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边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表现得特别有光彩的文学成就，其实我还要说，人总是受时代的影响，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作品，而且一个时代也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啊。如果你生活在2009年，却没有2009年这个时代所应有的眼光和见解，那你就对不起这2009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王国维生在1877年死在1927年，所以他的《人间词话》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有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和我们现在可以说明的，王国维先生当时没有看到，没有说明。那么对于这种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就应该有一个反思——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但这样一个反思，讲起来实在是很复杂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词哪里有词学？没有词哪里有词话？如果你对什么是词还不认识呢，那么对词学你能够反思到哪里去？所以，在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前，我们一定先要对词和词话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谓“词话”，就是谈论评说词的著作。评论诗的叫诗话，评论词的叫词话。我们中国一向缺少有系统的、有逻辑的理论性著作，古人常常是点到为止。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为利根人——就是思想非常敏锐的人——所说，你只要点到，他就明白了。所以古人谈诗论词常常没有一种逻辑的、思辨的模式，写出来的都是比较零乱的诗话、词话。

你说我喜欢一首诗，这首诗“高古”，那首诗“自然”。什么是“高古”？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神韵”？这都太抽象了，这是什么东西嘛？更何况，中国的词学又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困惑的一门学问。你要问为什么？那现在我们就不得不回头来先讲一讲词。

诗与文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章可以用于载道，诗可以用于言志。可是，词就很奇妙了。词，它师出无名，你找不到它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好的诗我们会分辨：杜甫的忠爱缠绵，那是好诗；陶渊明的任真固穷，那是好诗。可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词，什么是坏的词。

最初的那些个歌词，本来是社会大众、贩夫走卒，什么人都可以写的。可是《花间集》里的歌词就不是那些人写的，而是有文化的士大夫们创作的了。而且《花间集》的编订是有目的的，这在这本词集的序言里边说得很清楚，《花间集》的序言说：

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说是我们编订这些个歌词，是为了使诗人文士饮酒聚会的时候，有美丽的歌词给歌女们唱，有了这些歌词，就不必再唱以前那些庸俗的粗浅的歌词了。这本书里所编辑的，是诗客的曲子词。在诗人文士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可以亲自为燕乐的曲子填写歌词，然后就给那些年轻美丽的歌女拿去演唱。即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以你们看，这就是最早的文人词，它们是诗人文士在歌酒筵席上给歌女写的歌词。而在歌酒筵席上，你能够写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那当然不能，所以早期的文人词写的都是美女跟爱情，整个《花间集》中五百首歌词，大都是写美女跟爱情。

而有一件很微妙的事情，那就是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对男女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对爱情、情欲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虽然也许他满心都是情欲，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道貌岸然，嘴巴上是不能够谈这些的。诗要言志，文要载道，诗文里边当然不方便谈爱情。那么现在，由于出现了歌词这种体裁，它以美女爱情为主要抒写对象，所以士大夫们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内心中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都写出来了。而正因为如此，大家对词这种体裁的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了困惑，很多人认为，小词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词是被轻视的。宋朝人编集子，很多人不把自己写的词编到里边去。陆放翁编进去了，但是他说：我小的时候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写了这些歌词，我现在非常后悔。可见他也不以为这些歌词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叫钟锦，从小就喜欢诗词，可是他报考大学的时候，考哲学系不考文学系。他说：“我虽然喜欢诗词，但是我不学它。尤其词，词是小道，这东西都写美女和爱情，没有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后来做了我的博士生，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词学的，因为现在他忽然间觉悟改变了，他提出来说：“词是圣贤之学。”这又把词抬得太高了，词怎么从爱情歌曲的小道又变成圣贤之学了？这是钟锦，钟锦好为大言。

但是词里面果然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你本来没有心写什么圣贤的学问，你本来写的就是男女的爱情，可是，居然就有了圣贤的意思了！这就是其所以微妙的地方了，那为什么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了一段话：

宋人诗不如词，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你看，宋代人自己都看不起词。像陆放翁之类的，连苏东坡都算上，苏东坡把词放在他的集子的最后作为附录，他前面长篇大论的都是载道的文章和言志的诗篇，词是不放在正经的卷数里的。宋朝只有一个人专力写词，那就是我在两个礼拜前讲的辛稼轩。

词和诗大有不同，词人和诗人也大有不同。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野马跑得那么远。我刚才说到，词就是写美女跟爱情的，为什么有人居然说词里面有圣贤的道理，而且王国维还说宋人的诗不如宋人的词？要知道，词本来是不正经的，是作者听歌看舞时给美女写的歌词；诗才是言志载道，是作者的理想、作者的道德、作者的志意。为什么王国维认为宋人的那些个内容很正经的诗反而不如词呢？

王国维说得非常好，他说：“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因为宋人他们写在诗歌里边的不像写在词里边的真诚。在写诗的时候，诗要言志嘛，一定要端起一个架子来，一定要说得很好，要说得冠冕堂皇的。每当有一个政治上的大题目，或者社会上的大事件，你也写一首诗，他也写一首诗，所说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们内心中最真实的、最底层的那种活动，是不肯暴露出来的。王国维说，宋人写在词里边的比写在诗里边的更真诚，为什么？就是因为词脱去了“言志” 的约束——我就是给歌女填一个歌词，它不代表我的“志”嘛！

我屡次讲过一个故事，说黄山谷常常写美女跟爱情的歌词，有一个学道的人法云秀跟黄山谷说：黄山谷先生啊，你多作点诗多么好呀，这词都是写美女和爱情的，你就不要写了。因为中国传统向来认为写这些东西是不正经的。可是黄山谷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空中语耳”。什么叫“空中语”？空中语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我写我跟一个美女有爱情，并不代表我黄山谷在现实中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我之所以这么写，不就是为了在歌酒筵席上饮酒作乐吗？

可是，你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一心饮酒作乐，正是由于你不必写那些冠冕堂皇的言志的话，所以你的内心松弛下来。你写美女跟爱情，虽然你不见得有美女跟爱情的真正的故事，但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那可是真实的啊！这正是词的第一个微妙的价值之所在：因为作者脱除了外在的约束跟限制，所以在词里反而常常能够把内心中最真诚的本色表现出来。

可是，美女跟爱情，怎么会让后来的词学家看到了圣贤的意思呢？这是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更微妙的一种作用。谁看出来了？王国维他就看出来了，所以他说，宋人的诗不如词。

（本文摘自《人间词话七讲》 叶嘉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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