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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二战也给德国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作为纳粹政权倒台后德国的继承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为其前任政府对别国的侵略和暴行在道义上和物质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诞生了康德和贝多芬的民族怎么会走上这么一条穷兵黩武的不归路呢？作为一个富于思辨的民族，德国人很快痛定思痛，扪心自问，逐渐醒悟。他们从过去的傲慢自信和对领袖盲目崇拜中爬出来，重新寻找自身的价值。需要强调的是：战后由以美国为主的占领当局所组成的联邦德国从法律上讲并不是第三帝国的当然继承者，然而历届政府首脑均对本国过去对别国、别民族所造成的灾难表示忏悔，联邦德国及统一以后的德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较积极主动、贯彻始终地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提供了巨额的经济补偿。虽然这种补偿可能出于多种动机，而且金钱并不能弥补一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记忆的减弱，当年遭受纳粹暴行的国家和人民已从整体上原谅了德国，并接受了德国今日在欧洲的实际领导地位。 德国社会对战争的认罪与反省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在纽伦堡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审判，这次审判，使纳粹的暴行桩桩件件暴露于德国人的面前。同时，从拉文斯堡、达豪等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德国反纳粹分子，向他们的德国同胞透露了纳粹统治下骇人听闻的详情，大多数德国人声称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所有这些，都使平时在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德国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使他们的灵魂深处受到强烈震撼。其中绝大多数人对审判是赞成的。根据美国新闻机构1946年发表的调查表明，约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是无可辩驳的。关于这次审判的意义，美国首席起诉人罗伯特·杰克逊说的好：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地警戒未来"。尽管战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面对被占领的事实，德国人普遍存在着悔过自新的心理。他们从纳粹罪行中进行自我反省，从精神上寻找克服贫困、"民族孤独感"的力量，为实现民族道德和经济的复兴，重新振作精神。1945年10月19日，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表示："我们给全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现在，我们要改弦更张，重新开始。" 当德国人对自己所走过的路认真反思的时候，战胜国的一些人却有失公允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全体德国人，使德国人深为不满。这些人认为，德国人应当承担允许纳粹执政、普遍热烈支持纳粹政权、消灭犹太人以及战争后果等责任。甚至认为，那些虽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上述一切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人也有责任。这种"集体过错"的看法在战后西欧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所以又被称为"范西塔特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德国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主张集体过错论的还有一批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 战胜国某些人的偏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也使德国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德国知识界首先站了出来，回击范西塔特主义，并在具体的辩驳中，找到了如何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区分战争责任的途径。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应该承认纳粹暴行的事实，但也希望维护德国人的自尊。为此，他在大学里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演说，后来结集为《罪责问题》一书出版。 雅斯贝斯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保持清白的经历，对秘密警察和纳粹学术界的威胁进行了一贯的、英勇的抵抗。为帮助德国人反省痛苦的历史，他在1945年11月创办了《转变》杂志，其宗旨是帮助德国人在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间确定自己的方向。"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是战后人们突出关注的重点。雅斯贝斯力图就这个问题作出既符合历史又能使德国人心中产生希望和自新的结论。他把该问题上升到"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高度，认为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德国人不能对外界的指责无动于衷。罪犯只能是个人，而不能指责整个国家的国民都犯了罪。他把罪责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等四种，认为刑事要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要由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来承担；道德罪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新生；抽象罪惟有上帝具有审理能力。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罪行"，德国人民应该受到惩处、认罪和赔偿。犯有战争罪和政治罪的少数人应受惩处，纽伦堡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公正。现代国家是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内的，因此，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高踞于我们的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所有德国人必须承担责任，用工作和成绩来为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大破坏进行补偿。"他认为几乎每个德国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但对这种罪的认识需要个人的良心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他说："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 德国战败和战后的困境也使人们对德国的历史进行反思。一批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德意志反对军国主义文化传统和"普鲁士民族主义"精神传统的立场，并对战前德国人所崇拜的民族历史人物马丁·路德、俾斯麦、尼采等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评价。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在他发表的《德国的浩劫》一书中，回顾了德国现代以来统一、冒险、分裂的历史，客观地分析了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政治上的专制和军事上的冒险与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日尔曼精神的联系。他认为纳粹法西斯的出现，并非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发生在现代史上与德国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和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迈内克认为，德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把文化传统和民主权利、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是通向希特勒独裁道路的主要历史根源。 在这次反省中，教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以满足精神和信仰需要的特殊方式帮助人们减轻现实的物质匮乏。在教堂里，教士们鼓励意志消沉、表情冷漠的德国人鼓起勇气，相信上帝，但也不要回避罪与恶的问题。号召要在十年的异教信仰和虚无主义之后，实现宗教复兴和道德重建。1945年10月19日，德国福音教会发表的所谓斯图加特认罪书说："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现在我们代表整个教会说出我们已经向教友们表示的意思：我们曾经多年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纳粹暴政所体现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我们也要控告自己没有更勇敢地明认，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愉快地相信，没有更热烈地爱。"这份认罪书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泛泛的礼拜式的认罪，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具体地说出了基督教徒负有一定的责任，打破了德国社会彼此推卸责任的恶性循环。 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反省运动促成了战后德国政府采取直面历史、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反过来，政府的行为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反思向更深层次发展。同时，也得到了欧洲大多数国家人民的谅解。 德国政府的认罪与反省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政府虽然几经更迭，但在对待战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却始终如一，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罪责，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向全世界认罪，并用实际行动来清算过去，表现出一种令人钦敬的"道德的勇气"。 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奥多尔·豪斯在嫉妒-犹太合作协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月2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被誉为德国"经济之父"的阿登纳在政策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此后，对过去的清算便一直在德国进行着。阿登纳对法国的道歉，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宽恕，为德法和解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最令人难忘的要算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出访波兰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向波兰人民谢罪的惊世之举。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民意调查显示，约有80%的人非常赞赏勃兰特的举动，认为这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更充分地表现了德国人集体悔罪的诚意而为大多数德国人所接受。此举也赢得了波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为"结束一段充满着痛苦与牺牲的罪恶历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4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了关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演说，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要求德国人永远牢记历史教训。他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负责任。"就在这次引起轰动的讲话中，魏茨泽克重新评价了5月8日即德国投降日的意义。他认为，德国在战后40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他说"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据德国舆论界所做的民意调查，有80%的德国人认为5月8日是解放日，只有12%的德国人认为是战败日。 1994年8月1日，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的华沙起义纪念仪式上，赫尔佐克总统再次诚恳地向波兰人民谢罪。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和数百万波兰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对于他的这一番沉痛悔罪的讲话，在场的波兰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世界各国都举行了高级别的纪念活动。德国总理科尔参加了在本国和俄罗斯、英国举行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他在莫斯科参加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我向死难者低头，请求宽恕。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过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人。"总统赫尔佐克则率领政府要员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旧址向当年的无辜死难者致哀。他们悼念的是"无辜死难者"，而不是当年德国的"阵亡士兵"。 1998年11月，赫尔佐克总统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大会上讲话说："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 德国正是由于采取了上述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才减少了周边邻国对德国重新统一强大的疑虑，赢得了被侵略国家的信任，德国也因此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在战争赔偿上积极行动。 为保证赔偿而立法 自1949年8月22日联邦德国通过了为纳粹受害者而制定的《人权和私有权法》、《为战争受害者提供帮助法》后，于1956年又制定了《赔偿受纳粹迫害者联邦法》、《为纳粹受害者赔偿联邦补充法》，1957年则制定了《赔偿受害人类别和原则法》。而且每次新法的出台或对上述法律的修正结果都将赔付范围扩大了。为实施这些基本的赔偿法，又制定了几个相应的辅助法，以帮助那些纳粹歧视政策的受害者。1992年5月1日，德国统一两年后，《继联邦德国对纳粹占领区受害人赔偿法》出台。根据新法，那些在前联邦德国时期因故不能得到赔偿的纳粹受害者可以重新提出申请，特别是那些以前居住在民主德国的受害者。该法赔付的范围包括:因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原因遭受纳粹迫害者，并导致健康受损、个人自由被剥夺、经济和专业发展受阻、个人财产受损者。到1997年1月1日，除个别情况外，受理的735076件申请已经根据以上的有关法律得到解决，这些法律还适用于在德国领土之外但以前曾属纳粹占领区内被没收的财产。 1992年5月13日，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根据美国1976年10月18日《公共法94-542号》及《国际追讨处置法案》解决了1900份赔偿申请，美国公民在前民主德国和东柏林被没收的财产皆可追讨。这些协议给那些不适用于赔偿法或自愿选择一次性了断的申请人一次性的补偿。当初联邦政府所签订的国际协议曾将赔付额限定在15亿之下，但目前总额已超过了39亿。当所有赔付申请完成后，德国政府的赔付额恐怕要超过40亿。 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 二战还没结束时，盟国即开始讨论由德国对纳粹受害者赔偿的事宜，授权德国的新政府先没收纳粹政府所掠夺的一切财产。战后，占领当局即着手将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但仅限于财产，当时赔偿还没延伸到从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纳粹迫害的受害人。1947年美国实行的一项军管法规定，这些财产或物归原主，或给予被掠夺者相应补偿。该法成为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一系列赔偿法的指导性原则。1951年，阿登纳总理将刚成立的联邦德国的立场归纳如下："纳粹政权以全体德国人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从此，联邦政府建立了使赔偿制度法律化的机制。到1998年，德国已付出1000亿马克，并预计总额会增加到1240亿马克。 德国与以色列、"犹太人对德国追讨委员会"(JCC)签订协议，制定了最终实施赔偿的法律框架。基于此协议进行的谈判自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进行。协议中的一项条款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国及各犹太组织支付34.5亿马克。对以色列的赔偿可以以物资形式进行，这是因为新生的以色列国需要安排大量的纳粹受害者到以色列定居。支付给JCC的货币部分主要用来安置以色列国之外的犹太人。 自1951年起，德国已向以色列及其他"第三帝国"的受害者支付了1002亿马克(按1998年汇率约合618亿美元)。除此之外，德国公民个人或基金会还向战时的劳工支付了约7500万马克。根据1965年《联邦赔偿法》，德国向第三帝国时期因种族、宗教、出身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而受迫害的个人特别是犹太人支付了总计为784亿马克的赔偿。对那些目前已不在世的二战幸存者，德国根据此法在他们生前共向他们支付了12.5亿马克，其中以色列有10.6万人。德国赔偿的大部分都转到了JCC，由它转发给二战时的劳工和集中营的受害者，以及在纳粹统治下被剥夺了权利和财产的人。在1992年至1998年，联邦德国政府向JCC支付了11亿马克，此外，根据1998年9月29日联邦政府报告，仅1998年上半年，它就一次性向JCC支付了3.78亿马克，用于"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赔偿，每人约得到5000马克。 从1999年到2002年，德国政府又提供了2亿马克，由JCC建立一个新的基金会，用于帮助东欧国家从来没有得到过赔偿的集中营犹太人幸存者。 德国对其他战争受害者的赔偿 1949年建国后，联邦德国政府正视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并承诺要提供物质补偿，而它自己也清楚，这是一笔永远也无法还清的债。德国的支付集中于为那些因遭受迫害而丧失了生命、健康和自由的个人。这笔赔偿金总数估计有1000-2000亿马克之巨。根据1956年的《为受纳粹迫害者赔偿法》，约400万人提出了申请，其中约40%在以色列居住，20%在德国居住，另有40%居住于其他国家。如本人已不在世，则由其继承人或相关组织领取。 德国政府也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双边赔偿协议。比如，曾向奥地利政府赔付1.02亿马克，用于设立两个基金会：一是为补偿纳粹占领时期因政治迫害而导致的受害人的收人丧失，一是用于补偿目前居住于其他国家的此类受害人。剩余的600万马克则用于支付个人的财产损失。 1959年至1964年间，联邦德国政府与11个欧洲国家达成了"全面协议"。目前，这种协议已增加到15个，另与美国还有一个协议。这些协议的结果是由联邦德国政府向这些国家提供20多亿马克，让其政府根据有关法案补偿二战时纳粹政权的受害者。1991年以来，德国又为东欧国家的纳粹受害者支付了约18亿马克的赔偿，并给予曾接受纳粹人体试验的受害者以特别补偿。在1991年与波兰签订的协议中，德国政府坚持要向波兰"德-波和解基金会"支付5亿马克，以对波兰的纳粹政策受害者给予补偿。前苏联的继承国也得到了同样的补偿，在此类协议下，德国向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理解与和解基金会"捐助了约10亿马克。 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在前联邦政府的基础上，继续向因冷战而不能领取赔偿的人发放这笔款项，即它承担了前民主德国没有对纳粹受害者履行的义务。统一后的德国向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供了18亿马克的"复兴基金"，这其中也包括给战时的受害者如被强迫的劳工每人1000马克的赔偿。施罗德总理与克林顿联合倡导了一个称为"牢记、责任与未来"的公共基金会，由德国政府及德国企业捐赠了100亿马克。它主要向战时被德国奴役的劳工发放赔偿，其中也包括战时德国企业的过失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3年，前苏联和波兰都表示过不再向德国追索赔偿。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会断然中止赔偿。德国财政部专家估计，在未来数年内，德国还得为"第三帝国"赔偿144亿美元。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政府还给予集中营做人体试验的囚犯及具有犹太背景而在国际法下没有得到正常的人道待遇的英军巴勒斯坦战俘一次性赔偿。另外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给予那些因具有犹太血统但已不再信仰犹太教而遭受迫害的人提供帮助。 因作品导向与纳粹信条不符而受迫害的艺术家和学者，以及那些因与纳粹受害者沾亲带故而受迫害者也在赔偿范围内。 德国公司积极参与赔偿活动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一些知名大公司也都曾不光彩地使用过纳粹军队抓来的所谓"强迫劳工"，从这些人几乎无偿的劳动中敲骨吸髓，积累财富。战后，为了偿还纳粹所犯罪行的历史旧帐，除了政府赔偿以外，一些在纳粹统治时期曾残酷压榨集中营囚犯，强迫他们做苦役的大公司也曾以赔偿的形式来洗刷自己的罪恶。1951年IC公司赔偿250万马克；1988年奔驰公司对战时在该公司被迫服劳役的犹太人支付2000万马克；1991年大众公司向犹太人民间索赔团支付1200万马克。大众公司还将强迫犹太人服劳役的史实载入公司史册。公司大门口树有纪念碑，碑文上写道："怀念政治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怀念战时俘虏，怀念来自欧洲各国的强制集中营受害者，怀念在VW工厂因军需和战争而备受虐待的几千强制劳役者。"该公司每年都送新职员到集中营遗址祭扫，学习历史。 但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战略格局，使得许多符合赔偿条件的东欧非犹太人无法得到赔偿金。而一些得到赔偿金的人，也认为赔偿数额与他们所受的迫害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要求追加赔偿。尽管前苏联和波兰在有关条约中都声明过放弃向德国提出赔偿的要求，但这不能限制强迫劳工的个人赔偿要求。冷战结束后，他们的要求一并被列入索赔清单。 美国的一些司法机构受理了"纳粹劳工"幸存者或他们的后代联名提起的公诉，要求德国企业进行赔偿。1999年初，代表"纳粹劳工"的美国律师团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美国律师提出德国企业界至少应该赔偿50-75亿美元，而德国企业界只答应最多赔付40亿美元。对此，德国犹太人协会的代表气愤地说，德国企业界提出的赔偿金额简直"小气得可笑"，德国新闻媒介的大部分评论也指出，德国面对的"纳粹劳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德国企业界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道义和历史责任。在美国律师团将诉诸法律、赔偿数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威胁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1999年2月，德国方面终于作出巨大让步，包括大众、奔驰在内的65家德国大公司提出了为"纳粹劳工"设立巨额赔偿基金的建议。德国政府和企业界的代表开始与有关各方的代表展开谈判，磋商设定赔偿标准以及分配方案等事项。谈判是相当艰苦的。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德美双方于1999年底最终达成一致：德国方面同意将赔偿金额由过去所坚持的40亿美元提高到50亿美元。这笔资金由德国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德国财政部长艾歇尔甚至表示将考虑变卖国家资产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作为回报，美国方面则表示，这笔赔偿将是一次性的，赔偿落实后，美国法院将不再受理"纳粹劳工"幸存者或他们的后代提出的其他赔偿要求。1999年12月17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一个国家是如何承担起它的责任的。"一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德国的历史"可能是我们无法治愈的伤疤，但我们也许能略微减轻它所带来的痛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赔偿金的分配方案专门划出3.5亿美元用于成立教育下一代的"未来基金"，赞助对纳粹实施"奴役劳工"和"强迫劳工"政策的历史研究，并加强在大中小学里的教育，以提高青少年对大屠杀等纳粹暴行的认识。即使其动机包含一定的商业目的，但从道义与长远经济收益上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美国犹太大会主席以色列·辛格说："这些公司愿从道义和物质上给予赔偿的态度是令人鼓舞的。" 德国人建立赔偿基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今德国人中不断加深的为其父辈所犯罪行的内疚感。多数德国人不齿纳粹当年的暴行，创建这项基金的意图就是为了承担一种历史的责任，同时使自己从二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德国政府及其企业界领导人是否真从道义角度提供了这些捐款并不重要，但建立这项基金本身无可非议，而且为其他有同样问题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在国际社会中的"为国之道"。 ※※※※※※ 十年一觉梦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