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墟二期发掘显现"禹会诸侯"迹象

    "我做梦都相信，禹墟是大禹召开会议的地方！"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课题之一、禹墟遗址考古项目二期发掘进入尾声时，承担禹墟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吉怀感慨万端地如是说。

    禹墟与涂山有着独特的渊源关系。众多史籍记载"禹所娶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夏之兴也，以涂山"，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这样的结论："前人释涂山地望，众说纷纭，惟此今怀远县东南淮水南岸一说，合于汉晋之旧，宜以为正。"中国先秦学会负责人、当代历史考古学家李学勤经过多方考证，也认定蚌埠境内的涂山就是禹会诸侯的涂山。如今，还原大禹治水时代的史实有了重要的参照系，那就是国家"九五"期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确定历史上夏朝立国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由此可以推断创建夏王朝第一代君王夏启之父大禹的活动时期也应当在这个年代以前。颇令考古界兴奋是，禹墟在2007年5月进行一期考古发掘中收集到的标本经炭14年代测定技术测定，禹墟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至4100年。从史籍记载，到地望确定，直至年代的测定，这个史前文明考证中普遍采用的三要素在禹墟遗址均可找到答案。

    如果有发掘实物佐证亦或是有迹象表明，禹墟遗址与"禹会诸侯"相吻合，那么大禹是否实有其人、大禹治水是否真有其事，则是太值得人们期待了。

    禹墟第一次发掘成果得到了考古界专家认可后，考古工作者自2008年4月起又对禹墟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范围的发掘，这一次发掘除了把去年揭露的面积重新揭露，进而揭露出夯土台北部的大部外，还在淮河临河的河堤西边揭露遗址的文化层，两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2000多平方米。随着考古发掘的一步步推进，向来作风严谨的王吉怀越来越相信自己正在走近大禹时代。特别是随着在一期发掘就已显现祭祀遗迹的夯土台大部揭露后，"其特殊的背景、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形态、特殊的构造、特殊的年代，可能是揭秘大禹会诸侯历史真相的一把钥匙。"

    "禹会诸侯"是大禹治水时代一次大规模聚会，史籍中曾以"执玉帛者万国"来描绘其盛况。"万国"者，形容参加会议的部落首领之多，"执玉帛"者，意为部落首领觐见君王时所持礼物之贵重。由此可见，"禹会诸侯"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倘若禹墟果真是大禹接受部落首领朝拜地，则大规模的集会必然留有那个时代，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迹象。

    体现淮河流域龙山文化典型特征的禹墟遗址究竟有多大？在禹墟前期勘察及2007年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中，已经探明地处涂山南面的禹会村一带有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如此大范围的遗址原本就是淮河流域迄今所未曾发现的，而二期发掘时又在禹墟50万平方米遗址东侧，也就是在禹墟外围又发现了大量文化层的存在，这一发现意味着原先估测的遗址面积将被改写，说明这里在古代极有可能是一座大城池或者是人类聚落地。我们不能不这样猜想：惟有如此庞大的聚落地或者是古代城池，才可堪当"万国"朝拜之所，才能承担起接待"禹会诸侯"的大任。

    当然，单纯地来看遗址面积和龙山文化层分布情况，或许不足以证明"禹会"的史实，但首次发掘时在夯土层发现的红烧土层为这里似乎是祭祀场所的推断提供了依据，而二期考古发掘1000多平方米的三个区域所呈现的遗迹现象，以及文化层中发现的陶器、三腿鬼脸鼎、玉璧和磨制箭头等器件，则把这种猜想又推进了一步。特别是二期沿禹墟遗址保护碑下向南发掘的一、二号区域，是在2007年首次发掘夯土层左半部的基础上再对夯土台北部进行的大范围揭露。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片白色夯土层，其人工堆筑现象十分明显，从已揭露的夯土层遗迹来判断，面积肯定要超过原先预想的1500平方米，至少在2000平方米以上。而裸露其中的南北97米长，北部23米宽、南部11米宽的"甲"字形夯土台基旁发现的红烧土堆积，显然是古代烧火祭祀的场所。在"甲"字形夯土台的中轴线上还发掘出方字台阶，可能就是祭祀活动时摆放重要祭器的地方，而"甲"字形夯土台中心区域呈现的中间高、四周低貌似阶梯状的构造格局，以及用浅沟槽分割成不同区域的迹象，似乎也能看出是对参加祭祀的各方部落首领按地位等级有意为之。在这么大面积的夯土遗迹上进行祭祀活动，其规模是可想而知的，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若非"禹会诸侯"而迎"执玉帛者万国"首领这等盛事，龙山文化时期还有何等要事需建如此大的祭祀活动场所？

    最能证明禹墟遗址上在4000多年前曾举行过大型祭祀活动迹象的，还有在禹墟夯土层及周边文化层出土那些非同一般且代表特定意义的陶器等。不论是有着20多种样式的鬼脸式鼎，还是出现比中原地区至少要早1000多年的假腹簋，甚至是禹墟二期考古中在文化层发掘到的一尊精美的陶鬶，都是与生活关系不大的祭祀用品。三腿鬼脸鼎在龙山文化时期多被当作避邪之物，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宗教意图；假腹簋杯浅壁薄，根本就不能盛装东西，决非正式的生活用品；陶鬹更是吸水性强器壁极薄的祭祀器皿，多为地位高贵的上等人用来作为祭祀的用品。这些陶器由于烧制简单粗糙，加之壁体单薄，有的仅比蛋壳稍厚些，受到磕碰极易破碎而且难以修复，大多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完全是糊弄鬼的祭祀器皿，往往在祭祀结束就弃之不用，就如同今天用纸扎的车马家电做陪葬品一样，只能看作是糊弄鬼的做法，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禹墟遗址出土大量烧制粗糙，胎质不纯，薄如蛋壳且无法在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其底部往往都有明显火烧烟熏的燎痕，说明这些器皿就是为大型短期祭祀活动而烧制的用品。这种迹象从另一种角度证明，在4000多年前的禹墟遗址上的确曾经举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

    禹墟二期考古发掘所呈现的迹象，让我们越来越相信大禹不再是神话中的人物，"禹会诸侯"的影像越来越清晰。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还没有与大禹相关的直接遗物出土，但一、二期发掘出的大型祭祀台从规模和程度来看应该说与大禹会诸侯的史实越来越靠近，进一步挖掘和进一步论证的结果值得期待。

    禹墟遗址考古发掘是列入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课题的重大项目，遗址面积大，需要研究论证的课题多，因此禹墟遗址的发掘将是一项跨年度的长期的的工作，其中完成第一阶段的发掘研究工作就需要三至五年时间。曾经主持发掘"中国原始第一村"--安徽省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考古工作的王吉怀研究员对禹墟遗址发掘同样寄予厚望，他相信未来的进一步发掘和进一步论证，一定会还禹会村历史的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