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生活痛感的文字——访打工诗人郑小琼

　　　　　　　　　　作者：金莹

拨通郑小琼的电话，耳边传来的声音竟让我产生刹那的怀疑。电话那端的声音那么欢快，跳跃式的，句末还带有孩子般惊叹似的"呀"的口气。这个她，与我想要采访的郑小琼，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个"郑小琼"，27岁就已独自在外打工7年，她的打工诗歌里充满激烈的情绪和生活的疼痛感。近日，她以《铁·塑料厂》一文，获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以诗歌作品获东莞市首届"荷花文学奖"。在领奖台上，一席关于"断指"的获奖感言，感动所有评委，赢得最热烈的掌声。

　　然而，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郑小琼。采访是在QQ上完成的。谈及多年来繁重工作之余坚持下来的诗歌创作，郑小琼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语，是"习惯了"，并时不时发过来一个吐舌头的笑脸。

　　回不去的故乡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之前，郑小琼在诗歌界已小有名气。她获得过"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2005年还参加被称为是"诗歌界的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

　　郑小琼写的第一首诗叫做《荷》。2001年她从卫校毕业后，就离开故乡来到广东东莞打工。初到东莞的她很失意，拿到的第一笔工资只有284元。这与家里为供她上学欠下的近万元债务相比，完全是杯水车薪。她觉得自己"内心里憋了很多东西"，就开始诗歌创作。在《荷》中，她写道，"每天/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乡愁的中央/居然是/站立的荷/飘出淡淡的清香"。

　　之后，郑小琼不断用诗歌写下一首首纸上的"故乡"。这个"故乡"，是《东山村》或者最初的几首《黄斛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顽固地认为那些纸上的诗歌就是我的故乡。"郑小琼说。但其实，那个位于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的内陆村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那儿的村子没有名字，就叫一村，二村。我们叫十二村。"

　　"风吹走了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2006年，郑小琼辞掉做了五年的五金厂的工作，返回故乡。但这一次回乡之旅，只让她发现了一个已经被工业和化肥污染了的、道德和精神正在堕落的村庄。村里只剩下一些五六十岁的人种地，带着十多岁以下的孩童，像她这样的青壮年都漂泊在外地打工。故乡的改变让她心中充满了凄凉，她不断地询问自己，并写下诗句："把欲望，道德，内脏都涂上胆汁/这苦，只有一个保持老式传统的神像才阅读"。

　　故乡已经回不去，郑小琼又回到东莞，毕竟这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依然迷惘，"我们这种打工者，一个月一千块钱，在城市扎根是不可能的。再过几年就会老了，结婚生子，把儿子带大一点，然后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出来，这基本是我们这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她将自己称为"很迷茫，可能也是不知所措"的一代，只能像浮萍一样在城市里流来流去。

　　写作让她丢过两次工作

　　与郑小琼的对话，最终还是在网上进行。她说，因为接受采访、参加颁奖等原因，写作已经让她丢过两次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再请假，"不是很麻烦，但是找来找去，一年下来很累"。

　　但郑小琼一直都没有丢下写作，"下班后写东西，写了五六年了"。她一开始倚在八人宿舍的床头写，宿舍没地方就去食堂，诗歌也大多写在工厂的合格纸或报表背面。如今她住进四人宿舍，开始在电脑里写，但一天还是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此次的获奖文章是她"打工手记"里的两篇。《铁》是她利用放假的一天写成的，《塑料厂》则是她花了三四天时间，在上班时偷偷地写的。"打工手记"这个系列，她每天都会抽时间写一点，"习惯了，就坚持下来了"。

　　"可能是我在一个家具厂做过，一天十六个小时，所以觉得现在不苦了。""都已经习惯了。"

　　写内心想说的，无论是不是"文学"

　　即使到现在，郑小琼还是没有想过要用写作去换一个舒适一点的工作。她说，自己只是想写内心想说的那部分，这和"是不是纯文学或者是不是文学都没有关系"。两三年前，就有朋友想把她介绍去做杂志，但她都拒绝了。即使在获得人民文学奖后，她依旧表现得十分平静："我会一直按着自己的计划写下去，可能不会有多少改变。因为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写，我跟我工厂的工友们一样，还会呆在工厂。"

　　她一直觉得愧对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能换工作而没有换时，我会更觉得愧对他们。"但如果告诉父母自己在创作诗歌，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挣不挣钱？她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次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奖金，她要寄一部分给父母，但她依然无法告诉他们，这是一笔如何得来的钱。

　　"文字的力量太弱了"

　　在接受人民文学奖时，郑小琼的获奖感言数次被掌声打断。她说，"在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说到断指，是因为她的拇指被机器轧过，还把拇指盖轧掉了。此后她就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机器轧得重一些，她的拇指或许也就断了。怀着这样的恐惧，她开始写"打工手记"这些散文。郑小琼说，当她得知自己获奖有一万块奖金时，她想到很多，这一万块是东莞很多女工差不多一年的工资。她们在从事工作时，不小心就会有断指的疼痛。她写《铁》的时候调查过，在珠三角，每年的断指就有4万根。

　　除了诗歌，散文，郑小琼还帮很多工友们写过劳资纠纷的东西，但"文字力量太弱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想想我以前呆过的五金厂，有那么多断指出现，而我却面对现实无能为力。"她跟打工诗人许强说过，她愿意学他，学习《劳动法》，就能帮工友们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他在这方面很精通"。一说起这些情况，她就觉得对工友们有一种愧疚感。

　　或许就是因为这份愧疚感，郑小琼无法离开工厂。在七年的漂泊生涯里，她呆过塑料厂，家具厂，流水线的电子厂，五金厂，现在是一家五金厂的业务员。"因为想写另外一些厂，想在这两年再进一些工厂。"

　　她说，"有些东西，保持身体的在场感，总比想像更实在一点，痛疼也更深一点。"她觉得自己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这种在场感，会让我对一些事情充满敏锐感。如果离开了，这种敏锐的触角就会消失。"

　　实习记者金莹

　　获奖感言

　　"文字在现实面前如此脆弱，但我仍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

　　郑小琼

　　因为一桩交通事故，我知道了衡南县河口镇贫穷的河口村，这个只有1300多人的村庄，这个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在广东打工的打工村庄，1996年至2006年十年时间里，这个村庄有九个人在广东打工非正常死亡了。我不知道在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打工村庄，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外出打工者非正常的死亡异乡。文字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永远是那样脆弱。当我的手指曾经让机器压掉了指甲盖时，我内心充满了对机器与打工的恐惧，这种恐惧从肉体延伸到精神。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我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在南方打工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在现实中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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