夕阳西下时，上海地下党我秘密电台报务员徐惠民的爱人张鸿仁正与一位国民党空军军官在桥上散步。这位空军人员就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新闻处的郭子旃，他原是中共党员，因与解放区党组织失去联系，要求找到党组织关系，回解放区工作。

张鸿仁听了郭的一番话，劝他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几分钟后，桥头上来了一位年纪在二十岁多岁十分俊俏的女子。这时，张鸿仁迎上去并向郭子旃介绍：“这位是王月英小姐。”王月英原名李敏妤，江苏苏州人，智慧与胆识过人，是上海我党情报策反部门的领导人之一。接着，张鸿仁又向王月英介绍了郭子旃的情况。

三人边聊边沿着苏州河漫步，走道僻静处均停下步来。大家倚靠在河边的铁护栏上，眺望苏州河两岸景色。这时，郭子旃急切地说：

“王小姐，我希望组织上能送我回解放区去。”

“最好郭先生能留下来做国民党空军的策反工作。”王月英不紧不慢地说：“如坚持要到解放区，希望能介绍几个爱国的空军人员，以便我对他做策反工作。”

郭子旃连忙说道：“可以，我很想回解放区，但我可以物色几个爱国的空军人员给王小姐。”

……

1947年秋，张鸿仁将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电讯局的同事张玖荆（即张镭）介绍给王月英，与此同时，郭子旃也向王月英推荐了张镭。张镭认识王月英后，也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去解放区。王月英说：“张先生的愿望很好。我希望张先生能再物色几个爱国空军人员，共同驾机起义，岂不更好？！”张镭点头称是。

1948年，早春二月。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张镭突然从上海来到南京找沈济世，提议一同出去玩玩。沈济世一听非常高兴，连忙问：“是到中山陵？还是去玄武湖？”张镭说：“我们一起到玄武湖划船去吧。”于是，他俩一起来到玄武湖，租了一条小船，便在湖中荡漾起来。

小船划到对岸的一片芦苇丛时，张镭说道：“我们休息一会吧。”两人沉默良久，沈济世又开始发泄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不满。“我真想到解放区去，可惜无人为我们引路啊！”沈济世叹息道。岂料，张镭异常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共产党员，我曾对她谈起过你的情况，你如决心参加革命的话，我愿意为你引见。如果今晚去上海，明天一早就可以见到那位地下党的同志。”听了张镭的话。沈济世又惊又喜，想不到张镭已经先他找到了共产党，更想不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将变成现实。说走就走，沈济世当晚就与张镭一道乘上去上海的火车。

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上海北站。出站后，沈济世与张镭坐上了开往沪西的公共汽车，来到了枫林桥。由于时间还早再加上是星期天，周围行人稀少，他俩便装成假日郊游的样子，漫步桥头。

随着太阳渐渐升高，春寒料峭的公园里开始暖和起来，沈济世更感到有一丝暖意涌遍全身。正在遐想之际，对面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士，她走到两人面前时和张镭打了个招呼，沈济世也停下了脚步。张镭当即指着沈济世介绍说：“这位就是沈济世”，然后又回头向沈济世介绍道：“这位是李敏小姐”。介绍完毕，张镭说：“你们谈谈吧，我还有事，恕不奉陪了。”张镭转身离去，沈济世这才明白，眼前这位李小姐（王月英的化名），就是他所期待见到的共产党员。

此时，沈济世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眼，只见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穿海棠蓝的旗袍，既朴素又大方，像是一位小学教师，面庞透出一种睿智和江南女子特有的娟秀。在她的提议下，两人走向附近的丰兆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在公园内一片僻静的草地边，他与她席地而坐，攀谈起来。她以亲切的语调询问了沈济世的出身、历史和家庭情况，并聚精会神地倾听沈济世的答话和要求，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两个小时。

听完沈济世叙述后，她沉着地说：“在我们没有见面以前，我对你各方面的情况已有所了解。经过今天的交谈，对你了解得更深一步了。就我所知，有些青年原来向往革命，可是一旦当了国民党的军官，思想就变了，你已当了十多年的军官，能够始终如一地要求进步，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所以，我很佩服你。”她话语不多，却很鼓舞人。

得知沈济世迫切想到解放区，她沉默许久后对他说：“在国民党队伍里照样可以为革命做工作”。见沈济世迷惑不解，她又笑道：“你应该知道啥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一听此言，沈济世心里豁然开朗。接着，她又为沈济世分析道：“抗战初期，你在国民党军校里的一些老同学现在多是校级军官，有的在国民党军事领导机关，有的在部队里，都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另外，你现在所在的国民党空军里，还有许多青年飞行人员。如果你把他们争取过来，站到人民一边，可以为我军提供军事情报或者驾机起义。”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做到这些，我们觉得完全有可能。其原因有三：其一，你是他们培养多年的军官，对你是信任的；其二，你们中的某些中下级军官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在我们进行教育后，他们有可能转变立场；其三，你有航空技术，可以一举成功，这是重要的条件。这些都是你开展策反工作非常有利的条件。你看，你留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是没有工作可做吧？这比你单将匹马一个人到解放区去对革命贡献大得多呢！”一番话，说得沈济世心悦诚服。于是，沈济世放弃到解放区去的要求，志愿留在国民党空军里，做对共产党有用的工作。看到沈济世想通了，她也兴奋地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沈济世的双手大声说：“好级了，让我们今后在一起战斗吧！” 自此，沈济世开始了在敌营的策反工作。

回到南京不久，沈济世便为地下党介绍发展了自己在桂林军校时的同伴同学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校参谋陈家懋。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又陆续发展了国民党联勤总部工兵署参谋陈毓汗、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中校参谋沈世遒、国民党伞兵总队三团团副李贵田等加入我情报组织。1948年冬，张镭与沈济世一道，搜集到并送出了“国民党全国空军的编制、装备、训练、机种、架数和全军各级指挥官的名单”等重要情报。

身在虎穴，稍有不慎，就会给革命带来损失，甚至将自己陪了进去。为便于掩护工作，沈济世在随后的日子里，几次向党组织报告过自己与表妹的感情进展情况以及表妹的家庭历史情况，尽管金文华起初也不知道沈济世所肩负的使命，但他的神秘行动，还是让文华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一天晚上，沈济世匆匆地出去又匆匆地回来。文华便试探着问他“你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工作”，吓得沈济世紧张地连连摆手叫她“别乱讲”，随后又做了个砍头的手势。金文华笑了，说：“哦，我懂，我会帮助你的！”后来，沈济世把表妹的情况再次向地下党组织报告，并请求批准他与表妹结婚。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沈济世与表妹金文华结婚，同时要求身为国民党空军上尉的他不能把婚礼办的寒酸，要在南京知名酒店大张旗鼓地宴请同僚。

在地下党的资助下，1948年10月，沈济世与金文华在南京的报刊上刊登了结婚启事，并在繁华的市区酒店里大摆宴席几十桌，风风光光地举行了结婚仪式。前往祝贺的几乎全是沈济世在空军里的军官同学，当然里面也有金文华不熟悉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自此，沈济世从事地下工作又多了一位国民党空军军官太太的助手。

沈济世与金文华婚后生活，如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反映的那样情景，每次上海地下党来人取情报，金文华就会掩上门，在门外给丈夫放哨。特别是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得紧迫，前方战事尤其需要了解敌方的战略部署，因此我党对南京国民党的情报搜集步伐也加快了许多。平时，每隔一周，沈济世都要从南京赴上海向地下党汇报工作，若上海地下党两周内无情报或是沈济世抽不开身，王月英则来到南京向沈济世了解情况，收集情报。

学飞行出身的沈济世，精通各种机械修理，所以他不仅精通空中的飞行驾驶，也善于驾车在地上飚行。周末闲暇，他时常驾着军用吉普四处兜风，亦或是与同僚到舞厅酒吧疯狂一番。在同僚的眼中，他风流倜傥且多才多艺又极有人缘，这一切无疑大大地方便了他收集和传送情报。每有重要收获，沈济世就会让漂亮的王月英坐他的车大摇大摆冲关过卡，尤其是过南京挹江门哨卡，虽然险象环生每次倒也都能顺利通过。南京的挹江门哨卡是前往南京火车站的必经关卡，平时一向戒备森严，只有周末稍有松弛。往往在这个时刻，沈济世就会驾车风驰而至，一身笔挺的空军军服，潇洒地打着响亮的手指。天长日久，不少哨兵早已很熟悉了他，沈济世便有时停下车斜靠驾驶仓与哨兵聊几句，有时索性也车也不下，只是冲着哨兵点个头扬尘而去，妩媚的王月英每每也不失时机地探头露出甜美一笑。大量情报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下，源源不断送到上海又转发到解放区。靠国民党对他的信任和沈济世的临危不惧与胆大心细，沈济世不仅每次都能安全地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送到南京火车站，有时情况紧急他还会直接将王月英送到了列车上。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步步推进，特别是几大战役的陆续展开，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空军人员的思想十分复杂，可以争取的人员越来越多，这其中有三部分人思想动摇明显，一部分人已经感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纷纷给自己找出路，另一部分人富有正义感，不满打内战，颇有爱国心。这两部分人经过启发诱导都可以争取过来。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吃喝玩乐混日子，今朝有酒今朝醉。沈济世在做这些人的策反工作时，往往要耗费许多口舌，还得搭上不少时间陪他们逛舞厅和酒楼。好在上海地下党对沈济世的行动总是及时予以指导，加之有一同赴美集训一同回国并介绍沈济世结识地下党员王月英的张镭与之并肩作战，终于争取到一批随时可以架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人员。

与太太携手收集传送情报工作不久，沈济世接到了地下党交办的十分艰巨的任务。由于淮海战役打得异常艰苦，国民党黄百韬兵团被我军围困得饥寒交迫，敌军频频向南京发报，要求空投物资。华野粟裕将军特派吴明义（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原型）赴上海，一方面采购军需物资，另一方面希望上海地下党通过国民党空军内线人物搞到国民党空军空投物资的地面标识。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根据地下党安排此前已经打进国民党空军十大队情报部门，并兼任二课情报参谋的沈济世身上。根据粟裕司令员的指示，王月英带着吴明义来到了南京，并安排他与沈济世等国民党空军人员见面。

由于前方战事紧急，沈济世一刻也不敢耽搁，他利用自己合法身份收集到不少国民党空军空投物资的地面标识，每收集一个标识样他就复制一个锁进自己的文件柜。由于标识样图较多，沈济世为了不惊动别人，索性将有的原件据为为己有不归还，待到无人注意时，他便将这些标识偷偷带回家。眼见淮海战役战场上我军急需的国民党军队“对空联络布版图”搜集基本齐全，可如何将那么大又那么多的标识样图转运出去愁煞了沈济世。因为他知道，一旦这些空投标识被查获，自己暴露掉脑袋事小，对淮海战役中我军造成的损失他十个沈济世的性命也换不来。

怎么办？前方战场敌人急需我军更急需的对空联络标识图就在自己手中，早一天送到我军前线对歼灭黄百韬兵团尽快结束淮海战役意义重大，等上海地下党派人来取，既危险又不安全，自己亲自送去无疑目标太大。时间容不得人多考虑，沈济世想到了自己那位办事谨慎而心细的妻子金文华。是啊，以妻子回娘家名义不是可以夹带转送出去吗？想到这里，紧锁眉头度日如年的沈济世稍稍舒了一口气。身在情报部门的沈济世不难了解从南京飞往各地的飞机班次，他很快获悉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就有一趟飞往上海的飞机。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济世将收集到的所有标识样图卷成一个硬硬的大卷，然后严严实实地打进太太的行李箱包里。收拾停当后，沈济世亲自驾车送太太到机场与其他军官太太们去上海“娘家”度假。行前和途中，金文华一来是不知道行李箱中的物件有多重要，二来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几次要解开包裹来看一看，都被沈济世用眼色严厉制止。太太从他略显紧张的神情和脸庞渗出的细密汗珠中，明显感觉到了这次情报的份量非同小可，或许是丈夫怕自己看了以后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紧张神情来，金文华不再多问了。一路上，夫妻俩默默无言，谁也不开口说话，更不知这一去夫妻是否还能再见。沈济世神情专注默默地开着车，金文华也是紧紧地抱着包裹不离怀。途中不时有送太太登机的同僚与沈济世打招呼，一向乐观且处事镇静的沈济世回答问话时也结结巴巴起来，金文华回头一看丈夫，发现他脸色有些苍白，那是一种如临大敌的神情。再有同僚打招呼，金文华就抢着回答是去上海转道去武汉的“娘家”省亲。快登机时候，金文华显得很轻松地对丈夫说：“你回去吧。我知道了，到家后就给你来信！”

飞机飞抵上海时，天色已近黄昏。所幸是周末，上海的国民党空军机场不少人早已去城里喝酒跳舞度周末了，加之下飞机的都是空军军官太太们，金文华出入机场时根本无人过问。出了机场后，金文华抱紧那一刻也没敢松手的包裹上了接送空军太太的专车。“到了，下车吧！”正当金文华遐想时候，抬头一看，专车已经进了上海市区。

金文华下车后，四面看了一下，发现并无人注意她，便连忙叫来了一辆三轮车，按照沈济世的叮嘱直奔北四川路的麦军里12号。这是上海地下党陶文靖母亲的家，也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虽然十分疲惫，金文华在陶母的小阁楼里抱着那个比性命还重要的包裹，几乎一夜无眠，打着瞌睡到等待天明。次日早上八点多钟，王月英来到陶母家看望金文华并取走了那卷图纸。至此，收集到的国民党空军空投地面标识，终于送达上海地下党手中，金文华也才松了一口气。

地下党取走金文华送来的情报图纸后，为保证她的安全，当晚又将她转移到地下党唐熊的母亲家。在不到十平方的小阁楼上，金文华足不出户地休息了好几天，上海地下党通知她，做好去解放区的准备。从来人口中，金文华知道丈夫冒死搜集到和自己冒着生命送来的情报图纸，已由上海地下党的王月英交给了吴明义，并由吴明义送到华野司令部粟裕手中。从地下党的同志对她表扬的语气中，金文华特别兴奋，因为这批对空联络布板图送到前方战场后对我军的支持远比枪支弹药的作用大呢。

1948年11月6日打响的淮海战役是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约六十万兵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围歼战。毛泽东针对敌人的部署情况，本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决定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11月10日晚，快速南下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已经占领了徐州东侧的大许家和曹八集等地，迎头拦住正准备西撤向徐州集结的黄百韬兵团，并将其合围于以碾庄为中心的不足十余平方公里的窄小地区。

得知黄百韬兵团被围，蒋介石马上派刚丛东北葫芦岛回来的杜聿明前往徐州，指挥解黄百韬兵团之围。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杜聿明急令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全力东进，先解黄百韬兵团之围。然而素与黄百韬不和且一心保存实力的邱清泉迟迟不实施救援行动，直到蒋介石获知消息予以严斥，这才驱师前进。邱清泉据以往固定看法，认为解放军不打持久战，如果十天消灭不了敌人就会自动撤退，杜聿明也估计至多一周内就能打到碾庄解黄百韬之围。激战两天后，邱清泉发现解放军打援部队越打越强大，碾庄被解放军合围得犹如铁桶一般，根本就无法接近黄百韬。14日这一天，国民党空中支援配合邱清泉兵团发起进攻，但由于害怕被解放军击落，飞机不敢低空轰炸，只是草草地在高空丢下几个炸弹就跑了。邱清泉大为恼火，在电话里大骂给空军指挥部。空军也反唇相讥，并向蒋介石告状说：“邱清泉畏敌怯战，按兵不动。”蒋介石一听信以为真，严厉训斥邱清泉率部在一天之内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同时，还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5日到徐州督战。

激战数日，解救黄百韬被围兵团依然毫无进展，所有迹象都表明：黄百韬部已到了覆灭之时。11月17日，顾祝同乘飞机到达碾庄上空，通过电台告诉黄百韬：“邱、李两兵团在陇海路两侧被阻击，无法前进，望你部突围出去与邱、李兵团会合。”黄百韬一听，顿时瘫坐下去，他绝望地对部下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难道狼狈不堪地给邱清泉看笑话吗？希望我的死能够让他们明白，以后不要再勾心斗角，只图私利。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是我的贡献。”

被围困多日的黄百韬此时早已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他决定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并以杀身成仁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他频频给南京发报，请求空投粮食弹药支持其与共军决一死战。蒋介石一面电示鼓励黄百韬，一面命令空军加紧向黄百韬兵团空投物资。然而，令黄百韬至死也不明白的是，明明自己的前沿阵地上铺放不少对空联络布板图，可国民党空军视而不见，那些空投飞机象长了眼睛一样，将大部分物资都空投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黄百韬气得暴跳如雷，抓起电话大骂空军指挥部：“你们这些混蛋东西，东西来了也不给我们却给对方送去，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人家说蒋光头是运输大队长呢！”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灭，黄百韬被击毙……

11月23 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展开，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包围了黄维的十二兵团。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我解放军全歼……

早在黄维兵团被围动弹不得的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弃城西逃,华野个纵队默契配合,采取三面攻击一面堵击的战法,于12月4日将杜聿明所部3个兵团合围于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等地。恰在此时，华北战场的平津战役打响了。为了不让平津的傅作义集团从海路南下，毛泽东指示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攻。暂时安稳的杜聿明集团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天，不久便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杜聿明集团三十多万人马西出徐州时只带了7天的粮弹，被围一周后便天天等待空投补给。偏偏是屋漏又逢连阴雨，1948年的冬天来得早，12月20日，战区上空风雪交加，气温骤降。杜聿明集团由此陷入了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境地，大批士兵冻饿而死，投降逃跑者日益增多，空中补给时断时续。特别是国民党空军害怕解放军地面炮火，只能实行高空空投，使空投物资无法准确到达预定地点。加之沈济世送来的对空联络标识布板图样，铺满了解放军前沿阵地，而且图样远比敌方阵地齐全，以致很多空投物资飘到解放军的阵地上来。国民党军中粮食严重不足，终于酿成个军队间为抢粮而相互开火。1949年1月6日中午，解放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揭开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序幕。解放军数千门大炮以摧枯拉朽之势狂轰被包围之敌，冻饿交加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自知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经过四天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国民党“剿总”副司总令杜聿明被俘虏。

……

事隔四十多年后的1990年，当年的黄伯韬警卫连长怀远籍人吴乃真来找蚌埠市的黄浦同学会副会长沈济世。闲聊时，吴乃真还在沈济世面前大骂蒋介石无能，说是国民党空军竟然将大批物资无端地空投给解放军。沈济世哈哈大笑，指着夫人连连说“你问她是怎么回事吧”。

国民党空军对空联络布板图经沈济世及夫人送达解放区后，为我军决胜淮海战役起到很大的作用，尽管国民党空军对战场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始终不明就里，但沈济世的太太金文华是不能再回到尚在南京的丈夫身边了。为防不测，地下党先后又将金文华转移了几次，并决定安排她前往解放区。

金文华动身前已被地下党转移到上海虹桥文化别墅的两层楼上，据说这是罗兰的房子。送行之时，从未谋面的吴明义一身商人打扮，特意赶到金文华处并护送她到黄浦江渡口上船，叮嘱她沿途的注意事项。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明确指示她，由于其夫妻照片及名字都曾在国民党的大报刊上出项过，为自身安全也为身在敌营的丈夫考虑，随身携带的任何物品都不能有明显的标记。金文华只好忍痛割爱，含泪将所有的结婚物什及结婚照片等等全部烧毁。根据地下党的安排，也是为了防止解放区隐蔽敌特的加害，她将名字也改为随丈夫姓沈名源，意思是与沈同源。

月黑风高的夜晚，沈源在上海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与另两位女同志同船前往解放区。随船有位很机敏的老太太沿途进行掩护，沈源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放着一条烟，其中有一盒里装着地下党的介绍信。从未坐过船的沈源的一夜天混地暗，晕吐了一路，天亮时分抵达一个叫青龙岗的地方。这是敌我双方拉锯地区，沈源在随行老太太的搀扶下，用其中的几盒香烟打点哨卡，便安然通过岗哨与解放区的来人接上了头。几经周折，沈源终于来到苏北盐城的解放区，回到了真正的“娘家”，并分配在第三野战军的后勤卫生部工作。

在上海仁济高护，沈源学的是护理，但由于协助丈夫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未能完成学业。然而三野后勤卫生部的李博部长（解放后曾在上海第二人民医院任党委书记）让其担任医务员工作，并说“你到了解放区你就算毕业了”，因为你这个护士比解放军后方医院的医生懂得还多呢。从此，沈源便在三野的后方医院里开始了真正的医务生涯。由于是在刚解放的新区，敌特活动比较频繁，为保护身在敌营的沈济世，沈源已结婚的情况被严密封锁，沈源只能思念丈夫的情愫深深地埋在心底。

           五  敌营策反显身手  三架飞机举义旗

再说身在敌营的沈济世。一年多的敌营策反，沈济世身边已经储备了一批急于飞往解放区的国民党空军人员。加之转入战略反攻后的三大战役均以我军胜利宣告结束，国民党军营里倾向革命投奔革命的人员开始增多。经沈济世的介绍和发展，他身边的情报队伍又增加了新成员。其中，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第五署的少校参谋黄汉生就向地下党提供了“国民党全国的陆军编制、装备、训练、部队番号、驻地指挥官名单”等情报；国民党联勤部兵工署参谋陈毓汗则提供了“长江防守工事构筑图”、“江防计划”、“南京核心工事”，以及“上海城防工事位置图”等敌方防御工事图。这些情报的获得均是陈毓汗冒着生命危险在下班时候带出来，然后由王月英、沈济世、陈家懋及其姐姐和妈妈等一起动手，先将地图复制下来，次日再将原件放回机关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在沈济世的努力下国民党空军中不少人向往解放区，到1948年底，国民党空军人员架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上海地下党王月英要求这批国民党空军人员可以组成二至三个机组，分期分批举行起义。

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阵营对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更成为不争的事实。1949年1月，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率凇沪杭警备司令部由常州进驻南京孝陵卫，成为国防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汤恩伯纠集残部，准备组织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事件，它无疑给国民党刚组建的江防总部当头一棒。

1949年2月19日，经过沈济世、张镭等争取过来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骏英、魏雄英，通讯员赵昌燕奉命驾驶C—46型运输机一架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青岛执行空运任务。这是一次举行空中起义极为有利的时机，当天张镭也借故去青岛办事而登机随行，飞机升空不久即改变了航向，直飞济南解放区。那天，沈济世也同样借故早早来到大队部的飞行指挥室，一来给张镭等人鼓劲壮行，二来也是观察动态。飞机一切准备停当后，于上午八点整准时起飞。约一小时后，扩音器里传来了对空电台的报告：“飞往青岛的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准备迫降。”指挥室里的所有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人人都在为飞行人员的安全担忧，而沈济世却暗自高兴，因为这一切都是张镭为迷惑敌人向地面电台发来的假报告。

时隔不久，尽管国民党空军对张镭等人驾机起义的消息封锁很严，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国民党空军飞行大队为掩盖事实，竟在一次集会上谎称“那架飞往青岛的飞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中途失事了。”明眼人都知道，张镭等人驾驶的飞机早已在山东济南地区机场着落，飞行人员还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呢。

张镭等人架机起义不久，地下党王月英又一次约见沈济世，告诉他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你去解放区工作。”初闻此言，沈济世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在一年前他要求去解放区未获批准，此时怎么又决定调他去解放区呢？但仔细一想，时局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侯国民党军队力量还很强大，如今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转移去解放区工作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看到王月英一脸认真的神情，沈济世知道这是组织上根据新情况作出的新决定，忙问：“你看怎么去呢？”

“要回娘家去，也不能空着手呀，应该带点礼物吧！”王月英说。

沈济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等着她说下去。王月英接着说：“你是空中飞将军，从地面走回去，有失光彩吧！”

沈济世恍然大悟，一拍后脑勺，朗声笑了起来。

“再组织一次架机起义如何？”

“没问题！”

其实，沈济世对此早有准备，几个月前，他就物色了102中队飞行员唐宛体，并商量好分工和各自的任务，只待架机起义时刻。唐宛体为人热情、豪爽，富有正义感，有强烈的爱国心。他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期间，曾经读过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报刊。由于相互间交往密切，私下也秘密商谈过如何驾机起义的问题。商量的结果是：利用夜晚夺取飞机，起飞后，先轰炸在南京停有各种类型百余架飞机的大校场和明故宫两个机场，然后飞往解放区。两人的具体分工是，唐宛体负责争取机组的通讯员、机械员，并选择适当的飞机；沈济世负责利用在大队部二课的工作之便，设法窃取夜间登机证，取得合法手续。

正当沈、唐二人有条不紊地计划驾机起义时，有一件事促使唐宛体提前行动。1949年2月底，沈济世在二课课长处获悉，国民党空军的头头们对唐宛体的言行早有怀疑，正计划将其抓起来。沈济世经过再三思考，决定放弃夜间轰炸计划，让唐宛体（其时沈尚不知道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盯上的唐宛体已是共产党员）提前飞走。

3月7日上午，唐宛体由台北飞来南京，准备下午去汉口执行任务。二人中午在餐厅见面后，沈济世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及个人的意见告诉了唐宛体。唐宛体一听吃惊不小，思索了一会儿又担心道：“我走了，那你怎么办？”沈济世急切地说：“你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对方就要下手了。”“那好吧，我先走。”接着，唐宛体又说道：“上海101中队有个刁光弟，他的父母妻儿都在北平，由于北平已经解放，无法回家，难免没有思亲之念，如果有人去做他的工作，他也有可能起义，否则，也就完了。”沈济世果断地说：“我留下来去做刁光弟的工作，争取他和我同机起义！”唐宛体说：“那太好了”。随即，他拿出笔来写了一封信交给沈济世，让他到上海101中队找刁光弟。沈济世信心十足地说道：“放心吧，我留下来不仅可以帮助刁光弟早日回到北平，使其与家人团聚，而且更重要的是多争取一架飞机。这样一来，就多增加一份革命力量，多削弱敌人的一份力量，有利于解放战争的进展。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让我们在解放区再见。”

当天下午，沈济世与唐宛体在南京故宫机场依依惜别，随后唐宛体和他的机组离开南京飞往汉口执行任务去了。这天晚上，唐宛体趁其他空军人员都到汉口市区跳舞联欢，饮酒作乐之际，率领机组的通讯员李学宽、机械员彭树新等人员驾C—47型运输机一架，在汉口机场举行夜航起义，一举获得成功。这一英雄行动强烈地震撼了设在汉口的国民党“华中剿总”。唐宛体的起义是继张镭起义之后第十八天在国民党同一个空军十大队内第二起驾机起义事件。无巧不成书，同是3月7日这一天，唐宛体的同学王玉珂、禹庆荣等也驾蚊式飞机一架，由上海起义，飞往解放区。

送走了第二起架机起义的唐宛体等人后，沈济世于一周以后来到了上海101中队驻地，准备秘密策反和组织第三架飞机起义。到达上海后，沈济世住在早些时候已被其策反过来的段德济的宿舍，并向他说明来意，请他配合自己的工作。段德济介绍说，唐宛体介绍的同期同学刁光弟知道父母妻儿所在的北平已经解放，常有思乡之情。

获知此情，沈济世于翌日早晨到上海市区向地下党王月英汇报此前未按原计划同唐宛体同机起义的原因，同时报告自己下一步的策反计划。得到王月英的赞同和支持后，沈济世便开始了紧张策反工作。

沈济世这次策反的是主要对象是飞行员刁光弟。之前，沈济世与刁光弟只是在同一个大队的一般同事关系，并无深交。显然，策反不仅悬乎也很有难度。为了取信于刁光弟，沈济世花费很多时间陪他出去玩，并经常带他去跳舞、看电影、喝咖啡，或者下馆子吃西餐。

一天，济世邀请刁光弟到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喝酒聊天。席间，沈济世故意告诉他说唐宛体已经驾机飞到了解放区。待刁光弟若有所思时，沈济世用试探的口气问道：“你有何想法？”刁光弟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了半天以后，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见他陷入深思沈济世又说：“我在大队部里听到一个传说，我们这个大队将要全部移驻台湾（当时已经有102、103中队移驻台北了）。如果我们跟着去台湾，将来想回来和家人团聚，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番话说的入情入理，刁光弟又陷入了深思，沈济世也不急着催他回答，而是自己点了一支烟，边喝咖啡边慢声细语地说：“你的父母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无人照料，你能安心长期在外吗？再说，你老婆这样年轻，她能无限期地等你吗？”这几句话果然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噗了一口长气说：“那怎么办呢？” 几经试探，刁光弟有些动心。沈济世一看有门了，连忙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事在人为啊！小唐不是已经给做出了榜样了么？你可以模仿呀！”

“你是说驾机起义？”他浑身一激灵，旋即又摇摇头。显然他对架机起义依然信心不足。沈济世连忙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是驾驶员，飞机上了天，飞向何方，完全听你的指挥了。对你来说，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这个勇气。”他犹豫了一下说：“这得好好考虑。”

此后沈济世与他又进行了多次促膝谈心，刁光弟终于表示愿意架机起义。但是，刁光弟不久又找到沈济世面带难色地说：“C—46大型飞机，不是我一个人能开走的。”沈济世鼓励他说：“只要你有决心，有什么困难我愿意帮助你。”刁光弟又提出：“我能开飞机，但没有飞机开，怎么办呢？”沈济世说道：“你如果真有决心驾机起义，飞机问题由我来设法解决。但是，你要做好随时走的准备。”刁光弟点头表示同意。

架机起义的飞行员问题解决了，沈济世又着手联络担负给飞机进行维修和加油的重要角色——机械员。而且飞机舱门的钥匙通常也是由机械员保管的。经过观察，沈济世看准了罗锡令。罗锡令当时对现实也很不满，常为被国民党的飞行员看不起机械员的言行而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沈济世见机行事，及时启发诱导，说明这是国民党军队里不合情理的怪现象，并趁机告知解放军内部官兵如何平等相处，同事之间不论职务高低都是相互尊重的情况。一段时间的密切交往，罗锡令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表示坚决参加起义。

罗锡令为人正直，也十分重义气，得知沈济世要策划驾机起义大事，主动提出帮助沈济世去做同机组仪表员宋元信的工作。罗锡令慨然地地说：“我们走了，不能把人家丢下来不管啊！”沈济世一想，这是好事，也能多争取一些人参加革命，便接受他的建议。接着，他们便共同做了仪表员宋元信、通讯员王凡（原名王伯泉）、机务员徐芳、军械员于振超等人的工作。至此，这批年轻人均表示听从沈济世的调遣，共同参加起义。

为了坚定这批年轻的国民党空军人员的信心，沈济世又利用半年前曾在大队部担任机要人事参谋掌管印信之便，为地下党员王月英取得了国民党空军女职员的工作证，特意安排王月英直接到位于上海老靶子路的国民党空军新生社（俱乐部）来活动，并与刁光弟见面交谈，以此打消他的顾虑。

刁光弟原是副驾驶，技术还不够熟练。所以他对动员其担当正驾驶去操纵飞机的起落动作有些胆怯，特别是与王月英谈话时，他表示出信心不足。一直在做策反工作的沈济世听了急躁得直搓手，思来想去，沈济世决定对刁光弟采取“激将法”。他大声说：“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我不爱惜我自己的生命吗？但我敢坐你的飞机，你还不敢开吗？”刁光弟听到沈济世这么一说，脸上有些挂不住，露出了不悦的神情。王月英一看急忙婉言调解，终于使刁光弟平息了怒气，心悦诚服地表示：“争取时间，尽快行动。”

1949年3月下旬的一天，刁光弟跑来告诉沈济世，说他接受了任务，要为联勤总部运送银元去长沙。沈济世觉得这是个机会，便与刁光弟商量，决定在这次飞行途中起义，并把飞机连同满载的银元带往解放区，作为献给党和人民的礼物。次日，大家乘车到了机场，准备到航行调度室办理起飞手续。此时得知长沙天气不太好，机场关闭不能降落飞机。一直等到中午，长沙的天气仍无转变，大家便回到队部待命。第三天上午，再次去机场，但长沙的天气仍未转晴，且正在下雨。就这样，一连持续等了六、七天，最后空运任务取消了。沈济世等起义人员也由此失去一次良机。

然而，在一个月之内，空军十大队连续发生两起架机投奔共产党的惊人事件，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惕，因而国民党空军加强了防范。沈济世的策反活动处境十分艰难，但他同时也知道，如果再拖延时日，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

经过反复思考,沈济世与同伴们决定于4月9日下午四时,采取强行登机的办法举行起义。之所以选定下午四时,乃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沈济世当时比别人多了个心眼:万一被国民党当局发觉而派战斗机追击也是无大碍的,一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起义飞机的航向和高度,如大海捞针无法拦截,二来当局即使派战斗机追击,但到达济南上空时已是黄昏,战斗机无法再返航了。因此，选择这个时间最安全。

采取强行登机的办法，比利用出公差的机会进行起义，显然危险性大得多。摆在起义人员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接近飞机，因为搞不好就会自我暴露。沈济世苦思冥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那就是以“试飞”为名，骗取合法手续，从而登上飞机。

4月8日下午,沈济世最后一次去见王月英，向她汇报和请示，确定了降落地点济南和联络信号。王月英指示说：“降落地点可在距离蒋管区最近的济南，你们起飞后，我马上和解放区联系，他们会欢迎你们的。”分手时，王月英与沈济世互致问候并预祝起义成功。

回来后，沈济世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4月9日上午，沈济世悠闲自得地来到值班室与值班人员下棋、聊天，并趁值班员上厕所之机冒充值班员给机场调度室打电话，佯称一架飞机刚修好，准备下午“试飞”，还特意询问了下午的天气情况。放下电话，沈济世已是一头冷汗，因为冒充值班员是十分危险的举动。为了防止以外，沈济世将已争取过来的段德济留守在值班室随机应变（段因为坚守值班室，未能随机起义，仍潜伏在101中队，直到上海解放前夕101中队撤往台湾，他才留下来换了便衣，由地下党王月英安排住处。上海解放后，他到上海军管会航空处报到，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秋，他奉命调至四川川西航空处空运队任空勤通讯员，又与沈济世一道并肩战斗，参加了开辟拉萨航线的试航工作）。

这一天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三时，沈济世一行七人象平时一样，身穿飞行服，手提航行包，乘吉普车直奔机场航行调度室。由于上午已经在电话里打过招呼，一行人比较顺利地骗取了飞行放行证,尔后驱车进入停机坪。这时，守卫在飞机旁那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大家，一行面对此情此景，不免有些心惊肉跳。但沈济世故作镇静首先下了车，将放行证递交过去。那卫兵接过放行证后用眼睛瞟了一下，随即向沈济世行了个举手礼，以示放行。一行七人紧张的面孔顿时松弛下来。大家走过去一起动手拿去轮挡，打开舱门，几个箭步便急速登上了338号C—46大型运输飞机。关上舱门时，七人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绢拭去额上的冷汗，连称：“好险啊”！

沈济世一行闯过险关登上了飞机后，兴奋之余又被一种紧张的情绪笼罩上心头。沈济世最顾忌的是，在飞机起飞的一刹那，飞行员能否迅速而又安全地把飞机拉起来。换了别人也许不需要考虑太多，可刁光弟原是副驾驶，操纵起飞技术不过硬，沈济世和其他同僚都担心飞机飞不起来，更怕刁光弟操纵不当酿成严重事故。

这是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当大型运输机滑行至跑道头，摆正飞机位置加大油门准备起飞时，大家的心情极度紧张，如负千斤重担。焦虑中，只听“轰隆”一声震耳声响，飞机的轮子挣离地面，昂首凌空而起，大家的心里才如一块石头落了地。刹那间，机舱内一片欢腾，大家不约而同地齐声欢呼：飞机起来了，飞机起来了！

此时此刻的沈济世，更是热泪盈眶，因为此次航行是他久远的向往。沈济世以往多次担任过领航任务，惟有这一次感觉最特别。这次领航也是沈济世生平第一次沿着党指引的正确航向，飞向光明，飞向解放区。多年梦寐以求的梦想即将实现，沈济世心潮澎湃，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飞机在5000尺航线上高速航行，不久便飞抵泰山附近。前面出现一片云海，无法辨认地标，也看不见山峰所在，大家刚刚兴奋不久的心情又一次紧张起来。如果盲目飞入云中，极易撞山失事，造成机毁人亡的惨痛后果。紧要关头，沈济世果断地让飞行员将飞机再爬升1000尺，同时把航向偏右一度，有意识地偏离泰山，从而确保了飞行安全。根据估算，飞机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沈济世一刻也不敢离开驾驶室，密切地注视前方，伺机寻找可以辨认的地标，确定飞机的正确位置。再向前行，沈济世突然发现飞机的右前方云层中有个云洞，及时指示给刁光弟观看，并让他抓住难得的机会将飞机从云洞中钻出。刁光弟随即推杆蹬舵迅速钻出云层。机翼下出现了地面，大家紧张的心情也才缓和下来。

飞机又往前行，很快到达黄河上空，飞机急忙转弯沿黄河西行，济南立刻呈现在眼前。历经两个小时的航行，闯过几个险关，终于来到解放区的上空，大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正当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机场着落位置，准备着落时，地面上的火炮突然一齐对空射击。机上顿时慌作一团，有人开始责怪起沈济世来：“闯过了几个险关，未死在国统区，没想到现在却要做无谓的牺牲了。”“解放区就是这样用机关枪大炮来欢迎我们的吗？”“沈济世，你是个骗子，我们上当了！”

紧急关头，沈济世沉着冷静，要大家接受革命的考验。同时他让飞行员打开机舱，放下起落架。这是要求着落的信号。飞机在炮声中继续在空中盘旋，眼看油将耗尽，机场也在夜色中漫漫消失。忽然，对空射击嘎然停止，机场跑道两旁出现几堆焰火，把跑道照得分明，迎接飞机降落。

解放区为何会对沈济世策反起义的飞机进行射击呢？事后才知道，原来上海地下党的电台恰在沈济世等人驾机起义时遭到了破坏，起义飞机到达济南时仍未能通知解放区，以至发生了误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夜间着落的技术要求高，加之刁光弟技术不熟练在操纵飞机着落时又精神高度紧张，本应该让飞机前面两个轮子和后面一个轮子同时着地使飞机轻轻地向前滑行。结果因为他一紧张仅以前轮子先着地，降落时带来了巨大的反作用弹力，使飞机弹起来又落下。而一直伫立在驾驶座椅后面的沈济世，头部在上下剧烈颠簸中撞在舱盖上，重伤昏迷了过去。

沈济世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是次日早上8点多钟。睁眼一看，沈济世发现自己睡在医院的病床上，四周站满了同机起义的战友和济南警备区的首长。一见此情景，沈济世急忙坐起来，关切地问刁光弟和大家都怎么样。大家告诉他：“都好。”沈济世又问机械员罗锡令：“飞机受损严重吗？你们认真检查和维修，明天我和大家一起干。”罗锡令说道：“维修工作，我们去干，你安心休息吧！”最后，沈济世又向前来看望他的警备区首长汇报了在上海参加革命及这次驾机起义的经过并称这次驾机起义是在上海地下党王月英领导下进行的。警备区首长对沈济世的起义之举予以高度赞扬和鼓励，并于4月11日设午宴招待沈济世等起义人员一行。

沈济世架机起义成功，是国民党空军一个大队在不到两个月里的第三架飞机起义，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从背后捅了他们一刀。国民党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在南京的报刊上大肆攻击辱骂，说是“共匪沈济世拐走了国民党飞机”云云。

大约一周后，沈济世一行接到济南警备区通知：“中央来电，要你们飞到北平去，向中央军委报到。”消息传来，起义人员一片欢腾，大家紧张忙碌整装待发。起飞赴北平那天，风和日丽，机场内桃李争艳。容光焕发的沈济世等人在机场与警备区首长一一握别，登机向北平飞去。飞抵北京上空，俯瞰古都，北平那整齐的街道和金碧辉煌的建筑一览无余，沈济世一行驾驶美制C—46大型运输机第一次在新中国的天空翱翔，心情格外激动。是啊，他们这是向古都北平报到，向党中央报到，向新中国献上他们七颗赤诚的心。

在北平，沈济世一行七人受到中央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款待，使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飞行员大受鼓舞。

……

         六   战火隔断夫妻情  殊途同归又重逢

这个当口,正值国民党拒绝和平条件，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前夕。尽管沈济世已经到了解放区，可国民党军营里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情报人员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沈济世及其同班同学国防部二厅少校参谋陈家懋共同策反的国民党伞兵总队三团团副李贵田，于沈济世驾机起义的六天后，即4月15日在南撤途中的军舰上起义，并把军舰开到了连云港解放区。由沈济世、陈家懋介绍发展的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中校参谋（后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又成功打进国防部总部三处任中校作战参谋）沈世遒，更是在渡江战役前夕送来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从敌人内部获得国民党军队在“芜湖以西狄港一带兵力配备”的详细情报，后又在渡江前夕完成敌军“长江南岸全部炮兵部队火力兵力配备”的情报，为我解放大军渡江作战选择突破口，发挥了实战作用。

沈济世驾机起义飞往解放区以后，沈世遒则在渡江战役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并随汤恩伯的“江防总部上海指挥所”撤到上海，接受上海地下党指示，着手侦察敌人上海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情况。上海战役打响之际，沈世遒先后送出敌“组织上海保卫战的兵力配备情况”、“凇沪地区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及防御配备情况”，以及敌成立“上海保卫司令部，任命石觉为司令”、敌“浙江省主席周磊派一个师增援上海”、敌“命令江汉骞为沪西指挥官”等情报。1949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扫清上海外围阵地的敌人，正向市区推进，汤恩伯对出入总部的人员加强了戒备。地下党为缩短沈世遒在外逗留时间，起用了离敌人总部只有半里路的徐惠民的家作为地下联络点。5月20 日，沈世遒送出最后一次敌人“准备出海南逃”的情报后，于5月25日晚化便装安全撤出敌人总部。

正是渡江战役迫在眉睫之际，沈济世与妻子沈源均圆满地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并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先后进入解放区。只是天各一方，相互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其实，当沈济世架机越过长江从上空飞往解放区时，妻子沈源正在地面上由苏北向长江江阴附近急行军。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面，夫妇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在这一交汇点上虽南辕北辙，却都是在解放全中国的征途上前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委第185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谓国内和平协定之声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随即，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也作出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的9个军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的7个军组成中突击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的8个军组成东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防线上横渡长江。其中，中路突击集团的第九兵团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即现在的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当夜就在安徽芜湖附近的繁昌夏家湖率先突破长江天险。

在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中究竟谁是“渡江第一船”？据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九纵是第九兵团的第一梯队，而七十三团作为“第一梯队的第一梯队”，争当第一个登上长江南岸的角逐，在姜呼万任指导员、王凤奎任连长的一营三连和迟浩田任指导员、萧锡谦任连长的三营七连中展开。当夜20时20分，上级派通讯员下达命令：“听令开船！”可命令传达到三连时，变成了：“开船！”三连五班闻令率先冲了出去，全团上百条大船一起跟进。枪林弹雨中，三连五班的先头船抵达南岸，约21时15分团首长在江心看到了一营三连打出的三颗亮晶晶的红色信号弹，紧接着，三营七连的先头船也靠拢南岸并占领对岸敌军工事，同样打出渡江成功的信号弹。按理说，三连五班是真正的“渡江第一船”应该受到嘉奖，但由于他们提前行动虽然立了头功，仍然违反了军纪未能获得荣誉。4月21 日，我军东路集团军也从江阴一带江面上打过江来……

这一夜，毛主席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向全世界宣告渡江成功的喜讯。

这一夜，沈源所在的医疗卫生队跟随大部队几乎未受任何阻挠，从江阴江面长驱直入江南岸。渡江之夜，江阴段的江面下着毛毛细雨，四周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沈源身材娇小，走在临时搭建的又窄又滑的渡江木桥上心惊胆颤。队伍行至江心时，沈源一个趔趄，差点儿滑落下去，幸亏她一手扒着船帮一手拉着别人的裤腿，身边的大个子队长又一把抓住了她，才没有落入滚滚东去的江水中。黑暗中，她连呼队长的名字，队长忙问：“啥事？”沈源急切地说：“你可怕我掉队？”队长说：“当然怕了，否则我怎么向组织上交代。”沈源气喘吁吁地说道：“那你让我走在队伍前面不就得啦。”队长想想也对，只好同意她走在队伍前面。尽管队伍行军速度稍有减缓，但沈源随队伍渡过长江时却走在了渡江医疗队伍的前面，而且再也没有掉过队。

渡江战役胜利几个月后，正在苏州郊外准备进城接管和筹建一处医院的沈源忽然接到通知，说是上海有人来看望她。

出门一看竟是久违的吴明义，看到曾利用一切手段将自己从敌占区送往解放区的地下党员吴明义时，沈源刚说一声“吴大哥，你怎么找到我的”，便泪如泉涌。

吴先生连忙扶起她，说道：“别哭了，地下党组织一直在关注你，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你的。”

沈源自那晚在上海地下党安排来到解放区以后，一晃已经过去大半年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至今音信皆无，丈夫更是生死不明，而按照规定自己又不能随意打探。饱受焦急等待煎熬的沈源此时抬起泪眼，迫不及待地抓住吴明义的手：“吴大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呀？”

“我当然知道啦，我们的信息特别灵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呀，你不是也干我们这一行的么？”吴明义一句风趣的话把沈源说得破涕而笑。

吴明义接着说：“今天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丈夫沈济世，早在4月9日就已经架机起义回到了解放区。请你准备一下，马上动身到北平与沈济世同志相聚”。

几经辗转，沈源于1949年8月间来到北平。而沈济世此时已经两个月前被分配到长春市的东北老航校工作，担任领航教员，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培养领航骨干。沈源来到北平后，中央军委军事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热情地接见了她，询问她生活是否习惯。面对慈祥而平易近人的首长，沈源提出想去东北看看沈济世，毕竟夫妻分开已经大半年了，加之离开上海前烧毁了与丈夫的所有照片及结婚信物，连睹物思人的机会都没有。此前不知生与死如今近在咫尺间，常乾坤局长自然能理解沈源的急切心情，他安慰沈源先别急，再耐心等待些时日，组织上正准备调沈济世等回北平。沈源后来才知道，那时，中央军委已经酝酿让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事儿了。

想到丈夫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沈源决定先回到安徽老家看看，常乾坤局长欣然同意，并拨出专款为她解决来回路费。

……

正在长春老航校为新中国培养空军人才的沈济世，之所以在担任领航教员不久又要调回北平，乃是缘于当时北平的特殊性。北平解放后，特别是它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让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安。此前，我军除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带来的少量飞机外，尚不能组建空军队伍，因此各地时常遭受国民党的空袭。北平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占领后，国民党空军于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美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机场上空。尽管地面高射炮发出密集的火网，但是敌轰炸机在8时57分投下的30枚重磅炸弹，依然把停机坪上两架涂着红星的L—5飞机炸成碎片，另一架C—46和一架B—25飞机机翼均被击伤。同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经历此次惨痛教训，周恩来急召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方华处长，明确要求迅速建立一支空军作战分队（简称飞行队），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确保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

当天午夜，常乾坤等中央军委航空局领导紧急筹划，决定从东北航校选拔12名优秀飞行员来北平报到。

作为内定担任北平防空作战任务的第一支空军飞行队队长的方华，七月初来到长春附近的公主岭机场巡视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队，挑选飞行员为组建北平飞行队作准备。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与沈济世一样架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飞行技术优秀的老红军干部方华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在机场观看一架飞机着落动作时，不料被杨培光开动P—51飞机在滑行中的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而意外牺牲。这起事故，经常乾坤局长调查后报周总理批示，视为偶然误伤的责任事故不是政治问题而保留了杨培光的受阅飞行资格，并仍然担任飞行长机，使起义人员颇受感动。

8月底，沈济世奉命调回到北平，加入到人民空军第一支战斗队伍，任华北飞行队领航员。从那时起，北平的天空不再是不设防的天空，每一天都有四架飞机在空中巡逻，另有四架飞机警戒待命。也就是沈济世调回北平之时，中共中央在8月底才考虑开国大典上的阅兵除了地面部队外，空军也出动。

已经回到故乡小城省亲的沈源，刚到家时天天陪着父母与兄嫂拉家常话离情，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又不免思念起丈夫来。十几天后，沈源便急匆匆地返回北平，而沈济世此时也刚刚调进北平刚组建的华北飞行队。于是，沈济世与沈源这对被硝烟战火隔断了大半年的夫妻，终于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首都重逢了。

           七  新中国宣告成立  沈济世空中受阅

沈济世和他的战友们调回北平不久，便接到一项特殊使命。  

9月上旬，南苑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体空地勤人员欢欣鼓舞。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飞行队啊，大家都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飞行员中有红军时期的方槐、方志敏，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期飞行班学员孟进、林虎，余下的十几位则统统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参加人民空军的飞行员。这支新组建的飞行队能否在空中受阅，颇令阅兵总司令朱德、周恩来副主席，以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司令员、副总指挥杨成武的牵挂。一天，朱、周、聂等人来到南苑机场，他们认真查看了每一架飞机，然后问：“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怎么不能？”“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表演性飞行，对于这些飞行员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随着一阵隆隆的轰鸣声，9架P—51飞机马达声齐鸣，沿着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行一圈，又从容地落地。

周恩来走下简易观礼台后，向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询问：“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

“没问题。”

周恩来接着问：“那么，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架？”

“总共17架”大家异口同声地应道。

参加受阅的飞机最后敲定为17架。这个受阅的机群是由9架P—51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1架L—5通讯联络机和2架PT—19初级教练机组成。这些飞机都是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手中缴获来的战利品。由于参加受阅的17架飞机是五种不同型号飞机，起飞速度也相差甚大。两种战斗机时速600公里，运输机时速300公里，其余机型时速均不足200公里，时速相差如此之大，而要使受阅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时做到队形严整，天衣无缝，编队的确有很大困难。但沈济世与大家一道，反复研究精确计算，将速度接近的机型编在一起，起飞的顺序按先小后大进行。最后确定的受阅机群的队形是：9架P—51编成三个三机品字队形纵队跟进，第四分队以2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横队，第五分队以3架C—46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第六分队以1架L—5通讯联络机为长机和以2架初级教练机为僚机编组成品字队形。

至此，人民空军历史上第一次的空中检阅已是万事俱备，只待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历史揭开的第一页。对于全中国人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对于新组建的飞行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人民空军形象的一天。这天凌晨五点，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北平天空尚未放亮，飞行队的空地勤全体人员就来到了南苑机场，整队集合。两架严密警戒随时迎战敌机可能骚扰和破坏，而担负着一级战斗任务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镶金黄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跑道旁身着新设计茄克式飞行服的飞行人员，威武地站成一排。首次亮相的这种飞行服，成为人民空军迄今仍在沿用的飞行服。

午饭后，激动与紧张令所有飞行人员神情严峻，人人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飞好，飞出人民空军的威武气势来。行将出发，飞行员们面对新中国的国旗立下了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沈济世与王玉珂（唐宛体架机起义同一天，王玉珂也架一架蚊式飞机从上海起义飞往解放区）同架蚊式飞机一架参加了编队。与所有参加受阅人员一样，沈济世一直未忘面对国旗立下的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激动的时刻一点一点地来到。下午2时，受阅机群的6个分队17架飞机依次滑到起飞线上，引机待发。

共和国历史上最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8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正在进行实况播音的播音员丁一岚立刻用激动的声音将“毛主席来啦”的消息传达出去，广场上的30万群众顿时沸腾起来。

下午3时正，开国大典主持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接着，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用浓重的令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难忘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紧接着，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28响礼炮鸣放后，毛泽东主席又昂首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此时，经军委航空局安排特地站在金水桥内侧观看开国大典的沈源，心情也十分激动，她知道，在这个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上，她与将在天空接受检阅的丈夫一起看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她仰看天安门城楼上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的神情，耳听毛主席声音洪亮的湖南腔，早已是热泪盈眶。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毛主席万岁！”

下午4时正，在毛泽东主席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始。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阅兵！阅兵总司令朱德走下了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从天安门中间门洞里驶出，并开过了金水桥。由于距离不远，沈源清楚地看到在金水桥南侧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上前给朱总司令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同时大声报告说：“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等军乐声中，威武壮观的阅兵式开始了。身穿崭新呢料军装的朱德总司令在总指挥聂荣臻的同车陪同下，出东三座门，沿长安东街、东单广场和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按顺序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

也就是在下午4时正，当天安门广场上宣布阅兵式开始之际，南苑机场上空冲出3颗信号弹。机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霆万钧的引擎声，17架飞机开始咆哮。按事先据时速测算的先小后大的编队要求和几天来的演练效果，6架教练机、运输机率先滑出跑道，继而升空直飞双桥，然后在空中盘旋等待P—51战斗机和蚊式战斗轰炸机前来集结。

4时10分，9架P—51战斗机开始滑向跑道，沈济世和王玉珂等驾驶的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也紧随其后。飞机在跑道上疾驰，沈济世的心儿也随着指针不断地上升，上升……尽管此前多次在古都北平上空飞行不止一次，但今天却意义非常。他知道，新中国的领导集体将在天安门检阅他和队友们，久别重逢的妻子也在天安门城楼前翘首等待着他。思绪流动中，大速度的11架战斗机群瞬间飞升至高空并已从通县兜回，与小速度的机群会合了。这样一来，17架飞机便形成了一个纵队跟进队形向天安门上空飞去。

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飞行队在事先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决定沿天安门前的轴线飞行。那就是飞行航迹既不能偏北靠近天安门，使从城楼上观看因仰角太大而看不见，或被城楼屋檐遮住视线；也不能偏南而无法实现与地面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行动，达不到预期的检阅效果。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700米和450米的高度，机群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迎着毛泽东主席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准时飞抵天安门上空。

当地面战车雄师铁流滚滚行进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时候，天空中也恰好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

17架飞机以“品”字队形组成纵队，整齐地前进。描写空军战史的书上这样记载了这一伟大时刻：西斜的太阳，照射在飞机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首先是9架P—51型战斗机，编为三个“品”字队形,高度920米，从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而过，三个战斗机分队分别由邢海帆、杨培光、赵大海率领。紧接着是两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的第四分队，高度760米，排着“一”字队形飞来，由邓仲卿率领，王玉珂与沈济世驾驶的蚊式轰炸机就处于僚机位置。再后面是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的第五分队，编成“品”字队形，由刘善本率领。最后由2架PT—19型教练机和1架L—5型联络机组成的第六分队，由方槐率领。 17架飞机组成完整的受阅编队.

与所有飞行员一样，沈济世知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下面检阅机群，他很想往下看一看，但保持机群的队形不容大家心有旁骛。所有飞行人员此时也都在全力保证整个机群沿着金水桥以南，南红墙以北，西面直对复兴门的最好航行位置上飞行。他与王玉珂自然也要紧紧跟上队伍。沈济世尽管没顾得上朝毛泽东主席所站立的天安门城楼看去，但在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还是偷闲瞥了一眼（据说有好几位飞行人员都向广场瞥过一眼），那里是一片欢呼的人群，除了一片红旗的海洋外，啥也没有看见。仅此，沈济世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我们的飞机！”广场上人群欢呼，顿时沸腾起来。

金光闪闪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高举左手，将手心朝着天空，有力地挥动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新中国的领袖们也频频向机群挥手致意。

站在金水桥边，沈源和欢呼的人群一道，使劲地向空中挥手。见到伟大领袖的巨大幸福感，一直在包围着她，她相信丈夫一定能够看到她，也能感受到那份幸福。

当领前的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时，空中总指挥随即向机群发出命令：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一次。机群立即加速按一定半径统一弧线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180度方向大转弯，沿阜城门、西直门，经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天安门。当机群到达东单上空时，恰好与第六分队相衔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编队，所以地面观看的群众一直认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空中检阅结束后，17架飞机根据地面指挥要求，分别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天津的张贵庄机场和河北的唐山机场。整个空中受阅过程仅为7分半钟，载入空军史册的7分半钟，足以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人民空军的力量。

人民空军首次参加空中检阅便显示实力，让在场的外国记者惊诧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的奇迹。国民党空军也颇受震慑，开国大典结束的当晚，连时年62岁的蒋介石也诧异“中共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而在开国大典之后的一次接见受阅机群代表时，毛泽东主席就表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有了空军就好了。”并举起右手振臂高呼：“空军万岁！”

还有什么比参加这次空中受阅更让人难忘的呢？而且，能参加震撼世界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沈济世毕生都感到荣幸和自豪。

          八  护送彭总张治中  见证新疆得解放

参加完开国大典，沈济世还没有从巨大的幸福感中清醒过来，他又担负了一次负有特殊使命的护送任务。那就是护送彭德怀司令员和张治中先生赴新疆，处理接管新疆和平解放后的有关事宜。

张治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是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国民党人，由于他把毕生的精力有用于国内和平事业，被誉称为“和平将军”。在国共两党的合作史上，张治中将军一直扮演着促进两党合作的和平使者角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他曾经三下延安。特别是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会谈，他亲自赶到延安迎接，并在会谈期间将自己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下榻。会谈结束后，他又亲送毛泽东主席回延安。1946年3月，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和贯彻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随着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顾问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第三次来到延安。在毛泽东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张治中将军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可别忘了张某人三到延安这一笔啊！”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首席代表，率团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并在双方经协商讨论形成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和谈协定，张治中在周恩来的诚挚挽留下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北京，投入人民的怀抱。

基于张治中将军在新疆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曾在抗战时期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人任副主席，1948年底，张治中又推荐包尔汉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毛泽东希望张治中利用他的影响促使新疆早日和平解放并继续做好善后工作。

其实，早在沈济世护送张治中陪同彭德怀赴新疆处理接管新疆和平解放后相关事宜之前，张治中已经在为新疆事务做了许多大量的工作。

1949年的9月10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应“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丰泽园亲自约见张治中将军。毛泽东与闲聊几句以后话锋一下就进入了正题，说：“今天专门请张将军来，是想借助将军的声望呢！大西北陕、甘、宁、青四省相继解放，我彭大将军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酒泉，陈兵雄关，直叩新疆大门。鉴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我们主张和平解放，不知文白先生意下如何？”

张治中一听，大加赞赏：“如此甚好！不动一刀二枪，新疆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涂炭，此乃文白平生之愿也！”

周恩来在一旁接着说：“主席请你来，是听说你和陶峙岳、包尔汉诸位先生关系甚好，希望你能给他们打个电报．他们来会听你的话的。”

张治中欣然应允。离开丰泽园，回到自己的住宅，张治中当晚就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发出了一份电报——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鲍主席尔汉兄：今大局演进

      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

      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

      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

      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

      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

      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

      意的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的政协会议，并

      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

      听吩咐。希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

      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

      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

      名义代拟电文，使皆了解接受。见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申灰戍平。

这份很富于感召力的电报，通过中央特派员邓力群转送到迪化。陶峙岳 和包尔汉接到电报，连夜聚在一起，密谈到半夜，然后草拟了一份复电，经反复斟酌后立即发了出去。 很快，张治中将陶峙岳和包尔汉联名发来的电文转呈周恩来，又由周恩来送进了中南海，亲自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文白将军钧鉴：

          9月10日戍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

      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

      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

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

谓牺牲之3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

间的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

拥护。……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指导，何时命

驾，恳先电示为祷。职陶峙岳、包尔汉。

9月25日、26日，国民党驻防新疆的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分别领衔发布起义通电，标志着新疆迈出实现和平解放的第一步。

9月28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去电报，对他们的和平起义表示嘉勉,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疆而奋斗。”同时命令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所部向新疆开进。

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第1兵团率第2军和第6军执行进军新疆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在酒泉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向部队宣布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关于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四天后的10月4日，彭德怀从兰州来到酒泉，并在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就进军新疆执行各项政策和注意事项做了重要指示。

10月5日，新疆临时政府主席包尔汉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同时更希多派政治工作人员偕来，以资推动。”

显然，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诸如实行部队的改编和政府机构的调整等问题接踵而来，若不能及时妥善地解决好这些善后问题，势必给新疆局面带来混乱。考虑到张治中将军曾担任国民党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毛主席希望他能去西北给彭德怀当副手，并与彭德怀合作完成这一任务。“请毛主席放心，给彭副总司令当助手，那是文白的荣幸。我对彭大将军是打心底里佩服的。”张治中愉快地接受了。

 此时，刚刚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张治中，已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1月下旬，彭德怀计划到迪化（乌鲁木齐）指导工作。行前，彭德怀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行新疆的任务是协助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改组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成立新疆军区和解决新疆财政经济困难三个问题。为了协助彭德怀搞好新疆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派张治中先生一同前往。

    一天，沈济世所在的华北飞行队政委王阳平来找他，通知他与于希和一道做好率领一个机组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准备。随后，王政委又给沈济世配发一支手枪，对其面授机宜，并说：“这次专机任务很重要，党对你是信任的。望你谨慎从事，努力完成任务。”

11月22日，张治中肩负着毛主席的重托，动身前往新疆。周恩来总理则亲自送张治中上机场。

沈济世自接受任务后，深知自己所担负工作的重要性，他和于希和带领一个机组驾驶一架C—46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开始了护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治中将军赴新疆的行程。沈济世对于此行专机护送的张治中将军并不陌生，同时对这位从安徽巢县靠山村走出来的和平将军也一直十分敬重。看到张治中面带微笑地走近自己，沈济世胸中涌起一股热流，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年届六旬的慈祥老人就是名闻国共两党的将军，他既是自己的安徽老乡，也是同年同月与自己同时从敌营走出来投奔光明的俊杰。所不同的是，张治中将军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远比自己的贡献要大得多呢。因此，沈济世从一见到张治中将军时起，总是以崇敬的目光追随着他。飞机抵达兰州时，沈济世看到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早已到机场迎接。将军相见分外热情，彭、张双手紧紧相握更象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

沈济世等机组人员将彭德怀司令员接上飞机后，飞机再次腾空而起，直飞乌鲁木齐。心情激动不已的沈济世，不时将目光转移到飞机舷窗外。此刻，窗外碧空如洗，天空蓝得令人惊奇。白云犹如朵朵棉絮，贴着机翼飞速飘过。阳光在飞机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把机舱内一行赋有特殊使命的人的脸庞映照得更加明亮。沈济世知道，这行赋有特殊使命的人员当中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兼西安市市长贾拓夫、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经理黄亚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通部部长高登榜、兰州市军管会秘书长辛兰亭等20人。在飞行途中，彭、张两人聊得十分投机，谈话内容涉及了新疆的山川形势、物产气候、人文风情、民族关系、历代统治者等众多领域。两人坦率真诚，多有共识，一下便成了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爽朗的笑声不时从两人的座位上传出来，感染了同行人也时时露出会心的微笑。

11月27日，沈济世率领的机组驾机抵达了迪化（乌鲁木齐）。飞机徐徐降落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敦厚的身材最先出现在舱口，随之出现的是张治中将军。两位将军走下飞机之际，尚在飞机上的沈济世等立刻就能感受到新疆各界人民欢迎彭德怀与张治中的热烈气氛。刚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和副主席张治中，快步向欢声如潮的人海走去，并与在场迎候的王震、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邓力群及苏联驻迪领事馆萨维诺夫总领事、叶谢夫副总领事等一一握手。随后，彭德怀在机场作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新疆和平解放，是国家之幸，新疆各族人民之福。这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好事得成，陶将军、包主席以及其部属功不可没，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各位的义举十分赞赏，评价很高！并委托我向大家问好！同时，诚邀诸位加入联合政府的工作，共谋国家兴旺昌盛之大事。”彭德怀的讲话立刻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淹没。

从那天起，沈济世尽管大部分时间守侯在机场，维护飞机确保安全，可心里一直牵挂着首长处理新疆各项工作的情况。在前后一个月时间内，沈济世焦急地期盼着新疆的工作局面尽快打开，工作进展一切顺利，使首长们能够早日回到北京。事后才知道，彭德怀、张治中两人一到新疆立即着手开展成立新疆军区、改组新疆省政府、重订新的施政纲领等一系列工作。两位将军日理万机，时常废寝忘食。

沈济世等机组人员驾驶的专机到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直到12月3日，彭德怀、张治中、王震忙于邀请各民族民主阶层、各驻军代表及迪化各民主人士召开代表会议，就改组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整编军队和解决财政经济问题，进行民主协商。

当时，新疆要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使用哪些人选成了棘手的问题。彭德怀对张治中说：“人民的事业得靠大家干。我们不搞小圈子，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需要许多专门人才，你对新疆的人事熟悉，请你推荐人才。”张治中欣然应允，并提出了一些军政委员会和部队干部的人选，还推荐了一位副秘书长和一位办公厅副主任的人选。这些人多是旧政府和部队中的人员，有人持不同意见。彭德怀知道后力排众议，郑重地说：“我们用干部的标准不取决于是否共产党员，只要他不是汉奸、特务，没有血债和民愤，是个人才，我们就都可以用。”彭德怀如此信任张治中及所推荐的干部，对起义的官兵和政府人员都是极大的安慰。彭德怀还特别召集在乌鲁木齐的起义官兵和机关留用人员的大会，让张治中现身说法，作了《怎样改造》的演讲，一次演讲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彭德怀又一次召集会议，还是请张治中作《再谈怎样改造》的演讲，张治中希望全体起义人员正视现实，勇于自我改造，改变领导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改变生活习惯，和中共官兵打成一片，向他们虚心学习，他指出，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讲有血有肉，说服力颇强，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人心作用。彭德怀亲自主持这两次报告会，并指示让党报予以全文发表。张治中的报告在《新疆日报》发表后，反响强烈，《甘肃日报》、《群众日报》都转载了，后来《光明日报》也全文转载。

   12月1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宣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委员30人，同时在会上讨论通过《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行动纲领。同日新疆军区宣告成立。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艾孜则(维吾尔族)为第三副司令员。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在迪化（乌鲁木齐）会师，并联合举行入城仪式，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检阅了部队。

12月底，彭德怀、张治中的新疆之行结束，沈济世率领机组又护送他们安全返回北京，胜利完成了这次特殊的见证新疆解放忽然建立政权历史的专机任务，受到了空军首长刘亚楼的表扬和鼓励。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宣布西北已经全部解放。新疆方面，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新疆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已飘扬在祖国最远边疆帕米尔高原。

    九  领航勇闯飞行“禁区”  空投支援大军入藏

如果说解放大西北，沈济世是见证人之一的话，那么解放大西南，沈济世与队友们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作出过重要贡献。与地面部队不同的是，沈济世提供的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空中支援。

1950年初，中国人民空军组建了第二支队伍——华北空运队。执行护送彭德怀、张治中去新疆归来不久，又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沈济世，因其航空业务技术精湛，奉命调任华北空运队参谋兼领航员。

1950年3月，沈济世调入华北空运队一个月后，正逢人民解放军入藏因恶劣天气而行军艰难之际。这时，沈济世主动请缨并协助队长、曾经一道在开国大典接受空中检阅的谢派芬率领3架运输机进驻重庆机场，担负支援进军解放西藏的空投任务。

告别了团聚不久的妻子，沈济世踏上了新的征程。留在后方首都北京的沈源，望着离多聚少的丈夫沈济世，一点怨言也没有。她默默地为沈济世收拾飞行行囊，叮嘱他安心上前线，别担心怀有身孕的自己，已经分配在空军某医院的她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干出样子来，与丈夫在新中国的新岗位上比一比贡献。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大西南，历史上有过不少记述。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预想应由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的彭德怀来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莫斯科前的11月23日就给彭德怀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然而，一向作战勇敢、打过不少恶战的彭德怀犹豫了，因为他深知，历代从新疆进军西藏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不得已，彭德怀于1949年12月30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据实发报：从西北入藏仅屯兵屯粮和修路的准备就得两年。这样一来，进军西藏只有交给进军西南不久目前仍在剿匪的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了。1950年1月2日凌晨，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党中央及彭、刘、邓、贺发来电报：“……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

在重庆曾家岩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思虑再三，最后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刘、邓的爱将，时年36岁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出征，确定入藏兵力为3万人，补给线上1万人，以此加强兵站线。

2月15日 西南局、西南军区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动员令》指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不准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

3月4日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大会庄严宣誓：定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进军西藏本来可以采取就地筹措物资的办法解决军需，但毛泽东主席从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出发，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由于进军西藏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运输补给任务十分艰巨。朱德总司令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藏部队的供给问题，乃至使用银元、组织采购、种粮种菜、改善伙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领导机关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刘伯承、贺龙亲自策划和指挥支援工作。为配合二野十八军进藏，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决定由一军组建了一支６００人的精干的青海骑兵支队，并在驻新疆的第二军中组建起独立骑兵师。此外，从云南进藏的十四军一二六团，也都在集结待命。

进军西藏的兵力准备并不困难，关键是后勤保障。人民解放军剑指西藏之际，中共中央西南局确定的进军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非常突出地把“补给”摆在战斗之先，其实，谁都知道行军打仗如果没有粮食和衣物，再强的部队也会不击自溃的。

解放西藏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康藏地区社会复杂、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进藏部队必须一边开路一边前进。部队给养只能自己携带或内地供应。根据出发前预测，每位战士背负量起码要在40斤以上到60斤，扛重机枪的战士负重则要超过100斤。为此，西南军区把修筑公路作为支援工作的重要环节。

1950年3月20 日，进藏先遣支队在攻占康定后，由于当时公路只通车到雅安，物资运往康定十分困难，部队粮食筹措无着。为加快后勤补给进度，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迅速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并从全军区抽调６个工兵团、十八军３个团和４个营等约１万8千人投入施工。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啊。西南军区投入开路保障补给的兵力超过作战兵力的半数以上。也就是说，每两个人冲锋作战就有一个半人为其开山筑路。参加修路的部队克服了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差等困难，奋战４个半月，战胜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３６００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４２００多米的折多山，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车甘孜。享誉全国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一支反映修路部队打通二郎山英雄业绩的歌曲。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的号召和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示，与藏汉筑路人员一道，历经四年征服了千难万险，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雪域奇路。这条全长2500公里的川藏公路是在施工设备极为简陋的情况下，靠人拉肩扛翻越横断山脉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峰１４座，跨越金沙江等１０多条大河修建而成的。据说，这条入藏部队通过的公路是以每公里牺牲1人的代价建成的。

西南军区调兵谴将并致力于建设交通保障线时，前线战士遇到的情况也证实了入藏因运输不便致使口粮和物资都十分艰难的程度，其中入藏的先遣部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无法补给，战士只好靠挖野菜和捉地鼠充饥，断粮日子长达一个多月。

前方将士的艰苦处境，令后方指挥部十分焦急，1950年3月29日，西南军区致电中央军委，请求空投支援。次日,毛泽东主席指示空军迅即派出飞机空投粮食。时间紧迫，空军立刻将这任务交给华北军区航空处所属的空运队。这就是沈济世所在的华北空运队，说起来是个空运队，其实整个空运队仅有C—46,C—47运输机12架,大都非常陈旧，少数勉强可用。华北军区航空处挑选较好的飞机3架(2架C—46，1架C—47)和相应的机组，沈济世就是被选中后随谢派芬队长于当天下午从北京起飞抵达重庆的一员，4月2日他们便转至四川新津机场。

沈济世和谢派芬星夜兼程带去的这3架飞机连同西南军区航空处接收的4架C—46飞机，以及后来又从北京增调的3架C—46飞机组成了西南军区空运队，归西南军区航空处领导。西南军区指示华北空运队的三架运输机抵达西南后应迅速投入执行空运任务。

大军入藏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同样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全国各地特别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均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进军西藏大军。北京、天津、上海、东北等地赶制各种进军用具和物品。

得知入藏进军异常艰难的消息，毛泽东主席特批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部队，周恩来总理也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使用。

然而，远水难解近渴，当大批空中运输机尚未到达时候，沈济世和队长谢派芬率领的首批3架运输机就成了空中支援进藏部队的主力军。不过，凭当时的飞机装备，一时还难以担当支援入藏部队给养的任务。因为翻越青藏高原就是当时的最大难题，何谈空投物资支援入藏部队？然而军情紧急，任何困难都要靠自己去克服。

沈济世一行从北京起飞于次日到达重庆机场后，便和队友们一道提出了这样的战斗口号：进藏大军进到哪里，我们就把补给物资空投到哪里。此时，第十八军入藏先头部队已越过大渡河进入了康藏高原，而川康交界处偏偏是横断交通的大雪山。当年红军长征时期就曾翻越过这个大雪山，若论高度其主峰——贡嘎山的海拔约7556米。

如此山高万仞，无疑是空中飞行的拦路虎。此前，不论是国民党空军人员还是外国飞行员，没有任何人敢驾驶飞机飞越大雪山。美国空军飞行人员望而却步，称之为“世界空中禁区”。

任务是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尽管此前有心理准备，但康藏地区处处崇山峡谷，其地形之险峻，气候之恶劣，远远出乎大家的意料。入藏的地面部队要在飞行地图上根本没有任何标记的地方辟路前进，新组建的飞机空运队当然也要跟随空投。但是，沈济世等机组使用的都是缴获的陈旧飞机，性能很差，根本就不适合高空飞行，加之机上的通讯联络、导航设备很不完善，气象资料来源也极为匮乏，航空地图又不准确，要想飞越群山叠峦的康藏上空无疑是非常危险和艰难的。可沈济世等人不信这个邪，他们偏偏要闯一闯“禁区”，尽快开辟拉萨航线，让入藏部队早日得到空中支援。——沈济世和战友们都十分清楚，天寒地冻之际，进藏部队实在等不起。

胆识过人的队长谢派芬对飞越“禁区”充满信心，飞行领航员出身的沈济世对突破“禁区”也是信心十足。沈济世与谢派芬相互间的配合也十分默契，说起来也算是缘分，如同有幸识得同出安徽的张治中一样，年长几岁的沈济世与入党早于自己一年半的谢派芬也是安徽老乡。1918年出生于安徽歙县的谢派芬，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飞行员，曾担任过上尉飞行教官。1949年1月3日，他先于沈济世三个月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飞往解放区。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境遇以及肩负的共同使命，给了他们更多的默契，也成就了他们共同突破高原飞行“禁区”的神话。

从北京到川康，沈济世其他几位起义的飞行员徐骏荣、魏雄英，领航员盛承光，通讯员赵昌燕、段德济等在队长谢派芬的带领下一路马不停蹄，仅三天时间就飞行数千公里并于4月2日到达目的地。长途跋涉的空运队队员们顾不上休整，第二天就驾机升空开始了高原“禁区”的试航工作。

颇具风险的高原“禁区”试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队长谢派芬心里更清楚，从川西飞向康藏高原，过康定山口是第一关。由新津到康定，空中航线虽然仅有180余公里，但中间横亘着邛崃山脉，而且康定山等雪峰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如果有适宜高空飞行的飞机，当然可以轻易地从山峰上飞越，而空投队目前使用的飞机性能很差，很难飞到6000米以上高度。显而易见，飞机要想通过康定山口，就必须找出顺着山峰间峡谷穿行的航线。

1950年4月3日，由机长谢派芬、飞行员徐骏英等组成加强机组，驾驶C－47型飞机第一次试航。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次极具挑战性的试航。加强机组从凤凰山机场起飞后，决定沿川西平原西侧与邛崃山脉平行南飞。然后试探着能否和陆路一样，从雅安向西飞进康定。按理说，康定附近有一条河，切断南北走向的山脉，向东流入大渡河，河道上空必定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峡谷，这个峡谷可以作为山口通道，飞往康定。飞机先作目视地面飞行，然后沿山边向南爬高。但当飞机上升到4200米时才穿出第一层云达到预定航线检验点，此时前面云量增多，看不清地面了，为防止撞山，飞机盘旋上升，结果用了15秒只升高210米，把发动机油门加到最大，飞机才爬高到4800米，几乎到了飞机的升限。

康藏的崇山峻岭仿佛在故意考验谢派芬、徐骏英等人驾驶的老式飞机，本以为飞机早该飞到山顶，可在飞机右舷窗外的“山墙”还是黑压压一片，放眼望不到山尖。倘若飞机继续爬升势必酿出机毁人亡惨剧，大家经过核议决定先返航。通过这次试航，领航员沈济世等人都发现一种现象，就是这里的实际山高要比地图上标示的高出一倍左右。事后，参加首次试航的队员们每每想到这惊险的一幕就会感叹：真的好悬啊！

4月4日，谢派芬带领众人再次向高原“禁区”发起第二挑战。飞机升空后继续由北向南飞行，在到达雅安以前的一段飞行中，透过右边舷窗，机组人员的目光所及，依然是连绵不断的重峦叠峰。按C－47飞机性能是不能飞越的，大家虽然有些焦虑，但飞机只能贴着山脉向南飞行，伺机寻求可以绕山西行的山口。当飞机终于找到出口转向西往雅安方向飞行时，猛见天气骤变，密布的云团笼罩了山峰，也模糊了飞行视线。结果，第二次试航也是功亏一篑，飞机只好在4500米高度上再次返航。

空投队这两次挑战“禁区”虽无建树，但试飞的结果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使用C-47型飞机试航，很难成功。在返航后的“诸葛亮会”上，熟知C——46型飞机性能的沈济世等向谢派芬队长提议，改用拼装了氧气设备的C－46型飞机试航。此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附和。于是，空投队向上级请缨，请求批准空投队驾驶C——46型飞机再作高飞试航。

　　 第三次试航开始了。这次试航由谢派芬、李嘉谊、沈济世等人驾驶C——46型进行的。试航飞机从白市驿起飞后，不再绕山南行寻找出口，而是直接对准康定的航向，一路爬高。飞机飞至半途时，又遇到上次出现的情况，天气开始变坏云量也逐渐增多。不过，这次是有惊无险，C——46型飞机的性能是大家定下心来不再返航。为了看个究竟，机组人员驾机爬高到5000米高空的云层之上。因为飞机有二级增压，有氧气供应，载重较轻，飞机继续上升，直至6500米云层之上。此刻，大家的眼前豁然开朗，高原上的山峰历历在目。一片兴奋的欢呼声后，大家这才顾得上看看飞机上的标尺，这一看不大紧，顿时惊得大家张大了嘴：妈呀，实际高度比地图上标记的高度不知道要高多少呢！

飞机高居云端缓慢飞行，恢复平静的机组人员定神一看，发现群峦叠嶂的高原上有些山峰之间尚有较低的山口。大家知道，只有从这些低矮的山口飞进去才能找到地图上标示的康定。机组人员再次屏息试航，飞机小心翼翼地向“山墙”边飞去，机翼下是一片云海。何处是搜寻的目的地，谁也说不准，高原上唯一可以识别的目标就是海拨7556米的贡嗄山，那是当年红军翻越的大雪山的主峰。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较宽、较低的山口，机组人员丝毫也没犹豫，驾机就往山口里钻。可机翼下面仍是茫茫云海。康定本是在三座山之间的凹处，按地图所示，飞进山口约5分钟就能到达康定上空，飞机的计时显示进入山口已飞行了7分钟。尽管机翼下依然是5000米以上的高原群山，但大家一致判断康定就在茫茫的云海下面。谢派芬等人只好把这里权当作是康定上空，飞机围着这个假想的目标兜了几圈便返回基地。想不到的事情往往会有想不到的结果，第三次试航机组返回基地不久，就接到康定前线指挥部电告的消息，说他们确实听到了飞机在上空盘旋的声响，就是不见下来。

试航飞机飞临康定的消息，象插上了翅膀很快传到西南军区指挥部，谢派芬、沈济世和所有队员们更是兴奋无比，因为他们首创打通进藏“天门”的航行记录，第一次冲破康藏高原“飞行禁区”。此次试航的基本成功，标志着西南空投对可以实现对康定前线的空投了。

4月15日，是空投队第五次试航的日子。格外晴朗的天气似乎在预示着什么，谢派芬再次带领第三次试航的机组人员驾驶C——46型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负载试航。当飞机飞至康定山口时，显示的高度是5500米，而此刻飞机两侧的山峰依然高出飞机许多，出口信道也特别窄，只能单机直进直出。试航飞机继续向康定以西飞行，所见还是山高谷深，险峰峻岭，即使发现少有的几处谷地，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而且范围都很小。飞机若继续西进，则必须钻山沟、绕山，一旦出了故障很难找到营救措施。机组人员边试航边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否实施空投，因为C-46型运输机此次是重载出航，只能上升到6000米左右，如果飞行太低就不能在云中进入山口。当然，C——46空投后空机返航时，是可以上升到7000米以上从云中飞出山口的，只是这样的进和出已经是飞机性能的极限了。

　　正当谢派芬正在全神贯注地琢磨空投方案时，整个机组同志几乎同时发现了地面信号和挥动手臂的人群。谢派芬当即决定把随机负载的军用物资和粮食投向康定空投场。当飞机顺着山谷徐徐飞行，将粮食和其他用品空投到地面时，沈济世和战友们似乎听到了地面指挥员们情不自禁地发出的阵阵欢呼声。此次试航成功，终于打开了从空中进入康藏高原的“天门”，为继续向前延伸航线支持地面进军开辟了途径。身负重任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支队得到给养补充以后，又精神百倍地继续西进。

于是，历史在这一天也写下了厚重的一笔：谢派芬和他的空投队战友们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空投任务。

有了空军空投队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先遣支队如虎添翼，进军势头勇猛。1950年4月28日，入藏先头部队抵达康北重镇甘孜。但是到了5月初，先遣支队的粮食再度告急。西南军区指挥部要求空投队的空投任务也必须随之西进到甘孜。

这一任务落在沈济世的队友、曾于开国大典时处于第五分队接受空中检阅的王洪智身上。作为西南军区空投队的副分队长王洪智深感肩上胆子的分量,他与飞行员李嘉谊，以及沈济世等领航、通信人员一道认真研究开辟新航线的方案。5月3日，王洪智带领机组人员驾驶C—46飞机开始向甘孜试航。然而，由于越向西飞行条件越恶劣，第一次试航失败了。紧接着，他们又进行的两次试航，也是先后都失败了。

此时，进军到了甘孜的地面部队的供应已陷入相当严重的困难境地。有关资料这样记载了二野十八军第52师师长吴忠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挖地老鼠，捕麻雀充饥……。”

时间不等人，空投队焦急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1950年5月7日，王洪智率领机组人员又进行了第四次试航。天公作美，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后，王洪智及机组的所有人员一道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飞越大雪山，顺利到达甘孜。在随后的两天里，空运队以最大的出动量，连续向甘孜、康定空投粮食2.3万公斤，解救了地面部队。空投物资的及时运达，为解放大军向西藏的首府拉萨进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川藏高原“飞行禁区”被西南军区空投队突破后，庞大的物资空投量使沈济世和他的队友们更加忙碌起来。恰在五零年这个最忙碌的初夏时节，沈济世与沈源的爱情结晶——大女儿降生了。临进产房前，热心的同事要替沈源发电报给沈济世，让其请假回北京来陪伴她。沈源连连摇手阻拦道：“那边工作正忙别惊动他，反正生孩子是我的事情，他不来我也得生，他来了也帮不上忙，孩子还是我生。”正是妻子的深情理解与支持，沈济世才能全身心地驾驶陈旧的“老母鸡”（老式活塞飞机）一次次勇闯高原“飞行禁区”。这一年年终评比时，沈济世获得了“工作模范”称号。表彰大会上，沈济世接过首长颁发的荣誉奖章时心情激荡，他在心里默默地向妻子致意：“奖章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与沈济世援助入藏部队取得进展一样，以饱满热情投入到医疗事业中的沈源工作也十分出色。她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被评为航空局模范，还受到军委航空局领导接见和嘉奖。

或许多少与“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有关，正当沈源工作日益顺手，并计划继续深造之际，沈济世和队友们已打开进藏空运空中通道，空投物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更加繁忙了。1950年10月，沈济世等转场到了成都新津机场，队伍扩大改编为西南空运大队，继续执行支援进藏任务。为了支持丈夫全力投入解放西藏，沈源放弃了深造机会和北京的优越工作与生活条件，带着简易行李，背着襁褓中的孩子，毅然来到了沈济世身边。从此，夫唱妇随，共同为大军入藏服务的，直至西藏和平解放。

妻子的支持是无声的，也是无私的。在西南艰苦的环境中，沈源一方面要照看襁褓中的幼儿，另一方面想尽办法照料丈夫的生活，使沈济世毫无后顾之忧地投身解放西藏的工作中去。在西南空投飞行运输队的两年多时间里，沈源也耳闻目睹了沈济世及其队友们为了西藏的解放事业而前赴后继勇闯“飞行禁区”的悲壮场面。

1952年6月7日，西藏的雪山永远记下了这一天。这一天中队长魏雄英机组驾驶C—46飞机执行向昌都空投物资任务在返航途中，因天气恶劣，飞机失去操纵，不幸撞于康母山的主峰上，机组9名人员全部牺牲。在另一次空投中，空投员程广嘉，因过于劳累，被甩出机外不幸身亡。这些都是与沈济世朝夕相处的队友们，不少人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沈源的眼前闪现，沈源每次目送丈夫出征时，都会在心中默默念叨着，希望丈夫努力完成牺牲队友未竟的事业。

沈济世和他的队友们没有让牺牲的同志失望，从１９５０年4月至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沈济世所在的空军飞行运输队支援进军西藏飞行1339架次，总计３７７６小时，在康藏高原试航开辟出二十五条航线，空投物资达240.9万公斤。

在某种意义上讲，西南飞行运输队所作的大量工作，加快了西藏的解放进程。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为保障协议的贯彻执行，7、8月间，二野第十八军的部队分别从昌都，甘孜等地向拉萨进军。进藏部队由于从地面和空中都得到了补给，进军比较迅速，先遣支队于1951年8月29日进抵拉萨。10月26日，由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第十八军主力部队顺利抵达拉萨。

1951年12月20日， 西南、西北两支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大会向毛泽东、朱德发了致敬电。至此，西藏回到人民的怀抱。

……

        十   功成身退不居功   忍辱负重亦无悔

沈济世颇为自豪的是，在见证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又赶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并能直接为入藏部队做些事情。

1953年，沈济世胜利完成支援解放西藏的空投任务。中央军委航空局考虑到他的专业特长决定调沈济世回北京，担任空军领航处的地图测绘部门等岗位工作。在随后的十年间，沈济世与其他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作出显赫功绩的战友一样，居功不傲，默默奉献，其飞行领航专业知识继续为人民空军建设发挥着作用。

1957年6月18日，国防部将一枚三级解放勋章授予沈济世，以表彰他架机起义，飞向光明。

1963年，年过半百的沈济世觉得自己不能适应部队紧张生活，经组织批准，带着团职待遇回到淮河之滨的故乡蚌埠，任安徽财贸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妻子沈源也转业来到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其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使她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群众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回到地方后，沈济世与妻子沈源均信守自定的人生准则：不贪天功不声张，不向组织伸手谋私利，尽心尽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关于自己为解放战争胜利冒险搜集情报，以及为人民空军所做的辉煌业绩，沈济世夫妇始终缄口不言。正因为如此，夫妇俩在回地方几十年间的待遇没有任何改变。沈济世当年是正团级待遇直到道半个世纪后去世依然是正团级待遇（尽管沈济世在东北航校任教时候的许多学生都是师职以上干部或成为了将军，尽管沈济世有不少空军军官学校同期生在国民党空军中也早已晋升为将军）；沈源当年是什么级工资直到离休还是什么级工资。倘若常找领导摆功多向组织争取，或许沈济世与沈源会有很好的安置与待遇，但夫妇俩仍无怨无悔，不求显达，以致身边的同事及地方人员很少有人知道这对英雄夫妻的曲折经历。

尾声

2004年建国55年国庆之际，我们再次前往沈济世夫妇住处采访这对有着特殊经历的革命伴侣时，82岁高龄的老太太沈源接待了我们。此时，沈济世已经作古两年，回忆过去的光荣历程，我们难免唏嘘不已。

从老太太沈源的口中，我们又知道一些沈济世夫妇回到地方后以及与故友重逢的后续事情。

1983年12月12日，党中央委托空军党委在北京召开颁发《架机起义证明书》大会。12月14日，邓颖超同志及习仲勋、王震、杨尚昆和余秋里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当年架机起义的空军人员，晚上又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与会人员。沈济世夫妇提前两天来到空军招待所报到。接待他的有不少是沈济世在东北航校时的学生。刚住下来，就有人告诉他“唐宛体已来报到，今天去车站接你两次。”两人相见亲切拥抱热泪盈眶，往事历历在目。曾于五十年代转业到民航局工作的唐宛体仍记住起义前沈济世给他透露的信息，若非沈济世情报及时，唐宛体可能就落入国民党手中生死难料。

这次故友重逢，沈济世还知道，曾同驾一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王玉珂，已经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与自己同机起义的刁光弟也在五十年代转业到长春市环保局工作，由于身体不好没能参加大会（后来也病逝了）；沈济世的革命领路人王月英五十年代在国家侨委工作，后调总参二部工作，离休后定居上海（这位我党我军杰出的女情报战士已于1995年9月去世）；而与沈济世经历大致相同的伙伴张镭、段德济、罗锡令、宋元信等均已先后病故。

当然，还有不少沈济世熟悉的伙伴，那些与自己一道起义的飞行员们在建国前后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中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劳战友们，大多数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尤其在文革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写到这里，我们多少有些为沈济世感到不平，尽管沈济世从未抱怨组织，1955年授衔时仅是个大尉，到地方后也是长期在科级干部岗位上工作的他，临逝世时还教育孩子要听党的话别向组织伸手，但象沈济世这样当年参加过抗战，留美飞行的“天之骄子”们不受重用在起义飞行员中十分普遍，没有受到迫害已属最大的幸事。以下部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大多是地下党员）仅仅是他们的境遇缩影：

刘善本，空军少将，空军学院副教育长，文革初期被多次批斗后自杀身亡。

俞渤，空军第二航校副校长，当年以驾B-24轰炸南京总统府而震惊中外的英雄，文革中被长期批斗而抑郁成疾，1974年胸腺癌不治逝世；郝桂桥，与俞渤同机起义，国家体委群体司干部，一直未受重用而直至离休；陈九英，与俞渤同机起义，历次运动中和文革中长期受审，被下放插队，后做过门诊部的支部书记、北京西城区体委干部，一直未受重用而直至离休；张祖礼，与俞渤同机起义，后调往四川广汉民航十四航校工作，生活长期拮据。

李学冕，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通信员，他随唐宛体、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偷驾1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均平安落地。李学冕经唐宛体发展而参加革命，抛弃了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优越生活起义后，地下党遂安排其妻子、女儿化妆后由国统区经历千辛万苦穿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参加中国空军的初建。不久被转业至地方任中学教员直至离休，生活、住房长期拮据。（其二儿女曾扮演《小兵张嘎》中的小女孩-鱼英子）。

附记：解放前夕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人员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空军的1架日制“九九”式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黄哲夫驾驶，从江苏扬州起飞，飞抵延安，首创从敌对阵营驾机投奔共产党先例。这架飞机是日本赠送给汪伪政府专机班的，机名“建国号”。飞抵延安后为纪念此次起义行动改名820号。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员唐玉文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成都起飞，飞抵延安，首创国民党空军驾机投奔共产党的先例。刘善本山东昌乐人，1938年毕业于国民党空军中央航校，曾于1943年赴美受训，并被内定为蒋介石“美龄”号专机的驾驶员，起义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校副校长、空军副旅长、空军第10师师长、解放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副教育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被迫继续北飞，后在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起飞后曾准备轰炸南京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因投弹系统故障，5枚炸弹都落到南京城外燕子矶，当时蒋介石正在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慰问空军将士，听到爆炸声大惊失色。投弹后轰炸机飞到解放军占领下的石家庄。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949年1月3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1948年11月加入中共)、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在中共地下党员吕云荪的策反下，组织机务员李葆华、田维初、荀富贵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起飞，飞抵郑州机场。

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上尉副官高全诤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从杭州起飞，原计划飞往徐州，因天色昏暗，没能发现，只好在安徽宿县双石铺河滩上迫降。

1949年1月14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飞机，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就是在抗战时期发明了空中降落伞雷的著名飞行教官阎雷。)

1949年1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20大队11中队中尉飞行员刘焕统、邹耀坤、宋宏儒，在青岛机场砸开机舱，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沈阳。

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周梦龙、李延森利用飞行训练的机会分别驾驶1架美制PT-17教练机从杭州起飞，飞抵合肥。

1949年1月30日，国民党上海民航局空中交通管制站站长邢国铮、空中交通管制站管制员刘书荣、华兴杭、飞行副驾驶李筠、机械员陈铁生，在中共地下党策反下，在乘坐C-47客机从上海飞往青岛途中，劫持飞机在济南降落，首创民航机投奔共产党先例。

1949年2月2日，国民党民航局上海龙华空中交通管制站助理管制员李愚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管制员刁家平，从上海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起义，起飞后因机械故障在上海以北坠毁，2人受伤，后经地下党安排，2人从地面到达解放区。

1949年2月3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寿、黄友寿、黄文刚乘着机务人员例行试机的机会，利用中午休息的机会，偷上1架美制B-24轰炸机强行从上海起飞，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1949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徐骏英、少尉飞行员魏雄英 (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赵昌燕、少尉领航员张镭，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下，从上海起飞，降落在济南。1952年6月7日魏雄英在驾机向进军西藏部队执行空投任务时撞山身亡。

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2中队中尉飞行员杨宝庆撬开机舱，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西安起飞，计划飞往北平，因燃料耗尽迫降于河北唐山。

1949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空军军官学校上尉副中队长刘继广、中尉飞行教官禹庆荣(3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驾驶1架英制“蚊”式战斗机飞抵河北石家庄。

1949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唐宛体(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李学冕、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偷驾1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均平安落地。

1949年4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3中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汉口警备区少尉排长黄琪玲(国民党起义将领92军军长黄翔之子)和小学教员王亚蒙(女)，乘着黎明前警戒松懈混入机场，驾驶1架美制B-25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强行起飞，降落在郑州机场。

1949年4月9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中尉飞行员刁光弟、中尉领航员沈济世、少尉通信员王凡、少尉机械员徐迈、空军供应总处少尉军械官于振超、机工长罗锡龄、宋永信，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组织下，于试飞为名从上海驾驶1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济南。

1949年4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20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杜道时原是B-24轰炸机的飞行员，从未驾驶过C-46，竟能以2人驾驶需要5人机组的C-46安全起飞，确实不易。飞机飞临徐州机场时，解放军误为敌机来袭，组织对空射击，C-46就在防空火力弹雨中降落，降落时机翼中弹，幸好2人未受伤。这是国民党空军首次从台湾驾机回归大陆。

1949年6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1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在从汉中南郑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侦察西安途中，见僚机因故障返航，正是起义的大好机会，便果断改变航向，直飞河南安阳，安全降落。

1949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李福遇(原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蒋介石专机的副机机长，是重庆谈判后送毛泽东回延安的专机机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开始进行驾机起义准备。当天原是只准备去广州白云机场观察飞机警卫情况，见央航1架C-47型客机刚加满油，又没有警卫，便抓住机会，强行驾机起飞，经5个多小时飞行，在南京安全降落。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警戒松懈的机会，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1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央航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均为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中共地下党的测定组织下以试车为名登上1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和8架C-47)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参考资料：

《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大事日记》；

《抗战周刊》1938年4月30日第十一、十二合刊；

《人物》1993年第4期；

《大江南北》杂志1999年第4期；

《战地春秋》1998年百家出版社；

《开国大典6小时》1999年辽海出版社；

《空军征战纪实》200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2期；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人物春秋》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治中传》；

《南京国民党政府纪实》199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蚌埠市政协1985年第2辑、第六辑，2000年第23辑；

《中国故事》2005年2月号；

红霞云：《西北风云豪气壮》；

《电报，飞越北京和迪化之间》亦凡公益图书馆；

《大地》2002年第3期；

《谢派芬：中国第一个打通进藏“天门”的空运队长》；

尹家民：《邓小平爱将张国华》；

《西藏大事记》；

《蚌埠市大事记》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