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发表该刊记者戴廉的文章“应对'未富先老'”，现转载如下。

　　中国２０世纪的人口问题是数量问题，而２１世纪更为严重的将是人口结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中，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不光是目前单一的“人多”，而是“多”、“少”、“老”并重，即人口总量多、工作年龄人口少、人口老龄化三个特点同时存在。

　　35年前，中国老年人和儿童的比率是１∶６，但是，从现在起到未来的３５年里，这一关系将颠倒过来，中国老年人和儿童的比率将变成２∶１。届时，一个“银发中国”将取代目前这个“青春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将把中国引入一场深刻的人口转变——老龄化。

转变中的人口结构

　　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人口年轻的社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的中位数年龄是２０岁，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儿童或者青年。老人仅占总人口的７％。

　　但是１９９９年民政部的消息显示，中国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目前，中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１．３４亿，超过总人口的１０％；２０２０年将突破２．４亿；到２０５０年将超过４．３亿，到那时，每４个人中间就有一名老年人。

　　这种状况来自两个最基本的力量：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延长。

　　１９７０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是５．８，即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要生５．８个孩子；到了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１．２２。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能够保持人口数量长期稳定的出生率是２．１。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五普”有漏报现象，但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承认，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１９９０年后持续低于更替水平，“无论如何，中国已经成为低生育水平的国家”。

　　持续低走的生育率对于控制人口总量来说，或许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总量将在１０年或２０年后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然而，这一现象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年轻人口，即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

　　同时，中国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已经从１９５０年的４１岁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０岁，这又将增加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

“我们尚未准备好”

　　对于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老龄化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提前到来了”，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司司长李克平看来，中国之所以尚未准备好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却又遇到了老龄化的问题”。

　　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在老龄化前都成为富国。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ＧＤＰ为４０００美元左右，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乌拉圭、阿根廷也为２０００美元左右，而我国在２００３年人均ＧＤＰ才过１０００美元。

　　中国目前的老龄化速度仅次于日本，对比中日两国的老龄化进程，于学军说，“日本在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７％、１０％和１４％的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６年时的人均ＧＤＰ为１９６７美元、１１３３５美元和３８５５５美元。而中国２０００年时的人均ＧＤＰ只有８５０美元，到２０２０年时，当我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１０％时，人均ＧＤＰ也仅为３０００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总量大。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具体而言，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准备不足更突出地表现在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指出，老龄化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他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城市职工有退休制度，农村也有较好的“五保制度”，可以解决一些贫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在打破旧的制度，而新的制度尚未建成。

　　目前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局限于经济中的城市国有部门，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公务员约占城市劳动力的１０％，享受独立的养老金系统。农村从业人员则被排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只有约１０％的农村人口参加了小规模的和自愿性质的农村养老系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３年７月份发布的消息说，截至当年６月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１９９８年初的１１２０３万人增加到１５０７７万人。综合而言，目前，仅２５％的中国劳动力，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的普及率局限于同一受惠群体，普及率比养老金制度略高。

　　对于大多数没有公共退休福利的人来说，其他的赡养来源非常有限。尽管中国的储蓄达到ＧＤＰ的４０％，但是，家庭储蓄仅是总储蓄的一小部分，而且许多都用于购买房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在５５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中，不足１／４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其年收入。仅有５．４％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超过其年收入的两倍，而这个数字不足以支撑平均超过２０年的退休生活。

家庭养老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的传统的“养儿防老”，即依托家庭养老，在目前仍然发挥着作用。据２０００年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６５岁以上的老人中，６４％与子女住在一起。在农村，这一比例要比城市高一些。根据一项对农村家庭的调查，年龄６０～６４岁的老年人，１／３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子女，到７５岁至８５岁时，这一比例提高到７５％和９０％。

　　但是，当中国现代化时，非正规的老人赡养网络将不得不遭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年轻人从乡下涌入城市，将使农村老人无法依赖子女。

　　家庭规模的收缩又对家庭养老构成了挑战。今天的老年人通常有４到５个孩子分担赡养。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会很快改变这一切。根据乔晓春教授的估计，今后５年中，年龄将达到６５岁的城市妇女，平均生育３个孩子，而农村妇女平均生育３．７个孩子。在接下来不断步入老年的群体中，平均每个老年人生下的孩子数目不断下降。到２０２５年，城市妇女达到６５岁时仅生育１．３个孩子，农村妇女平均生育２．２个孩子。今天的所谓“小皇帝”一代，到那时会发现他们行孝道的负担将非常沉重。

　　“如果只有一个子女，那么，家庭养老能持续多久？”乔晓春指出，“年轻人尽管有养老的愿望，但却没有条件和能力去赡养老人，这就导致，一方面，老年人的养老不足；另一方面，年轻人又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其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又会影响年轻人的发展，影响他们对自己的人力资源的开发。”

　　在乔晓春看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欧洲，生育率下降是个人有意识控制的结果，但中国公民却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行了计划生育，他们不知道少生子女意味着什么，对将来会有哪些影响。“这种无意识、毫无准备的情况也是很危险的。”

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人口学家指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反观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中，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从１９７８年到９０年代后期，中国每年实现了平均１０％的经济增长。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口学家蔡舫认为，这些增长中有四个因素均等作出了贡献，而这四个因素几乎全部间接地与其间的人口结构有关：

　　第一个因素是物质资本，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储蓄率高，而储蓄率高的一个原因在于工作年龄人口较多，老人和孩子的负担较轻；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这直接取决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的质量，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人口红利的一个表现；第四个因素是劳动力的移动，这更是我们庞大的人口劳动力的基础。

　　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看来，２０１５年以后，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减少，将使得依靠劳动者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变得难以为继；其次，老龄人口增多必将动用更多的储蓄，导致储蓄水平下降，投资减少，单纯消费增加，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后，社会保障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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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碧落,多少腾蛟起凤,纵横八荒,君不道立尽斜阳,一杯残酒,大笑死生寂寞
雪铗霜锋,万里雷电风云,交错四海,谁依然吹起新月,九节古箫,轻聆儿女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