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性成了洪水猛兽

文：白马非马

    08月06日三秦都市报报道（记者 李震平实习生任杨 邢晓钰），长期在外打工的董某，8月4日回到长安区马王村的家中后向妻子提出了性要求，被妻子以不方便为由拒绝，董某一时心里难以承受，将妻子连砍数刀杀死，后又将发现自己行凶的7岁儿子杀害。董某随后卧轨自杀未遂，又跳入了10米深井自杀，被发现后救起。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已被长安警方刑事拘留。

    一桩血案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发生了，本该处于合家团聚的喜庆氛围中的一个家庭就在一夜之间在血腥中土崩瓦解了。

其实，农民工性问题，始终存在着，所以，到处可以看到农民工性犯罪的报道。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逐渐地不再谈性色变，正规渠道的，地摊的性文字性宣传充斥各类媒体的版面，互联网上的“性文化”更是空前发达，似乎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性，仿佛国人的性观念从封闭到开放实现了一步跨越。这一步是非同寻常的一步，于是，建国初年我们的前总理骄傲的宣布的中国不再有娼妓以及后来的性病绝迹的丰功伟绩，似乎一夜之间就荡然无存了。圣人所说的“食色性也”被从典籍中翻找出来，成了新型性观念的理论基础，人们谈到性问题的时候，不再羞涩躲闪，性生活不和谐成了堂而皇之的离婚理由。应该说，这些改变，确实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性观念的开放也同时是双刃剑，运用不好，矫枉过正同样会伤人。

就如同大禹治水用导弃堵而成功，改革开放优于闭关锁国一样，性问题必须得到疏导而不是强求每个个体的克制和压抑。性问题，同样属于基本生存问题，上纲上线地说，应该属于人权范畴。有识之士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久前，辽宁一位有良知的女医生就曾经上书总理，为农民工讨要“性权利”，希望总理在关注农民工工资问题之余，也关注一下农民工的性问题。说来似乎可笑，农民工的“性福”生活，竟然也需要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亲自过问，但是，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可笑，至少我感觉笑不出来。本来，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基层消化的，不等到国家高级领导发话，就是一筹莫展，就说农民工的工资，本来按劳取酬天经地义，地方政府却一直显得无能为力，最终只好上达天听，自从总理亲自下达强制性指示，状况确实就能得到好转。相比之下，性问题，也并不是小问题。记得当年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老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阿Q追求小尼姑，则阿Q成了所谓流氓无产者。那时，真正的无产阶级应该是没有性要求的，不用说性，连爱也不能说。时代毕竟进步了，性欲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早已经被所有人所接受。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官员们、大款们养小蜜、包二奶三奶甚至N奶到处可见，而对农民工的性问题的存在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显然是不人道的。农民工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而且很多是健壮的青壮年，在别人身上存在的“当了十年兵，看到老母猪也是双眼皮的”现象当然毫无疑问地也存在于他们身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成年累月抛家在外，面对着小报封面上充满挑逗的女郎，谁能保证不想入非非？面对城市越穿越少的时髦少妇，目光怎么可能不变得呆滞？在一定条件诱发下，那积存的欲望（英语中的用语也许更科学，叫LOAD,也就是负荷）就会山洪暴发般地释放出来，真的会成为洪水猛兽。一份资料显示，北京某区三年发生的强奸案中，农民工涉案的占到几乎60％，涉案者大多集中在20岁上下年龄段，精力充沛无法排解又缺乏自律，尤其在夏季，女性穿着薄透露往往成为犯罪的直接诱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性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漠，业余文化生活几乎全无。另有来自成都的资料显示，在抓获的嫖娼人员中，农民工比例占到40％，足以触目惊心。几乎全部的农民工性犯罪资料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原因，那就是性压抑。仅仅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性犯罪加以谴责甚至直接产生对农民工整体的蔑视和敌视，显然是有失公正的，至少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表现。这样的谴责和蔑视如果出自那些每天左拥娇妻右抱美妾的特权阶层，就更加显得不道德。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有关调查机构统计分析，80％的进城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农民工则用自己朴实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生理生存状态：常年分居是“旱就旱个天崩地裂”，短暂的探家则是“涝就涝个沟满壕平”。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人，其次才是社会的人。我们不能撇开民工特殊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生理上的自然需求，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法制观念上的指责。

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分析和解决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为了不使农民工性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隐患，这个工程已经到了不启动不可的地步了。显而易见地，采用当年管子倡导的古老行业，为农民工提供廉价的性发泄对象是违背法律，并且也是不道德的，同时会带来农民工家庭的不稳定，同样也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但是，用法律的武器，使得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起来，给农民工提供适当的探家机会或家属的探亲场所总是可以实现的。利用全民教育机制，提升农民工法律意识、文化修养和整体意识，再运用道德武器，使市民与农民工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应该是可以选择的手段。

回到本文开头所举案例，我们可以得出或许不太准确的结论，董某长期在外打工，处于严重性压抑阶段，甚至心理也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态。终于回到家里，可以过上合法的性生活了，却意外遭到妻子拒绝，因而才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显而易见地，性压抑再次充当了杀手角色。问题是，这样的性压抑，实际存在于可能达到八位数字的人群当中，已经导致和可能继续导致的惨剧也就绝不仅仅限于董某一人。如果还不能引起重视并采取行动的话，农民工的性问题，真的就会成为洪水猛兽，这应该是所有善良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