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天下风云  现在时事开讲

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节目

十一月三日话题：荣毅仁的遗风和境界

一、荣毅仁：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心路历程

二、荣毅仁的遗风和境界

三、荣毅仁境界对今天的启示

主持人：郑浩

评论员：邱震海

郑浩：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在昨天的节目里，本台的记者采访了荣毅仁先生的儿子荣智健，我们为您播放了部分的专访的片段，今天我们会为您继续播放这个片段的其他部分。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荣智健谈到了他父亲过去的一些往事，今天还有一些有趣的相关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看。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先为我们做一个点评。

邱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邱震海：荣毅仁先生故去了，他应该是代表了荣家的一代人。我们知道荣家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还是在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当中，对中国都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勋。其实我小时候就听我父母亲这一辈讲到上海的荣氏家族，应该说他们在1949年之前可以说是纵横驰骋，独领风骚，而当时由于他们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造成他们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1949年以后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他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守护，中国在世界上真正能够称得上世界级财团的也只有荣家。荣毅仁是荣家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三代，在1949年之前有人叫他是上海滩的荣家少爷，其实荣家当时跟宋家、孔家，就是当时的四大家族，都是上海滩当时数一数二的政治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关系也都很好。由于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在当时其他资本家借不到银根的时候，往往荣家可以借到。

当时我们知道荣氏二兄弟，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面纱大王、中国首富等等这些称号，这应该说丝毫不为过，关键问题是，其实荣氏家族一方面是代表了整个中国的一个民族资本家，一个商业王国的兴衰历史；另外一个，其实1949年当时荣毅仁父亲荣德生能够勇敢地留下来，昨天晚上我们知道荣智健也回忆他的祖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为什么要走？然后他又说，共产党总不会比国民党再坏了吧！其实那个时候那种心态是折射了当年中国民族资本家那种非常强烈的爱国心态，而且也是非常朴实的心态。事实上我有一种感觉，这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资本家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共性的东西：第一，他们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第二，从民族资本家这一方面来说，都惨淡经营，因为当时在买办的压迫底下，中国企业生产得非常艰难，然后由于这么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就导致他们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对新政府非常地拥护，然后能够勇敢地留下来。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中国民族资本家也是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其中有欢乐，有悲哀，有欣慰也有欢乐，所以这是非常艰难同时也是很漫长的心路历程。比方说当时荣毅仁先生是作为荣氏少爷，他是荣家第二代和第三代，在1956年的时候，用当时海外媒体的话来说，他是把荣家整个的商业帝国都交给了国家，作为一代的民族资本家来说，他是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在里面，但是我想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当时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族资本家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结。在这个情况下可以看到当年荣毅仁先生跟他的父亲1949年的时候能够留下来，然后1979年的时候又能够勇敢地走出来。事实上荣毅仁先生我们今天纪念他，不光是纪念他1949年的时候留下来，而是更多地纪念他1979年以后能够走出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真正开始跟国际交往的资本家或者民族企业家的非常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非常杰出的将才。

无论是1949年他们勇敢地留下来，还是1979年他走出来，我想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个深深的民族情结，而这种民族情结就导致了在那一代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民族资本家也好，都有一种很感人的道德的感召力量，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纪念荣毅仁先生的时候永远不可忘记的，而正是这一点，对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对今天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都有很多深刻的意义在里面。

郑浩：您刚才提到1979年，我们知道那正是改革开放的时候，荣毅仁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一个实业家，他协助邓先生来推动改革开放。我们今天有一个专访的片断，来谈到他当年是怎么样走出去来宣传邓小平的思想的，是怎么样邀请那些外国的投资家到中国来投资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电视新闻画面>

荣毅仁之子 荣智健：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对我父亲有很大的鼓舞，他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所以走出去引进来，他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在外国来讲应该有一个沟通，也要人家认识你中国的需要，要让外国人认识中国，中国也要了解外国。我看我父亲对美国就做了很多工作，政界、商界他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不但是官场上，在私下，像基辛格，他都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我父亲去美国，他们就请他到他家里，他们介绍美国的一些政界、商界人士，还有传媒等等。家里这个小范围的十几个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父亲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他的意愿也带到了外国，也把外面对中国的看法带回来，两边交流，更加容易理解。中信的发展也不是说单单一个就行的，也要在国内外的配合下才行的。

像日本那时候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也是与中国最相邻的一个国家，我父亲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是历史，这个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父亲说中日的友谊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已经从民间、从经济开始交流了，所以我父亲交了很多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日本也很多，我父亲每年都去，他们每年也都来，他们相互交换看法。我父亲首先发债券，那时候并不容易的，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是即无内债，又无外债，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自豪的，实际上我父亲认为借债并不是一件坏事，举债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坏事，就是怎么来还这个债，怎么来用这个钱，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首先就是发展了债券，在日本发展，当然跟欧洲、英国、德国、法国等等一些意大利的国家，也都来往很密切。

郑浩：刚才看了这个片段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邱震海：荣毅仁先生他跟他父亲那一代相比，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点：第一，他是受过洋教育的，他不是很传统的一代，但是与此同时，他身上又有一种跟他父亲一样的很强烈的民族情结，这跟上一个世纪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相比，都是有相同的情结，哪怕你再洋化的人，只要你的民族情结跟你的价值观产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民族情结占了上风，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在荣毅仁先生身上反映得非常清楚。与此同时我发现，也正是荣毅仁先生身上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是爱国情结，同时他又能够跟西方对话——就造成不但是在1949年以后他能够留下来，而且1979年以后他成为中国第一代能够直接跟西方对话的民族企业家，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郑浩：在专访里面荣智健先生还谈到了他父亲的生活简朴的一面。邱先生您是怎么看这部分的？

邱震海：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老一代的民族资本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我觉得跟很多知识分子也很相近，因为当时中国是受西方奴役，虽然很多是在情感上、观念上也许倾向于西方，但是当他的朴实的价值观和他的民族情结产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他的民族情结占了上风，像荣毅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那个时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荣德生先生和荣毅仁先生1949年能够勇敢地留下来，而且也愿意为了新政权——拿海外媒体的话来说——在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交出他们家族缔造的将近一百年的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1979年之后他又能够勇敢地走出来，成为第一代能够跟西方对话的民族资本家。所有这些背后都是一个民族情结在发挥作用，这种民族情结可以解读出很多良知和道德。

所以纵观荣毅仁先生的一生，我觉得就是为了国家，所以人家说他是中国首富，同是也是红色资本家，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已经产生出了很多民营资本家，而荣毅仁先生的遗风和境界可以给我们很多深刻的启示。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他有多重境界去追求，最高的境界当然是为国为民，次一层的境界当然是赚钱，任何一个商业都是为了盈利，第三如果你上面这两个境界都做不到，你能不能做到公正地营商，就是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生意，最低的一种就是腐败，官商勾结，完全干不正当的事情。其实从荣毅仁先生他这种民族情结、遗风和境界上，我觉得对今天中国这一代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荣智健：首富这方面我很反感，我不赞成这个称呼，因为我做事应当是办实业，这是我们荣家的一个规矩，财产并不代表一些什么，因为一个人到吃到用到的是有限的，今天我有很多东西不能吃，我希望吃冰激凌，但我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太高，油的东西不能吃太多，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很油性的；住的，我父亲老是说，一千间你只能住一间，成百张凳子、沙发你只能坐一个。所以生活上的东西都像浮云一样，主要还是看事业，就是搞投资，还要以事业为本，所以我们跟着这个东西，我们基本都上以事业为主。

记者：您觉得您像您父亲多一些，还是像您叔父多一些？因为有评价说，你在处事方面可能更像你的叔父多一些。

荣智健：我觉得我不像我的伯父，我像我父亲，我父亲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我是爱国主义者，所以跟我的伯父完全是两件事情，我不像我伯父。生活上，我父亲一直是比较简朴，我生活上是比较喜欢享受一点，但是随着年纪渐长，这些想法也逐渐改了，我并不是追求享受，虽然生活是好了，但是我不一定追求享受，我追求的是我事业的发展。第二个，我希望国家强大，我希望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想中信香港经营到今天，我也可以讲我问心无愧。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给我们有三千万美金的开办费，到今天为止中信香港把这三千万美金早就还给了，我还交给总公司现金110亿的港币，还有现在中信泰福30%的股份，按照净资产来讲也值200亿，我想这个我是问心无愧，我希望能够再多做一些事情。

我父亲这一代人对我这一代的生活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今天你看我父亲以前还是很严的，像出国他的衣服都是非常讲究的，也是出名的衣冠楚楚的形象。但是你看他退休以后在家里面，就非常朴素、非常随便，你看他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你不信那是他穿的衣服，衣服都是打补丁，毛衣都是漏洞，棉衣棉裤都是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你不信吧？我是知道的，像我就不会穿了，破了就会换，也可能这是这个简朴的本质，在老的时候就完全表露出来了。另外也有很多老衣服比较舒服，也舍不得丢了，但是我父亲的宗旨就是不要浪费钱，不要浪费东西，这也是他经常提醒我的。

记者：有没有因为简朴的问题经常会被父亲训？

荣智健：那是经常要说我的，因为我香港、上海的家都造了电梯，那是为了父亲想，他看了很不以为然，造了房子两层、三层还要造电梯干什么，后来他体会到了，没有电梯他上不去。所以现在跟老的时候还是有差别的，他提倡简朴不是大家都像他那样，他还是希望老百姓吃好、穿好，过着好的生活，他的宗旨就是这样。关于搞经济效益他再三讲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结合起来，社会效益就是人民的生活要好起来。我父亲经常讲这个东西，所以他朴素并不是说他要老百姓都是像他那样，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不要浪费东西。

邱震海：其实我觉得荣毅仁先生他生活的简朴跟今天的很多企业家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关键问题就像刚才荣智健先生说，你生活上享受不成问题，因为时代变了，关键是你有没有回馈社会、回馈国家这种良知和意愿，尤其是你有没有这种民族情结。当然这种情结是老一代的人，这种道德力量和感染的力量对我们今天有相当大的启示，所以纪念荣毅仁先生我们要学习他的民族情结，尤其要重塑今天商场上的道德，这是非常重要的。

郑浩：时间差不多了，感谢您的分析。今晚的《时事开讲》就先到这，明天仍然为大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