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的这两年多来，我最不情愿的就是去过那些大大小小的节日了。因为，平日里忙忙碌碌地工作，还不觉得什么，可每逢节假日，自己都会多于平常几倍的思念着母亲。

     记得从我记事到16岁离开父母的那些年里，无论是大年还是小节，母亲都最为忙碌。就说这端午节吧，父母们习惯了民间的叫法，都叫它为“五月节”。节日未到，母亲就会催促父亲早早地去准备制作粽子的东西。

      那时候，所有的粮食都是定量配给的，平时粮店里根本就见不到糯米（俗称：江米）的身影，只有临近端午节了，才会有些糯米供居民凭证购买，等过了端午节甚至是过节的当天，糯米就又消声灭迹了。为了买到质量好一点儿的糯米，父亲就左一趟右一趟地跑粮店，看准了哪批好就赶紧买回来备有。母亲呢，总会对父亲买回来的糯米做一番优缺点的点评。

      那时候，国家是计划经济，杜绝自由市场。虽说买糯米难点儿，但总是定量供应，还算有着落，而买包粽子用的粽叶和捆粽子用的马莲，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记得，这些东西都是在较大一点的日杂用品商店出售，往往来一点儿就一抢而光。所以，父亲总是不辞辛苦地光顾那些市内的日杂店，一碰到就赶紧买回来备用。甚至有一年，母亲怕粽叶不好买，就把用后的粽叶一片一片地洗净晒干和剩余的放在一起，精心地保存起来，想留着第二年再用。

      母亲包的粽子，棱是棱、角是角，用马莲捆的紧紧的，非常好看。糯米是头一天就淘洗干净并泡好的，干的粽叶和马莲也是事先洗净泡软的。母亲在粽子里包上红枣或蜜枣，有的粽子里面还有葡萄干或煮熟的红小豆，有的粽子则是糯米和大黄米两掺的。记得我稍大点儿的时候，就帮着母亲摆粽子或看表记着煮粽子的时间。偶尔也跟母亲学着包上一两个，却始终包不紧，更谈不上好看了。

      粽子快煮熟的时候，满屋飘香，粽叶的清香和糯米的稻谷香交织在一起，沁人肺腑，闻一闻就会食欲大增，恨不得马上吃到嘴里。不会忘记，每当母亲看到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蘸着白糖品尝粽子的时候，都高兴极了。她会评论这一锅煮的是不是有点儿火轻了，说下一锅还要多煮几分钟，说加了大黄米的不如光是江米的粘等等。说到高兴处，母亲还会滔滔不绝地讲起在她年轻时，大户人家过端午节的各种习俗，讲起许多高兴的或心酸的往事。临了，总忘不了加上一句：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是新社会，一些风俗都改多了。

      父亲再上心、再辛苦，在那个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也有买粽叶“失误”的时候。

      忘记了是哪一年，到了端午节，实在买不到粽叶了，母亲便会用准备好的糯米、大枣，有时候是蜜枣，还有青红丝、葡萄干等给全家人做上一顿好吃的“八宝饭”。虽然没有粽子，也照样欢欢喜喜地过了端午节。

      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端午节前，母亲总是要用一些彩色的布角拼缝成一个个漂亮的小香包，里面塞满了香草。端午节的早上，母亲会把小香包挂在我、妹妹和弟弟的身上，说是能祛除瘟疫。后来，我大了，上小学了，怕同学们笑话，一个男孩儿还戴香包？于是，没进校门，我就会悄悄地摘下来揣在兜里，晚上放学回家了再挂在身上。其实，母亲的这个习俗并没有坚持几年，就被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浪潮当作污泥浊水而荡涤掉了。

      而今已年过半百的我，依风俗也吃着粽子，却不是母亲包的了。早晨，走在上班的路上，街边的小贩高声叫卖着五颜六色的香包和彩纸葫芦，一些大人们在为自己的孩子争相选购，为他们祈福；一些孩子们则嬉笑、追逐和打闹着。我沉思了！虽然永远也戴不着母亲做的香包了，但这些往事我却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