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贫困（拍摄手记一）

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斯金语）

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感受充溢在我们摄制组每一个人的心间：谁是改革进程中明确的受益者？改革之初，当激动人心的“大包干”刚刚开始时，农民在一夜之间在贫困的噩梦中苏醒，开始耕耘穷怕了苦怕了的孱弱不堪的信心，确确实实他们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他们紧紧的攥住这个命根子得到了许多切近的实惠。在当时，除了农民成为明确的受益者外，还有个体工商户和城市经营的拓荒者。但是随着改革的重心由农村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各种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当今社会最大的群体——最为广大的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种种的因素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田地荒芜、贫苦不堪，许多地方甚至是一年不如一年。陈桂棣与春桃两作家在走进安徽五十个县的广大农村后曾溢出满眼的泪水说：“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四年多来，我们大半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乡村角角落落的炊烟中度过，与父老乡亲们同在一个锅灶吃饭，同在一个床板呼噜，同吸一卷旱烟，同挥一把浊泪。一个个自然小村落夹在崇山峻岭之间，乡亲们是怎样在那里生存繁衍发展?那里的水怎么样？电怎么样？路怎么样？他们都是怎样来的？以后又会到哪里去？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有几个姓？几姓之间的婚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爱恨情仇、荣辱恩怨？……这一切的一切都令我们每天在沉重中思索，在思索中沉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镜头客观真实的记录下这一切，将滚滚历史车轮碾轧过的辙痕力所能及的印在所有有良知的人们的心底：因为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广大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最终的意义！

二000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天气正赶上上火时分，太阳于清晨八九点钟才悠悠乎乎的从山头上拱出来，下午三四点便又匆匆忙忙的跌落在崇山峻岭之间。我们摄制组一行三人来到了湖南湘西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我们在山上与村民们同吃同住了两个多星期，感受着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一种特有的贫瘠着的美丽与那种无奈而忧伤的贫瘠，两个多星期里，我们与乡亲们朝夕相处，但却沉重得无法言说。多年来，类似这样的小山村如草芥一般悄无声息地散落在大山深处，固守着大山千年不变的贫穷与无奈，使人在一见以后，便永远难以忘记。

我们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吭哧吭哧的在盘山简易公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然后到了一个叫榨坪的小村庄，这个村依山傍水，在山脚下的窝窝里竟有着一大片平平整整的良田，田边有三三两两的村民挑的挑粪，犁的犁田，屋前柚子树下不时有一只或是两只狗在利索的向我们张望或是狺狺的“致辞”。

这是村委会的所在地，其自然条件相对来说要好一些，而我们要去的那个叫作亭子坪的小山村既不通公路，也不通电，离这儿还有20多里山路。我们没有丝毫的停歇，必须一鼓作气先赶到那个村子再说，村里专门派人给我们领路——山路很难走也很容易迷路，山里的迷路称作迷山，有时迷山了，一时半会就走不出去，经常有人因为迷山而在山上露宿，甚至碰上些不可想象的飞禽走兽，都很难说。走了大约四个多小时的路，很难令人想象的在四围竹树环合的山腰上稀稀落落的有了淡淡的几缕炊烟，这时我们才感觉到这里确实住着庄户人家。眼前这大山深处的小村，就是亭子坪。亭子坪距离村委会所在地二十里山路，是榨坪村至今尚未通公路的偏远村组之一。小村看上去既无亭也无坪，有的只是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宁静的半山腰上稀稀落落的散落着三十几户人家。看着这山树环绕的村寨人家，我们不免猜测起亭子坪得名的由来。相传这里曾经古木参天，一条巨藤从这座山牵到对面山上，这地方就取名叫藤儿坪。后人因读音相近，误读为亭子坪。村名的由来只是传说，而我们更无从考证小村的来龙去脉，这里居住的三十几户人家，一百三十多人，绝大部分属于张姓。数百年过去了，如今就连张姓人也已无法说清遥远的先人是何朝何代因何种原因来到这深山老林之中，采访中只有唯一的一户蒋姓人家尚能依稀说出其中的究竟。这位60多岁的蒋老汉正斜坐在一条椅子上织筲箕，长满厚茧的手抖抖索索的摆弄着手中的青篾，衣服穿得很是破旧，肩上打着补丁，衣服已很难看出原先的底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棉鞋，大热天的竟然还穿着棉鞋——只是那双鞋已破旧得不能再破旧了，双脚的大脚指已顽强的从棉鞋中透了出来，鞋面每一处都用细细的麻绳子左缝又补的，鞋帮也烂了，脚后跟趿着，那双触目惊心的鞋实在是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鞋了。我们从老汉的堂屋里拎出断了一只腿的松木椅子，随意的与老汉聊了起来，摄像师便开机做好同期声的录制，老汉也没见过这机器是啥玩意，丝毫没有平常采访对象面对镜头的紧张与不安。

“老人家，你贵姓？”“‘

“我姓蒋”

“蒋什么名字？”

“蒋昌文”

“多大年纪？”

“今年七十岁了。”

“这里一般姓张的比较多，你怎么姓蒋呢？”

“佬佬啊，你还别说，我们是从过去国民党的时候，老人家躲壮丁搬过来的，躲来躲去躲进这里的。”

“你刚搬过来的时候，这里是个什么样情况？”

“原先这里比较艰难，过去在国民党手上，我娘家的公，两个公公都是被土匪打死的。”

蒋老汉与我们说了许多这里过去土匪的事，说到这里的每一个东来西往的日子。

清晨太阳从云雾里慵懒的醒来，几只公鸡傍在菜园的篱笆上高仰着脖子此起彼伏的啼叫起来，一个10岁左右的放牛娃牵着一只戴了牛笼头的黄牯从我们睡的厢房下叮叮当当的走过，这是小孩去放早牛了。

小村的每个日子，几乎都是这样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起来站在小屋的门坎上向远处眺望：小村的日子恬淡而宁静，在外来者的眼中这是一幅田园牧歌似的山水画。然而美丽的风景却并不能掩盖这背后的贫困与无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上挥汗如雨。小村人只企盼圆就一个自给自足的梦。然而，厚重的大山却并没有赐给他们应有的回报。

不一会儿，一位刚从山上田里做秧田回来的汉子回来了，我便与他打挂起来：

“亭子坪这里，以前做秧田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嘿，你还别讲，以前做秧田硬是要靠天下雨，天不下雨就做不成，硬以前下雨做秧田，如果是夜里涨水，就连夜打起火把做秧田，不然这秧田啊你别想做得落。”

“你家里一起有多少田？”

“我家啊一起有八亩来田”

“八亩田有多少丘数？”

“丘数啊，总共是二十多丘，三十来丘。”

“一年收得到多少谷？”

“一年总共收得到二千多斤，三千来斤毛谷。”

“除了粮食收入，其它的钱方面呢？”

“钱方面就是经济来源难得，一年油盐钱都难得，养猪得个钱就得介钱，养猪不得钱就不得钱。”

“这里经济主要靠什么？”

“经济靠烧些木炭，主要靠木材，又没有通车，交通又不方便，只有这些出产。”

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靠天吃饭的小村人，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日子过得比外界依然格外的艰难。在采访中，最让我们揪心的莫过于走访几个特困户时所想不到的情景，我们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竟是现实。

在特困户张远前家里，我们看到这个家的壁板都是用山上的藤条草草的系编拢来的，到处是孔、洞、缝，歪歪邪邪，烟熏火燎的火坑边有一只笼罐，笼罐上用一根铁丝绑了又绑，笼罐盖的把儿已没了，也是用根铁丝绑着便于提携。屋里烟尘很厚，地板上摊了一些猪草，还有一个猪食盆。张远前头上包着根辨不清颜色的帕子，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似的，皱纹里也嵌进了许多的烟尘，仿佛几个月没洗过脸似的，张远前双眼无精打采的望着我们。

“你家有几亩田啊？”

“我家一个人只有7担谷（1.4亩）。”

“一亩田能收多少斤呢？”

“我们这里讲收多少，那是不限定的，收得多少就是多少。我们这里是旱田，又没有水田，有几丘田有水就是冷浸田。”

“一年吃饭过得去吗？

“吃饭？我们这里哪个吃得饱饭！”

“大概欠几个月？”

“我们的粮食刚开年就吃光了，再吃就是借。”

这是一幅我们不忍目睹的画面：这个由两个破碎之家合而为一的家庭，孩子的伯父患病多年，母亲既聋又哑，一家生活的重担就过旱的落在了这个孩子和比他大几岁哥哥的肩上。我们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其伤心落泪的生活，在这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四口之家，在这一间破旧的木屋里，这所有的家当也许还不够某些人餐桌上一顿饭的价值。两个孩子将如何用柔弱的双肩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告别张远前一家，我们脚步沉重的又来到了另一个特困户张干福的家中。

“你家里一年吃饭还差不多吧？”

“还缺。”

“缺几个月？”

“缺三个月”

“家里除了种田以外还有其它什么经济来源吗？”

“一个人在山里干活，能有多大的来源，一年忙到头还是什么都没得，老婆先是瘫了一两年，风瘫的，治好后又得了神经病。”

张干神的小儿子打着赤膊，一条短裤松松垮垮的系在胯骨上，屁股位置已磨穿了两个洞，流着鼻涕，一直好奇的在我们前后左右东瞧西望，

。

“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几岁了？”

“不知道。”

“你读书了吗？”

“没有。”

多么让人寒心的回答，这个小孩已经八岁多了，没有机会上学，也不知道自己几岁，自己叫什么名字。我们的心沉重得不能再沉重。

在张干福的家我们拍下了一张破旧烂不堪的床，那床没的一块完好的棉絮，床下垫着稻草，稻草上铺一床乱了许多处的席子，而棉絮竟是支离破碎的十多块，不是亲眼看到，简直难以想象张干福一家四口就是挤在这张床上，躲避着四季的风雨，做着生活的梦。

当地曾流传这样一句俗话：有女莫嫁亭子坪，苞谷苦芥吞死人，虾米螃螃当大荤。由于偏僻闭塞贫穷，落后，本地的女子嫁出去，外地的姑娘娶不进来。爱情对这些大山深处的男人也就格外的遥远，在130多口人的亭子坪，光棍汉竟有15人之多。

在村子里我们随处见到最多的便是大小不一的尚未结婚的这些农民兄弟。

“听说你一直没有结婚是吗？”

“打单身。”

“以前谈过朋友吧？”

“谈过的。”

“多大年纪时候谈的？”

“三十多岁。”

“后来怎么没谈呢？”

“就是家里困难啦，没人肯来，受不了那个苦。”

“在这里类似你这种情况的多不多？”

“多呢，有好些个。”

“大概有多少个？”

“十多个。”

“在这个地方娶个媳妇要多少钱呢？”

“一万多块。”

“那么象你在家里做一年有多少收入？”

“四、五佰块。”

 “这里自然条件差，结婚的事实在是难搞，交通又不方便。”

“想不想找个女朋友？晚上好搂着媳妇睡觉啊”

 “就是家里情况不行，条件有限，没人肯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触目亭子坪的一切，我们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与其在这里固守大山的不变的贫困与磨难，亭子坪的人为何不走出大山，走向山外？亭子坪人的回答如同小村周而复始的岁月同样充满了无奈与茫然。

“这里条件艰苦，有没有人产生从这里搬出去的想法呢？”

“没想。搬出去要吃饭，要田，无法搬出去。”

“这里有人搬走啵？”

“搬走啊？有田，不能走的，都不愿走的。主要有田在这里。一般年轻人还是想搬走。”

山外的世界毕竟诱人。这几年来，亭子坪也曾有过几位年轻人去过山外的世界。

“你到深圳一共去了几年？”

“差不多三到四年的时间。”

“到深圳打工这三四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是觉得自已没太高的文化。一个人在外面生存发展，又没有一技之长，二一个没有很高的文化，生活很困难。”

“我觉得亭子坪这个地方知识还是太缺乏了。以前二三十岁的人，对科学文化知识是一窍不通，都是糊里糊涂混。要想富裕，知识、教育方面必需要重视一点。”

小村的日子比树叶儿还稠密，小村人一年年的失望，在无边守望的日子里，小村人便只有把梦想寄托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神灵。

“你们这里是不是都相信土地神？”

“相信。”

“为什么都要敬土地神？”

“保佑后人，保佑六畜兴旺，保佑人身安全各方面。”

小村宁静幽远，亭子坪的人把精神寄托在神灵的同时，又只有把无限的精力消磨在这漫漫长夜的牌桌之上。

“这里打牌睹博的多不多？”

“多，多的是。就是为了打牌，有的搞得扶贫资金就用于打牌睹博。又没搞个养殖业。”

在亭子坪采访的那段日子里，时断时续的阴雨一直笼罩着整个小山村，在这凝重的氛围中，唯有亭子坪小学，是这大山中最动人的亮点。每周星期一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孩子稚嫩的歌声从这里升起。

怀着对学校的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与这里惟一的一位代课教师聊得最多，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隐约着能够看到一些大山的希望。

亭子坪学校是建整扶贫的产物。1997年，驻村的县建整扶贫工作队投入一万元建起了这座新校舍。由于偏远，外地教师不肯进来，初中毕业的代课老师张丕勇便挑起了教学点教书育人的重担。

“张老师，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是哪年开始代课的？”

“九六年下半年。”

“你怎么愿意选择代课呢？”

“因为我当时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方面就是地方比较贫穷，文化素质也比较低，我想为教育出点力；再一个方面就是亭子坪人年均收入130块左右，我平均每个月有130块钱，还比较可以的。”

在课间我们与学生们一起做着游戏，与天真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张珊同学，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

“当老师。”

“小张兵，你呢？”

“当兵。”

“以后还有什么想法？”

“当老板。”

“还当什么？”

“当大官。”

在课堂上，21 名天真烂漫的山里孩子尽情放飞着自已未来的梦想。然而，时至今日，考上大学与外出参加工作在小村一直是个空白。小村人是现实的，在读书没有带来眼前利益的情况下，家里缺少的是劳动力，送不送子女读书也就变得无所谓了。

“张老师，亭子坪普遍受教育的状况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小部分是初中毕业。”

“平时是不是有些家庭不送子女上学呢？”

“有。”

“那主要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家里比较困难。再一个也有不愿意送子女上学的，认为反正是要做工。”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也是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