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1

     如果认真算起来，我的记忆应该是从两岁多开始的，据我母亲说，我生在一个番号为“六十三”的部队医院，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听说当年因战备需要，那里驻满部队，每天早晨都有都有嘹亮的军号从广播里传出。这些我都记不得了。那时我才几个月大。许多年后父亲去军区办事，我缠着他一起去看我出生地时。那里已一派荒凉了。空荡的营房长满野草。门上嵌有五角星的大礼堂，也没剩几块玻璃。我听说母亲当年，作为大批家属中的一个，经常拎着小板凳抱着我去看电影，透过破败的木窗把头探进去，黑乎乎一片，推了些木头椅子这类的东西。我使劲把自己回到那个绿色的进代，数百颗晃动的人头和台上宽幅黑白电影。在现在这个空旷寂寥的房子里，我也在寻找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胖乎乎的男孩。那是我。头显得很大的我。在这样的日子，再也找不着了。

整个军区已移交地方，只留很少一些常驻机构。那排排曾经威武的营房现在已被租给各种不明身份的人们。色彩艳丽的内裤和生活垃圾就倒在门外。父亲的一些战友当时似乎很英明的留在了部队，只有他一个人主动调离，那时母亲在另一个县城的山区教书。如果我能把一个文化很低很粗鲁的男人唯美的想象一下，那他当时，为了爱情，也为了出生的孩子，主动离开部队吧。不过回过去头去，他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离开，似乎是这辈子生命里唯一的亮色，唯一值得骄傲的抉择吧。

他当时枪械修理所的那些战友们，现在过得很差了。部队移交地方后，待遇一落千丈。一些人很快娶了当地的农家姑娘，在冷清的营房里过起日子，靠着一点地方补助和军队津贴，他们把空了的营房弄成猪圈，红汗白流的过了二十年。

父亲带我去他战友家吃饭。那是一个显得虚胖的男人。淡黄的肤色间全无照片里的那股刚毅的阳气。父亲告诉我，我们以前就住在他隔壁。他说起了刚出生的我的种种趣事，比如喜欢爬到他家去，把他女儿弄哭，他女儿似乎比我大些，我去的时候没见过到，照片里，是个长得很瘦小清秀的小姑娘。我曾把他家的蚊帐生生的抠出个大窟窿等等。那是他在很难得的笑，应该是很难得的，他的面部肌肉很松驰了，笑纹几乎是块肉饼撕开似的。很是无力。

桌上是些很平常的小菜，却很精致，父亲的老战友显然为这顿饭费了不少心思。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大口喝着白酒，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那些整齐的生活中。我在一边静静的吃着。好像那些事情曾经跟我也有关系，只是现在无从想起一样。在一点点拼凑着发霉的黑白影片。

走出他家时，父亲已微醉了。他和战友甚至没说什么道别的话。就一句：走好。常来。

那个虚胖的身影在身后越来越淡，他们都知道，这一别，已不太会再见了。道别显得有些矫情，还不如营房外那些白浆标语真实些。

 碎片2

二十年前的碗厂是个很大的村子。母亲那时很年轻，她就在那个村子参加工作。碗厂因盛产土碗得名。那里泥土是种粘性很强的胶泥，适合做陶器。我想象中我第一个生活的地方该是手工艺人云集的民间大杂缸。各种作坊里传来不一样的声音，小窑上方黑烟弥漫的样子。现在的碗厂因山体滑坡，已无人烟。在我脚下，到处是破碎的陶片。它们并不遥远。远到没有记载过很遥远的历史或时间的变迁。二十年，一个婴儿长大。一个村子，和陶器死去。现在的碗厂从人们记忆里淡去。唯有我手心里的陶片，婴儿般的在我手心捂热。

父亲当兵的那天，被我爷爷抡了一扁担，他家兄弟姊妹八人，他是老二，当兵时十八岁，正是支撑家庭的劳力。我听他说，他出去当兵是为了离开那个少数民族高寒山区。那时，已恢复高考。但他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跟这自然无关，剩下唯一的机会，就是当兵了。

有时我就想爷爷那扁担打得真过瘾，要不父亲也不会狠着心去当兵了。要不我现在说不定还在那个小山区早早娶了个媳妇过日子了，再一想那也不对，没他的话，我妈也会另外找个男人，再一想我到底是哪个生出来的呢？想来想去没弄明白。只是很肯定那扁担肯定为我日后的生活埋了第一桶金。

他只下了两个月连队，就被分在一个邻县叫“爱华”的监狱看守犯人了。他说那时的犯人不兴像现在一样，叫他们什么“政府”之类的。一律叫“大军”也说是说犯人要拉屎了。就对我父亲说：报告大军，我要拉屎。我想那时的犯人眼里的大军可能跟皇军差不多，要不干嘛叫大军呢？

后来他又调回军区枪械修理所，我从一些旧照片里看到过那时的它，穿着老式军装，腰上别了支“五四”手枪，眉眼里透着一股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军队的志气。我仍能清晰的感觉到。他的工作就是修理各种枪枝，换零件，校准星等。我们去他家吃过饭的那个战友，起先是瞧不起我父亲的。因为他是从农村来的。中国人的眼神似乎几十年都没进化过。后来他们有一次考试，要手工磨出一个五角形的铁块，这是钳工的基本功，那个战友怎么磨，也是六角形的，而我父亲很快就磨出五角。那时起他就不敢再嚣张了。这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用实力说话吧。

那时的军人们好像都绷着战争那股弦。七十年代末期大小打了几次战。军人们成了那时代的最伟岸的人。也是少女们眼里的白马王子。在读师范的母亲，可能就是没把持住绿色的诱惑。完全不在意文化水平很低的父亲，在毕业后就结婚了。以后婚后二十多年，我所目睹到的战争，无不是文化差异的磨合。

他们结婚时是部队领导主持的，一大群当兵的送的礼都是些枕巾水杯之类。亲密点的送水壶或被面。没有吃饭。没有亲人。就那么一个很简单的仪式。母亲至今仍记得结婚时，穿了一件旧的蓝卡叽上衣。几乎没什么家俱。许多年后母亲用很是后悔的口气对我说，以后结婚娶媳妇千万别图漂亮。得找个文化层次相当的。我想想也是。这是她血的教训，这我得听。

母亲背着我到了碗厂小学。学校在山坡上。到处是土黄土黄的，绿色很少。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记忆。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是一九八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