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富才总经理引咎辞职看我国“问责制”的内涵

文/秋过留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北京市密云县 “2·5”特大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调查情况的汇报，事故调查组建议对三起事故涉及的68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55人。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在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发生后，多次表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并提出引咎辞职。会议经过讨论，鉴于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人员伤亡和损失惨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为了严肃法纪、政纪，教育干部，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同意接受马富才辞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求，决定给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分管质量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任传俊记大过处分，此项决定，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作了报道并在全国及石油系统引起震动！作为石油战线的一个分子，很想对这件事情多说几句：一是释怀，二是深思。

可以肯定的说，马富才的引咎辞职是我国自去年“非典”疫情出现后，国家开始实施责任“问责制”后有良知的高官自身魅力的首次展现；是几十年与风沙为伴，与大漠荒凉形影相随的“石油人”锤炼的无怨无悔、甘于奉献、勇敢果毅、忠心耿耿的精神再一次在祖国的蓝天下追云赶风般的张扬！

（一）了解马富才奋斗的过去和现在

从职务的定位上看，马富才属于正省部级干部，并且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特大型骨干企业第一负责人。

从个人工作履历上看，他60年代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逾30年的经验。1990年2月至1996年12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下属的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常务副局长、局长；1996年11月至1996年12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助理；1996年12月至1998年4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1997年6月至1998年11月兼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1998年11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1999年11月起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他工作的经历上反映着他曾经是石油战线上的佼佼者，是从石油一线摸爬滚打几十年，战严寒斗酷暑，足迹遍布沙漠荒原，大江南北而成长起来并深爱着祖国石油事业的优秀干部。

从工作业绩上看，近几年来，他带领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在重组改制、规范上市、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西气东输（从新疆油田、陕西长庆油田向北京与华东地区供天然气）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做优做强”主营业务，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油气资源，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集团公司的规模实力和经济效益在全国大型国有企业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马富才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团结和带领公司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他最终引咎辞职了，并在他尚可以为国家的石油工业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的时候，在我国石油工业形势面临艰难考验和国际石油大幅度涨价的时候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岗位。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感到由衷的扼腕痛心。这种感受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受也是任何一位“石油人”在不想看到的事实发生后一种心灵的本能的反应，而绝对不是作为平常意义上的“兔死狐悲”。他以自己的引咎辞职将“12·23”井喷特大事故的善后处理圆满地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作为管理着100多万石油大军的他不是直接的责任人，或者说有可能连事故井队事先都不可能知道，但他还是自愿地引咎辞职了。对于像他这样一位在石油特大型企业首次进行从上到下对几十年国营体制下存在的机制与机构进行改革，利益牵扯到三百多万职工家属的庞大队伍，并顺利实现创业性改革平稳过渡和取得改革圆满成功的企业家来说，确实是他一生中难以接受的现实！但他还是因于负有的领导责任和对国家极度负责的态度，为了贯彻“两会”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国家政策，对党和人民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这种交代反映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反映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可以正视失误的勇气！

（二）马富才引咎辞职的反应和社会意义

毫无疑问，马富才辞职后至少在石油系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他是石油战线三百多万职工家属的“当家人”，是他们所熟知的尊敬的领导。在细细品味这样一段来自石油与天然气集团公司的话：“我们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能够振奋精神，改进工作，加强管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方向奋力开拓，为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言之殷殷，其情可见。

毫无疑问，马富才的辞职在全国高层人物的圈子里（或称之为阶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他是正省部级干部，是一路对国家经济建设起到过重大贡献的“诸侯”。他的贡献，我已经在前面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虽然是“管中窥豹”，但也可见一斑；他的贡献，不亚于其他优秀的省部级干部。再说，对于省部级干部“自动引咎辞职”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例，因为作为间接责任人至少主观的因素所占的比例是绝对的。这种现象，是一种对于高官的“能动性警示”，我这样定义，虽然不够确切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能动性警示”弥补了法律的空白，冲击了“官本位”和历史上延留下来“官官相护”的惯有思维，撕开了政府公务人员对于高官在有直接责任时处理不力和间接责任时遮遮掩掩的神秘面纱，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锐意改革自动搬开了有意或无意中设置的“路障”。这种我称之为的“能动性警示”，怎么能不对高官是一个震动呢？！

这里引用这样一段资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15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引咎辞职是责任人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一种举动，能够有效填补承担法律责任与不负责任之间的空白，有利于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非典”危机中启动的官员“问责制”对政府扭转被动局面、恢复公信力功不可没，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但是，有所不同的是——马富才辞职凸显责任追究的力度。因为，他是自己站出来引咎辞职的！

马富才的辞职是主动的，是高官中当事人对于国家“问责制”的主观贯彻。

我不反对这两天媒体的“共识”——诚如大家一致认为的那样，引咎辞职不是一种冲动，因为辞职者必须面对不可推脱的责任。一起责任事故发生了，出现多人伤亡，总要有人负责。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引咎辞职的内容是不同的，承担责任的主体也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石油企业有一条从集团公司到工作小队乃至岗位员工的、中间环节较长的管理“工作链”，这条“工作链”，打个不确切但较为形象的比方：它就像各级政府从中央到乡镇的管理环节类似。既然如此，以“执果索因”的观点来看，马总似乎不应该负承担这起事故的责任，至少不应该如此重的去承担这起事故的责任。个中缘由，这里不便展开分析，大家可以联系国家法律和国家政策在阶段历史的制定及落实方面展开合理的推理。因此，马总的主动辞职，足以显示其政治觉悟之高和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的强烈；足以辨识出他能够正视现实、正确对待自己的职权、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足以体现对新一任国家领导人争取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所具体化了的支持，更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写到此处，我记起了一位古人说过的话：“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

马富才的主动辞职是可以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执政形象。

作为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或企业高层领导，在受害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来说，你是主动承担责任还是被动承担责任，有没有人主动承担责任并为此付出代价，其所起的作用很不一样。领导干部就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就是要勇于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承诺，也是人民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一个干部勇于主动承担责任，人民群众就会对其他领导干部更有信心，人民就会对政府的公正充满信心，人民就会主动的去为政府的大计方针自觉的去落实——譬如在东北某个地方曾经闹得纷纷扬扬的、抵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工作而引发的不良影响……等等。

马富才的主动辞职，从为官从政这一角度讲，就是作为“一任大员”对党和人民群众的负责，就是主动为党的“肃法”、“立信”政策在上层领导中突破性顺利开展的分忧解难。他的主动辞职，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愿马总的主动辞职，为等待法律制裁和被动辞职者敲响一次良心的警钟！

任何高潮都有过去的时候，我们国家实现“以人为本”的战略构想必须要经过很长的阶段、很多次的阵痛才可以取得成功。我所渴望的是，在这一过程的落实中，但愿这次马总的主动辞职，能够为国家“以人为本”起到一个长效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不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昙花一现”。而推动国家“问责制”全方位展开和落实的进程，同样面临着艰难的历程。

同时，我也渴望：面对芸芸众生的生命安危，和对于生活渴望幸福的人民群众，任何一位“地方大员”或“企业决策者”，能够为“先导者”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类的良知对于大家都是公平的，甚至幸福也是这样！

露吞日月话晓昏 燕剪杨柳笑秋冬 梅盏冰雪斟世界 烛点星辰纹经纶 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