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阵地(4-7)
   
    （4）
   
    一周后，哥从外地回来，我便让他检验一下我的教学成绩。得到的反馈是：几个原来学习一般的学生竟然名列前茅，原来几个成绩较好的学生反而相对落后了一些。
    这是很正常的。我一直认为这些孩子只要头脑没有物理性损伤，其余便是学习方法和专注程度的问题。只要条件具备了，每个人都可以名列前茅的。
    一个叫晓洁的学生，每天下午一放学都要急匆匆地离去。后来得知，她的妈妈每天都要安排她放学后到坡里去割猪草，回来后还要照看自己的妹妹，忙里忙外，成绩一直落后，整天愁眉不展的。
    我告诉她，时间紧不是问题，信心是关键。鼓励她主动起来回答问题、提问问题、思考问题。脑子活跃了，学习成绩也便一步步地好了起来，他自己也看起来快乐多了。
    看来，我的教学方法也蛮不错的嘛！
    教了一周学，跟孩子们混熟了。孩子们知道我喜欢画画，便经常成群结队地涌到我的小屋里来。于是我便提着毛笔，花了、草了、鱼了、鸟了地画了起来，权作打发光阴。不长时间，小村里几乎所有孩子的床头上都贴上了我的画。就连张老师也要我给他画一幅老虎图，说是贴在床头上，可以祛病驱邪。我的画还有这作用，真有意思！我便很认真画了一幅去。想来张老师的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几只张牙舞爪的老虎在墙上上窜下跳，的确能让昏昏沉沉的人怦然心惊，似乎有一定的醒脑提神功效。没想到我一路学来，送的第一件敬师礼物竟是这玩艺，我苦笑。
    三娘经常站在一边看我画画。她看得很认真，也很入迷。画得多了，孩子们一片叫好，我渐渐开始陶醉起来。有一次，我拿出一堆我自以为画得不错的画来，在三娘的面前炫耀。三娘一张张细心地看着。末了，指着其中一幅水墨牡丹说：“牡丹的叶子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三个瓣的，你画成苹果叶了。”我一怔，随即为三娘的见解叹服了。
    说真的，那时我根本没有见过牡丹的模样，画的画也只是照着书上依葫芦画瓢，有那么点样子罢了。
    听母亲说，三娘的丈夫是原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师长。公公是地主，是我们村的，斗地主那阵儿被活埋了。他丈夫排行老三，大家都称呼她三娘。国民党大溃败时，她那个师长丈夫随军南逃，后来不知所终。有人说到了台湾，有人说在战场上死了。之后就剩了她们孤儿寡母，她也一直没有改嫁。前几年有个从台湾回来的人，说他有个朋友老家是我们村的，临来时，托他打听一下，老家里还有亲人在吗。由于这人来得匆忙，详情也没弄清。村里只好将那个年代失踪的几个人的情况及家属情况写了一封信，托那人带走了，之后便再也没有消息。
    三娘经常来我家玩，但她从来不说这事，别人也从来不提。但我坚信三娘的内心深处还在为那个师长等候着，希冀在某个天朗气清的午后，有辆小轿车从远方疾驰而来，在村前嘎然而至。一个年迈的老人从车上走了下来，西装革履，满面春风。这就是那个师长，已经脱下了过时的军装，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头发胡子一如三娘银白的头发。他热泪盈眶，牵着三娘又黑又瘦的小手，象梦一般地说道：“杉杉他娘，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这一幕三娘一定想过的，那是一种甜蜜的醉人的畅想，在那一刻，她的思绪无拘无束，幸福和美满浸润着她疲惫的灵魂。她完全忘记了这五十年来经历的种种痛苦和不幸，忘记了不孝的儿子和专制的儿媳带给她的阵阵辛酸，忘记了此刻栖身的这间狭窄的黝黑的小屋和身下僵硬的土炕。
    醒着的三娘很少去儿子家里。她不愿看到儿媳那被无辜的情绪拉长了的脸。左邻右舍倒是她经常去的地方。她格外地爱那些活泼的孩子，他们仿佛是她的忘忧草，她亲切地称呼他们“我的孩子”。她会用那些喝剩的酒盒和五颜六色的彩线，缝制出一些精美别致的小提篮、小灯笼，或者苹果、桃子、吉祥物等东西，分给这些孩子们，或者是孩子的母亲。大家都夸三娘有一双巧手，什么都会做。三娘便会开心地笑了起来。
   
    （5）
   
    小河边的水草开始泛黄了。鱼儿也懒得跳起来吹几个泡泡，苹果树开始落叶，原本生机盎然的田野正在走向沉寂，仿佛在宣告着一个万物萧疏、冰天雪地的季节日益迫近。
    我不甘沉寂。
    我决计要离开了，就象成熟的果实会脱离它的母体。如果没有地方肯容留它的躯体，那只好在树下坏死。我不甘心坏死在树下，尽管我不知哪个地方可以容下我疲惫的躯壳。我苦苦寻觅的地方还很遥远。
    我开始不停地打电话、外出、寻找以前的同学、朋友。蹲在城里的亲戚很少，我也不愿意到他们身边去求告什么。我还要维护自己有限的自尊。
    罗芮便在那个时候走进了我的视线。
    那是一次同学聚会，罗芮告诉我，她也毕业回来了，正在一家保险公司跑保险。
    “跑保险，好干么？”对于一个陌生的行业名词，我讳莫如深。
    “好干，只要肯用心。我多的时候每月能发两千多块的工资呢！”罗芮显得格外自信。我开始崇拜这位眼前看上去挺内向的女孩子了。
    罗芮家是城里的，一眼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养在深闺里的感觉。高中时，同学三年，很少说话。自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男女生天然的界限，多说自然招致非议。特别是保守的班主任，曾严肃地颁布了“三条禁令”：男女生不准同位；男女生不准一起讨论问题；男女生不准放学同路，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试想在这样的大棒政策下，谁还不乖乖做一个好学生呢？
    所以在整个高中期间，我和罗芮说了不过三句话。这或许与我这个农村学生善于在城里人面前用清高的外表掩饰虚弱的内心有关。这里有事实可资佐证的。仅这三句话中的其中一句，还被我写入了日记中：
    是日，清明节，逢周末，几好同学计划去爬屋楼崮。到门口恰逢罗芮。罗芮邀我：“薛原，我们到浮来山玩，你去吗？”同行的也是几个同班同学。我笑答：“抱歉！我已经和别的同学与约好了。”罗芮也笑：“那倒很遗憾了。”
    日记结尾括号中还有这么一句：其实我也感觉很遗憾的。
    我把这事说给罗芮听，罗芮说她记得，随即灿然地笑了。
    于是我感觉我们的关系可以达到互相帮助的程度了。
    “我也想跑保险，能帮我吗？”我问。
    “你？”罗芮一笑，不过很有分寸：“大作家跑保险？”
    我也笑了，摊了摊手，：“没事可干嘛！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出来找个事干，先打发一下时间，也挺不错！”
    “那倒也是。”罗芮很爽快：“我给你问问吧。不过办手续时可能要先交一千块钱的押金，你不干时，押金还会退给你的。”
    “行！到时候再说。这事儿就拜托给你了。”我说这句话时，感情表达得比较到位。
    罗芮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6)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快乐的象一直小小鸟，蓦然发现生活的道路还宽广得很哩，情不自禁地与开车的师傅聊起保险的事情来。
    师傅问我：“你是跑保险的吗？”
    我说：“是啊。”
    师傅又问：“现在车辆保险手续怎么办啊？”
    我一怔：“哦，我刚开始干，具体手续还不很清楚呢。”
    师傅便不屑跟我拉呱了。我欣喜地想，要是我精通保险知识的话，没准这辆车我就能给保下来呢！
    我信心倍增，回到家接二连三地给罗芮打电话，终于得到了罗芮的回答：
    “我跟我们主任说好了，明天你来办手续吧。不过要带一千块钱，是押金，你不干时还可以退的。”
    挂上电话，我掏空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毛钱，交上电话费。这些钱是我实习时的补贴，这段时间东奔西跑的，到今天全部花光了。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明天！明天我就可以赚钱了！
    我兴冲冲地赶回家中。父亲正在院里砌猪圈，见有人进来，脸上立刻堆出一股笑来。我很久没见父亲对我这么亲切的笑了，便也扭动脸上的肌肉笑了起来。父亲一看是我，笑容立刻消失了，恢复了漠然的神情，随口冷冷地问了一句：
    “笑什么笑！这几天死哪儿去了？”
    我呆了一下，感觉很不是滋味，但随即被另一种兴奋覆盖了。
    “爸，有点事儿。”我尽量平复着自己的心情，用一种极平淡的声音，希望能带给父亲一个惊喜。
    “啥事？”父亲的语气烦烦的。
    “我城里的一个同学，帮我找了个活。”
    “啥活？”父亲抬了抬头，似乎注意到了我的话。
    “是跑保险的。”我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
    “跑保险？”父亲一时间没反映过来，他应是不太懂吧：“那是干什么的？”
    我用所知道的有限的保险知识给父亲解释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同学说，还需交一千块钱押金。”
    “押金！又是钱！”父亲一听火了：“又是骗人的活！”
    我急了，争辩道：“怎么骗人了！人家那是手续。”
    “什么手续？反正我没钱。”父亲的情绪开始暴躁起来：“要钱自己弄去。你花的钱还不够多吗？”
    父亲又刺到我的痛处了，泪水不争气地从我的眼眶里涌了出来，我夺门而出。
    跑保险的事遭到了全家的反对，大家一致认为那是骗人哄人的活儿，特别是牵扯到交押金的问题，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甚至认为我城里的那个同学本就是个骗子，这次是专门骗我钱的。尽管我大声辩白，我泄斯底里，但一切无济于事，不了了之。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罗芮，说我不干了。
   
    （7）
   
    人事局打来电话，说是我们这批学生的部分手续学校还没寄来，要我们自己到学校去办理，于是我们有踏上了去学校的客车。
    阔别一年，又回到了格外亲切的校园，却想不起有什么歌要唱。
    门口值班的下一级学生已经认不出我们来了。只是我还能约略看出他们一年前的模样来。大学校园确实是青年们成长的好地方，从身体到思想，从举止到知识，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变化和提高，一个个顽童、学生从这里洗心革面，步入成年，走向社会。
    我照例要到文学社里坐坐。这是我亲手组织的一个社团，一学生会的名义，以本级和下一级学生为主，社员将近200多人。文学社的活动内容覆盖了全校，在文体活动中占据了主流，赢得了喜欢热闹的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也就是籍着这个便利，在社里主持工作的我和萍儿逐渐熟识，以至于最后确立了朋友关系。
    回忆是美好的。
    文学社门牌上的那几个大字还是我题写的，熟悉如昨，这帮伙计，看来还没忘了我。
    推开门，眼前的情景使我一愣。屋里有两个人正拥在一起嘻闹着，手里夺着一本书，是下一级的社长丁松和主编许倩倩。听到声响，他们松开手，抬头看是我，嘘了一口气。
    “哦！是薛哥！你怎么来了？快屋里坐。”
    丁松很热情，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陪着我一起开创了文学社的新局面。
    “我，我来看看你们，顺便办点事。”我说得有点结。 之后便是想念和叙旧的词汇了。许倩倩一个劲儿地夸丁松，说他为人老实、办事踏实之类，这都是我所了解的。最不能忍受的是，许倩倩的眼睛在丁松身上东游西走，偶尔还伸手在丁松身上轻揉几下，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况不言而喻。我感觉自己再坐是多余了，便赶紧找借口溜了出来。
    在校园里碰到鲁丽的时候，心情总算安静了许多。她见是我，显得有些尴尬。这让我很不解。我知道他和萍儿是最好的朋友。
    “萍儿呢？”我直奔主题。
    “她？”鲁丽吞吞吐吐：“哦！刚才还在这儿呢？你，还要见她吗？”
    这成什么话？我有些愤愤然：“我当然要见她。”
    “她可能不会见你。”鲁丽欲言又止。
    我惊诧莫名：“不可能！”
    “那，我帮你找找她。”鲁丽匆匆地走了。
    一股不好的预感笼罩了我的心头。
    萍儿怎么了？她变了吗？不会的，她点头说过要等我的，我说过我会想着她的啊！
    中午，我约萍儿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里（不是原来那家了）。找了个单间，把帘子放了下来。萍儿显得很不自在，我只好把帘子拉了起来，靠里做了下来。萍儿也跟着坐了下来，动作和神情都很僵硬，机械地和我说着话。我一时茫然。
    菜上来了，又凉了；啤酒倒上了，她不喝；我的话越来越少。
    “萍儿，你怎么了？”我无所适从。
    “我们做普通朋友吧。长痛不如短痛。”萍儿木然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是没有权利要求萍儿做什么的。我不能让萍儿陪着我受苦。她或许已看到了我现在正面临的困境吧。我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我端起了酒杯，为她的选择干杯。
    “走不到一起，我们可能会成为陌路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萍儿默然。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吗？”
    “或许吧。”
    “我会想你的。”我说这句话时，萍儿距我很远，遥不可及。
    萍儿走后，我又向老板要了两瓶啤酒。我口袋里的钱已不多了，还得回家，不然我会喝更多。很多故事里的主角都是以这种方式发泄这个时刻的心情的，而我受经济所限，发泄得不够到位。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再次见到鲁丽时，我彻底崩溃了。
    “放弃吧，薛原。”鲁丽见不能掩饰下去了，干脆地说道：“其实萍儿一直牵挂着你。自你走后，萍儿经常拿出你留给她的画，放在床头玩味。有时一坐就是一个中午。她跟我说，那叫睹物思人。多浪漫的词汇啊！”
    鲁丽顿了一下，看了看我，继续说下去：“可是，三班有个叫袁华的男生，你认识的。一直缠着她不放，各种手段都使出来，萍儿一直没有理会。一次晚自习后，袁华有把萍儿堵在教室里，非要和萍儿彻底谈谈。萍儿实心眼，也想借机说服袁华。谁知一谈时间长了下去。到了熄等时间，袁华干脆将教室的灯拉上，非要萍儿把事情说清了再走。不巧10点多钟，学校查夜，正好把他们俩人撞个正着。萍儿有嘴说不清，受了伤害，为这事偷偷哭了好几天。或许自觉对不住你吧，决定断绝一切交往，什么事都等以后再说。”
    话说到这里，我也基本明白了。萍儿是没错的，错之在我，让她孤单时候找不到帮助，思念时听不到回音，憧憬未来却看不见希望。算了吧，一切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让一个纯真的女孩子陪我在黑暗中摸索，黎明的到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