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文凭”的泛滥不仅是买家的问题

文/秋过留痕

    种子长成大树的必要条件有四个：生命的素质，发芽的土壤，雨水阳光的滋润，以及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前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最近大吵大闹的海南省党校大量批发“注水文凭”的丑闻被曝光之后，颇引得举国哗然。有人说：事实上，由于各种考试门槛不断“放低”，市面证件造假又“无所不能”，大家对于文凭早已不再笃信不疑；至于以培训党政干部为己任的党校，由于学员多“特殊”，在实际的考核过程中，颁发起文凭来比起其他高校更要宽松几分也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海南省党校的作为，令无任何学历的干部也可从容获得“研究生”的文凭，以变本加厉的姿态成为亵渎文凭与党校之大成者，终于压垮社会忍耐的极限，遭到重拳惩处，倒也不失为一番“从糜烂中看到希望”的转机——此话讲的笼统，但在含蓄中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关于“注水文凭”尽管不是一个崭新话题，这种现象也不是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是定义的那种新生事物），但这种现象的“返老还童”，确实是必然的结果。引申的讲，如果认真的去调查，你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自20世纪末以来的这几年中，“注水文凭”的生产就压根儿没有停止过，只是在手段上相对隐蔽一点而已，就像假冒伪劣产品一样，由地面转入地下的车间日见更多，途径更广。使人能够笑掉大牙的是，这两天竟然有一则消息说：国家某专设机构已经查处多少张“注水文凭”（不到两万张），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查的！这样的查法和结果，无异于在电视上演的一些以刑事、腐败案件为素材的东东，不仅教育不了人，还闹不准从中学上几招，修炼一个艺高人胆大，再耍一个你看着的“胆儿大”呢！  

    又有人说：不过，惩治“注水文凭”现象、挽救文凭尊严与社会信心，还不可轻易放过这一丑闻的另一方，即“注水文凭”的买家，他们的“买方需求”，才是“注水文凭”泛滥成灾、遗祸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一点，从海南省党校的文凭“批发”业务甫一开张便不可遏制的红火状态中可见一斑——其中某期某班海南某县的学员名册上，赫然“一网打尽”了该县税务局局长、土地管理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供电公司经理、烟草公司经理、乡长、镇长等近40个乡镇和科局的一把手、二把手，包括3名没有任何学历的局长。依此类推，可见这个市场有多“庞大”——此话说得也有道理，但却未能说到根子上。

    笔者认为，诱发这一现象的根源，并不紧紧是“买点”的问题，当然，买点的市场作用我不想否认，也不想标新立异，招徕非议。但这样一个市场的形成，其背景是什么？活水的源泉又在哪里呢？既然不规范，那么为什么多年来其势头愈演愈烈？带着这些疑惑，想说几句关于生产“注水文凭”的“环境”问题。

观点一：“注水文凭”的出现是惟文凭论的产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对于发达的国家而言，在教育领域是一个文化素质相对单薄的国度——我这样说，不是贬低我们的古老文明，因为那已经是象长城、兵马俑等一类的历史。而改革开放的步子，赶超经济强国的梦想使得我们在工业文明的航程中，有点把握不住行驶的方向。这样一来，我们在人事体制方面表现出的某种“唯文凭”和“文凭越高越好”的倾向就自然而生。导向作用对整个社会起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种导向却有着急于求成的浮躁，忽视了我们的国情。对于个人而言，文凭的高低只是反映教育程度完成的进程，不代表水平和能力。

有人说过这样一个现实：“在西方，一般政府公务员大学本科毕业即可，硕士、博士则多是为从事学术研究而培养。”而我国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岗位、职称评定、职务升迁等都是以文凭为重要依据。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岗位就业、职务升迁的硬性指标，忽视了长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使得实际能力已经超越原始文凭（或称之为第一文凭）标识的现实。

由于本人长期在企业中工作，也从事过多年的技术管理工作，在对人才的判识和启用时，往往会先看他的学业是否与招聘的岗位对口，看他的个人学习掌握的基础知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过多少大家公认的具体问题，是不是有实际经验的学科带头人等等。由于我们企业的性质所言，拥有各类学历的人数不少。但在实际的考评中，绝对不是一张文凭所能够包揽一切的，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多高学历也会在应聘中露馅。

我认为，文凭代表着绝对能力——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观念，是落后社会相对独特的产物，是脱离现实、理论和实践步调不相一致的盲动主义思潮。当然，只要文凭不假，依然应该是评判人才资质的客观标准之一。若是连这道门槛都免了，只怕“用人惟亲”的现象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有恃无恐。

观点二：“注水文凭”是集体政治腐败的产物。

近些年来，人们发现有少数干部，平时见不着他们学习，几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这些硕士或博士干部，学费由公家出，论文有他人代写，考试别人代考，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拿”文凭，为升官积累资本。这类经过合法程序获得的名真实假的文凭，实际上就是人们谓之为“注水文凭”的重要诱因之一。

再以我们企业的用人政策打个比方：提拨科级干部必须具备大专以上文凭；提拔处级干部必须具备本科以上文凭。不过好一点的是，另有规定说：“如果确因历史的原因造成文凭较低，但在实际工作中确有重大贡献和优秀于他人长处的，可降低文凭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就比社会上惟文凭论高出一招。但现象的反映和政策的要求，使得谋求当官者就会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头削尖，钻营于如何提高文凭的圈子。而这些人，哪一个不是领导干部呢？对于老百姓式的员工而言，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渠道的，至少市场不大。说白了，就是拿钱买文凭，拿项目换文凭，拿权利保证文凭。尤其是为了文凭，竟可以设立虚假的项目和课题，使得国有财产无端的流失于怪圈之中。

由此，领导干部取得“注水文凭”后，升迁的机会和条件就会更大更强，诱发心理腐败的欲念随之同步膨胀，最终导致腐败的几率进一步加大。而这种原因诱发的腐败是双向的，它不仅存在于买家，还存在于卖家。看这样一组数据：自1999年以来，海南省党校共收入1600多万元，其中涉及此事的相关人员初步调查结果是——海南省委党校成人教育部负责人方少云交出了375万元，成人教育部符生宏交出了42万元，两个本科学历班的班主任交出了50万元，因合伙办学而分得利润的海南省澄迈县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办公室主任交出了30万元……这么多钱，全部进了卖方的个人腰包！

悲哀的是，海南省委党校教授刘新宜。1999年，因为学校有关部门乱办研究生班，刘新宜不愿意同流合污，结果遭到排挤并被停课，于是他便愤而举报。两年多来，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不断地给中央和省里领导写信，并留心收集有力证据，结果被没收了办公室的钥匙。紧接刘新宜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也被免去，并且在近3年的时间里无课可上。多次获得国家级学术成果的他参加省优专家评选，在校内就被否决，被他举报的对象也在学校内部散布他的谣言，并利用职权强行否定他的工作。刘新宜告诉记者，“他是学校唯一一个没有称职的老师。”

观点三：“注水文凭”是监督不到位的产物。

拿金钱作为等价交换“注水文凭”风起云涌的势头，没有在客观上得到遏制，其根本原因是承认的市场太大。组织人事部门的不负责任，群众视而不见的漠然态度，使得这个畸形的“产品”有着广大的市场和销路。

不争的事实，在地方组织部门和企业选拔干部的标准中，文凭是一个很关键的砝码，而“研究生”文凭则更是个香饽饽。在许多地方，同等条件下，是不是“研究生”，有可能会成为最后能否胜出的决定性因素。有人这样评述，我觉得可谓经典：“如果说党校贩卖‘注水文凭’相当于制假售假，那这些买家则相当于知假买假，尤其关键的是，这些买家并未因为用‘假货’而利益受损，相反，用此‘注水文凭’可以获得提升的空间反倒从中受益。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购买假币者——买家显然不是有此收藏癖好，而是最终要用此出去非法获益的。更何况，这些‘注水文凭’统统都是公款买单。因此，欺诈的主观故意、非法牟利的现实结果以及滥用公款的行径，不仅与公俗道德相悖，更是大有触犯法律条文的嫌疑。”

再以这次曝光的载体说起：在两年多的举报过程中，刘新宜一次次地在希望与失望中忍受煎熬。每一次，有关领导都告诉他反映的情况属实，但由于近年来相关领导更迭频繁，往往事情调查不到一半，就因相关领导的调任便嘎然而止，于是一切举报的程序又都从头开始!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的制度和制度的执行机构与人员是不是也有着很大的漏洞、黑洞和黑手操纵呢？！

对于“注水文凭”现象的出现和扩大的势头，当然还有经济利益驱动下提供市场的因素，但诞生的母体，还是教育制度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不完善所致。写到这里，我深感“注水文凭”的背景十分的繁杂！随便乱侃了几句，但愿听者有意！

最后，以我此文的前言作为结尾罢——种子长成大树的必要条件有四个：生命的素质，发芽的土壤，雨水阳光的滋润，以及适宜的温度与湿度！

大家注意，我在这里加了个惊叹号，以示和前言的区别。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 做人要存一点素心 ---------------- 相约[幽梦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