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凡是到过湘西的人对于当地人民最容易保留到印象中的有两件事：即“爱美”和“热情”。“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给人一种健康、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将那些飘乡银匠打造的首饰，和谐优美的穿在身上实在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历史”。让人感觉到，它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爱美的情操，还是这个民族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湘西数十万苗民，除部分已习用汉文，三十年代本族还无文字。“热情”多表现于歌声中。当地人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生产劳作更分门别类，随时随事唱着各种悦耳开心的歌曲。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彼此生命间均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

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苗民男性的粗犷、豪气、侠气、霸气、甚至匪气，女性的纯朴、清丽、兰心蕙质与柔情，都无不给沈从文的心灵浸染。在《边城》中，一种很深的湘西苗族文化至始至终笼罩于作品的整个情思情节情语情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若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湘西文化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沈从文在《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我们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