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85%”也谈“一号文件”的及时性和必要性

文/秋过留痕             

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有这样两条消息使我很感兴趣—— 一是全国政协常务、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谈到：“开处方提成、动辄对患者全面体检，药价高、收红包等成了医疗行业的四大不治之症。我国的药品有85%是通过医院销售的，其黑洞之大可想而知”；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谈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村人口只占医疗资源的15%不到，我们对农民亏欠太多。要让农民兄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从两位代表的发言比照的来看，其中有着一个非常通达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占中国人口主体地位的农民穷，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关注不够，人文的关怀较少，人权的尊重程度不高！ 

中国是个农业的大国，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从战略的角度看，要使中华民族实现多年奋斗的那种目标——使我们的民族（指多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可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我们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实现其他的战略目标时少一个包袱，轻装上阵。就如一个家，对父母而言，如果你的13个孩子中，将4个孩子一味偏袒使之肥得流油，对9个孩子一味歧视使之赤贫的身无分文或收入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那做父母的能说他们的家很富有、很团结吗？可以肯定地说，不论从精神还是物质上来讲，均衡带来的凝聚力也得遵守“相近相容原理”，只有物质、精神上的相近和相容，才可以使得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张弛有道的合力，才可以缩短和发达的经济强国之间的差距，才可以更快地推动我们文明发展的进程！ 

而中央“一号文件”在全人类跨入21世纪快速发展阶段的时候，及时出台并迅速因地制宜地在各个地区实施，充分展示着新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战略构想。我说这话，不是高唱赞歌，而是由衷的心声——因为，我生活于大西北这一块贫穷的土地上，生活在工业经济严重滞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对于“一号文件”的理解可能相对来讲更容易读懂其中蕴含的意义。因而，“一号文件”的出台，对于民族振兴，强国富民来说是非常及时、十分必要的。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和基本目标，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２月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时隔１８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以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文件的发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按照文件的政策，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直接为农民减负48亿元；直接贴补农民的资金规模不低于100亿元；总计达200多亿元。同时，今年中央用于“支农”的专项资金将比去年增加大约300亿元，达到创纪录的1500亿元以上。如果包含一些管理人员征收农民繁杂税种的间接费用，农民的实际减负量可能就会大大降低！“含金量 ”和“实招”较多从以上指标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我们曾经一度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中央连续出台了５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曾经如火山般喷涌而出，农业生产曾经迅猛增长。但是，随着工业经济和城市、交通、矿业等建设与开发工作的逐年升温，“三农”问题的解决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或在落实的程度上呈逐年降温的态势。究其原因，不是中央政策的偏差，而是地方政府的一种追求表面繁荣而不注重实质发展的内因所致。

从长远的意义上讲，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不仅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在改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求发展，不仅做好农村内部调整的文章，而且要做好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文章。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是否有利于改变农村面貌和保持农村稳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都是广大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在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部分，确定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部分，确定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在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部分，确定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今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在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部分，确定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等。

从以上内容上看，解决“三农”问题还存在一个农民观念的重新扭转问题。这两年来，在大中城市的十字路口或指定的劳务市场，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农民兄弟在焦急的等待着打工的机会。这是因为，现实使他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种粮不如进城打工赚钱”。在“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今天，如何使农民很好的扭转这种思想，关键的问题在于狠抓落实的工作，而不是流于形式和口号的呐喊。只有落实抓好了，这几年闲置的土地才有可能重新焕发勃勃的生机，不至于让土地流转于似种非种的尴尬境况！

“仓廪足而知礼节”，“民富足而国必兴”。对于一个农业大国的振兴，不是一味地追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等等的GDP来的更为重要。所以说， 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则是如何解决占人口总量85%以上的农民的稳定、人权、尊重和如何富起来安心家园的问题。也许，对于“三农”政策性上的予以重视，至少比我们势头正热的追求GDP指标、或全力冲刺太空领域的意义显得更大！

但愿“一号文件”这场及时雨润湿的一片沃野，而不是降落在沙漠上——我们期待并准备见证！

露吞日月话晓昏 燕剪杨柳笑秋冬 梅盏冰雪斟世界 烛点星辰纹经纶 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