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得存疑的问题~~~'

你的'历史癖'精神可佳!

凡事都有你这样的钻研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可想而知老师因此“历史癖”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才能收获如此成果，梦儿惟有赞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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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菜九段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 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遣，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它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鄫；[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与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閟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征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除僖十六年毫无斩获外，鲁未有与淮夷作战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閟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2][3][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参见《春秋》经传庄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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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苏秦相六国辨
菜九段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繋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一、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二、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二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恐不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三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30]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31]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2]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33]。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四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4]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5]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厘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附注
[1]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2][3][4][6][10]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5][18][19][20][21][22][23][24][25][27][29]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7][28]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 [31]《战国策·赵二》
[32]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强时
[33]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4]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5]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5期)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菜九段

秦楚之际，楚怀王心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骤然发达与迅即陨落，都与历史的演进丝丝入扣。其曾经尊崇无比的外在地位，与其毫无实力支撑的虚弱本质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得楚怀王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两千年的历史叙述中受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冷淡。在时下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他甚至被演绎成一个白痴，用以衬托项羽的不凡业绩。然而一旦深究历史，就会发现，没有楚怀王心的努力，反秦大业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在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与他受到的冷遇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怀王心本身的历史地位此前肯定是被低估了。那么，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有必要梳理其与历史的相关节处。现根据《史记》相关记载，略论如下。
一、 时局的需要，楚怀王心
被动地登上历史舞台 由陈胜点燃的席卷全国的反秦烽火，本来与楚怀王心无涉。陈胜失败后，项梁继起，成了旧楚之地的反秦中坚。尽管项梁在楚地军事上占压倒优势，但政治上还不能名正言顺地让各路武装听从号令。陈胜死后，广陵人秦嘉拥戴景驹为楚王一事，即可为证。项梁扑灭秦嘉部后，正名问题仍悬而未决。在确认陈胜已死的情况下，项梁召部将会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议大计，范增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不论此话时否有失偏颇，但可以肯定，其代表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心理共识。也正是这种共识，使得楚地的反抗不可遏止。而此前局面之乱，也是由于陈胜死后楚地反秦武装各自为战，缺少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所致。以项梁实力之雄，亦自忖不能不从民望。所以范增此计一出，便即被采纳。于是，楚怀王心便被项梁派人找到并拥戴为楚怀王。当时，他只是一个沦落民间的牧羊人，无倚无傍。项梁扶持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号令楚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项梁对楚怀王心的安置上看出端倪。
项梁让楚怀王心在盱台（今江苏盱眙）建都，另封三县给陈婴，令其为楚上柱国，相当于宰相之职，佐怀王。陈婴初起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时拥众二万，项梁渡江之后，陈婴就归附了项梁。项梁八千子弟击秦，得陈婴归附而实力大增。封陈婴为上柱国，算是对其归附的酬谢。而将其留在盱台，即有不让他再干预军队的意思。盱台为项梁渡淮前的势力范围，怀王定都于此，就无法与前线将领有所沟通，可以看作为落入项梁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项梁自号为武信君，而这个称号，根本不需怀王任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项梁立怀王之举，纯属一种政治投资。但由于怀王之立，项梁的事业才算名正言顺与陈胜事业有了继承关系。楚怀王心从一个不名一文的牧羊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楚王，此前什么功劳也没有。称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与时局悬隔，无所事事。但项梁立怀王的政治投资，很快就从战场上收到效益了。怀王定都盱台之后，楚地没有了政治纠纷，内閧现象销声匿迹，以项梁为首的楚地武装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对秦作战。楚军在东阿、濮阳一带接连重创秦将章邯，又在雍丘斩秦将李由，取得了一连串的大胜。而在这之前，以项梁为首的武装还从未取得对秦将章邯的作战胜利。从此，楚地成了对秦作战并大大消耗秦军主力的主战场。怀王虽未预其事，但这一连串的胜绩，都是确立了怀王名号的后果。也可以说，楚怀王心对这一阶段的反秦事业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
二、 时局转换，怀王心主动承担历史重任
楚怀王心对历史真正产生影响是项梁死后的事情，时间是秦二世二年九月，距其称王仅三月。因连续胜秦，项梁产生了轻敌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将章邯击败身死。形势急转直下，大有陈胜失败后的景象。司马迁的记录很耐人寻味：“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2]项梁虽死，怀王尚在。以章邯之奸猾，怎么会作出这种推断，又怎么会放弃趁虚擒获楚王，一举平息楚地的大好良机。答案也许是，章邯清楚项梁立怀王的动机及怀王的真实处境。实力人物项梁一死，对秦廷而言，即为巨魁已歼。[3]怀王作为一种摆设，将旋即退出历史舞台，群龙无首的楚地反秦武装或许立刻就要为名位诸事大起内閧而无暇攻秦。应该说，这种推断不算离谱。当时除了新立国之间有纷争，各国之内也有争执。早先的项梁击秦嘉之战，就是这种性质。如果怀王不挺身而出，章邯的如意算盘或许就能如愿以偿。
楚怀王心原本只是项梁反秦借用的一个幌子，一个傀儡。项梁不仅操纵怀王，而且也是楚地的主心骨。项梁败亡，楚军主力受剧创，楚地震恐当无可置疑。失去操纵的怀王就此隐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他来说，回到原先一文不名的状态，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怀王在其位而谋其政。他立即移都彭城，走到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并导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
项梁当初立怀王的这一着闲棋，至此方显示出极大的威力。《史记》刘、项二本纪在提到怀王徙都一事时的措辞统一为“怀王恐”，但其从远离战线的盱台，前往贴近战线的彭城，实在看不出与“恐”有何关联。班固看出这是个问题，于是他在《高帝纪》中的措辞为“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经此一改，楚怀王心迁都彭城一事，就由主动变为被动。应该说，班固的叙述只是顺延《史记》二本纪，而曲为弥合，但不是事实。怀王之徙彭城，完全是自主行为，有《史记》本纪、《月表》及《黥布列传》为证。若其为他人所令而迁都，则又如何能并吕臣、项羽军自将。大概司马迁也感觉到这个事实与“恐”实在拉不上关系，因此他在《秦楚之际月表》中的论述为“项羽恐”。这个结论，才接近事实。同为《月表》，只记载了“项羽恐”，唯独没有说沛公恐。或者司马迁为汉臣，在这里要给老皇帝留点面子。但沛公肯定也是恐的，否则他怎么会与项羽达成退兵的共识。而从司马迁“（沛公）还军从怀王”[4]的措辞中，亦能感觉到这个恐字。在刘、项、吕都恐的情况下，如果怀王再恐，则楚地难以复振。故怀王恐一说，不能成立。当时刘邦、项羽及吕臣俱引兵在外，得项梁死讯后，相约退保彭城。这个事实确实可以用恐来形容。因为刘、项二人俱拥劲旅，且有丰富的对秦作战经验，在得知项梁失利的消息后，竟然没有拦截他们两人手下的常败将军章邯，任其北上击赵。楚人军心之涣散惶恐，由此可见一斑。此时不恐者，唯楚怀王心一人。也多亏了怀王迁都彭城，并出面担当起指挥重任，立即安定了军心，才使得楚地重新获得安定，也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群龙无首局面。就在重新确立楚国权威的同时，楚怀王心亲手拉开了亡秦的序幕。
出山后，楚怀王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项羽为项梁之侄，部下兵马当不少；吕臣系陈胜旧将，项梁军有相当部分由吕臣部组成。有了这两支主力在握，怀王才真正能左右楚国的局势。随后怀王对楚的一些重要人物作出了任命：封吕臣为司徒，吕臣父吕青为令尹（相当于首相）；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沛公刘邦为武安侯，为砀郡长，将砀地兵。又将一般的臣子宋义提拔为上将军，统领诸将。这个宋义无尺寸之功，又无自己的军队，只因预言了项梁之败而名重一时。怀王令宋义为上将军的做法，与当初项梁虚尊自己为楚王的用意相通，不过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已。必须指出，怀王以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事甚有谋略。这样一来即可能笼络住吕臣。而笼络住吕臣，意义深远。吕臣是陈胜时期的老将，有吕臣归心，对于巩固怀王来之不易的权力大有助益。而封吕青为令尹一事，也可以看作为是对剥夺吕臣军权的补偿。这个吕青后在楚汉战争末期降汉，受封为新阳侯。其降汉之前为楚左令尹，看来项羽对其也较依重。[5]怀王授寸功未有的吕青高官，其目的是通过拉住吕臣，以期因此笼络楚地武装的旧骨干，维系陈胜之统。看来，对于这层关系，怀王及日后的项羽的心意是相通的。所以，重用吕氏父子，是一个能否有效掌权的关键性步骤。
项梁主力的溃败给楚怀王心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而怀王本人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经过怀王的调整，楚国上下气象焕然一新，臣下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刘邦与项羽也在此期间约为兄弟。[6]这是楚国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刘、项两部是楚地最能作战的武装，两人关系密切，有助于下一步作战目标的实现。怀王肃整了内政之后，并没有致力于偏安一隅，而是立即部署了对秦作战。这在经历了项梁新败的楚国来说，没有一定的魄力和能力，是难以想象的。须知，经过项梁大败，楚国元气大伤，非但不能与陈胜盛时相比，即比之于项梁盛时，也大大不如。而就在这种楚地势力大不如从前的情况下，怀王却作出了对秦决战的决断，并以胜利而告终。就此论之，其功劳也难以限量，其历史价值也正在于此。让我们来看看楚怀王心是如何完成这一伟业的。
在用兵方面，楚怀王心的出身与项梁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项梁出身将门，反秦以前，就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军事一道是其强项。而怀王原本为人牧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他对最后的亡秦决战部署上，却井井有条，可圈可点。他部署了两条战线，其一是救赵，其二是西征。救赵是当时局势的焦点，西征则是楚亡秦决心之体现。最后正是由这两路人马，完成了灭秦大业。楚怀王心的功绩还不仅仅在于作了如此部署，更重要的功绩是为这两线作战安排了合适的人选：宋义与项羽率主力救赵，刘邦率所部西向入关。还特别约束诸将入秦毋暴掠。这一点也很重要且有远见，并体现出宽广的胸襟。当时项羽就不愿意受宋义节制，愿与沛公西行入秦报秦杀其祖及叔父之仇。怀王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7]而项羽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怀王的祖父、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就是被秦害死的，楚最终也为秦所灭，怀王对秦的仇恨决不在项羽之下。如果怀王立志血债血偿，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却选择了以德服人、以仁服人之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怀王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这种安排至关重要。假如把两个角色颠倒一下，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那么，中国历史恐怕就要重写。
楚怀王心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集中体现在对刘邦军的安排上。众所周知，刘邦军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入关灭秦，他也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其初始阶段的任务并非单纯攻秦，而是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拱卫楚都、为援赵楚军开辟道路。这些任务已为后人所忽略，但细考刘邦最早出击的战争线路，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正式西进前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8]成武（今山东成武），再由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9]再至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杠里（今山东省甄城一带），再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再至栗（今河南夏邑 ），再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开封，再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10]时间长达六个月，而且战争路线是一忽由南向北，一忽由北向西南，一忽由西南向北，一忽又由北转向东南，一忽又再向西。之所以要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皆由于楚国军力倾巢出动，全力救赵并与秦决战，势必国内空虚，而楚都彭城附近仍有秦的军事存在，其安全大为可虞。所以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而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应该指出，项羽的援赵军在投入对秦决战前，几乎没有任何消耗，这完全归功于刘邦部忠实地贯彻了怀王的合理调度。而刘邦部以极少的兵力完成了如此繁重的任务，除了本部作战能力强之外，也是怀王指挥有方的结果。
司马迁没有交代楚怀王心在派出两路人马之后还有什么作为，但从入关的楚军构成来看，他还是不断派出人马击秦。这些人马是，楚柱国共敖和番君吴芮，他们的作战方向是从南郡向秦进攻。项羽分封时，以共敖定秦南郡之功立其为临江王，[11]则共敖之攻南郡当是楚援赵、西征以后的事。而番君将梅鋗于秦二世三年七月与击武关的沛公军会合，[12]估计他也是从南郡方向向北渗透的。则吴芮或与共敖一样也是攻秦南郡的楚军。这两支军队应该都是受楚怀王派遣的。那么，怀王在安排了项羽的北面、刘邦的东面攻秦之外，又安排了共、吴二人的由南包抄的一路攻秦战线。可见他自始至终都在派兵击秦，没有为自己留下军队作为私人武装。从中不难看出他不遗余力的亡秦决心。
除了调度本国人力外，楚怀王心还表现出善于利用各地旧势力为楚国的战略目标所用。如他支持魏豹、韩成人马击秦，就是为了有效地牵制秦军，与楚国的最终目的相适应。《魏豹彭越列传》称：“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韩信卢绾列传》称：“项梁败死定陶，（韩王）成奔怀王。”韩王成奔怀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求得增援，继续战秦。日后，楚将沛公西征至韩地，便与已在旧韩之地的韩司徒张良配合作战。[13]从效果上看，魏韩两股武装都有效地牵制了秦军，其中魏豹还在旧梁地得二十余邑，立为魏王。[14]楚怀王当政时，值楚新败，急需有同盟军对秦袭扰。魏豹的存在，正满足了楚的这一需求。楚怀王遣魏豹时，或赵已来求援，此时魏豹对秦的袭扰就更有意义。应该说，这些友军的存在，对于楚国完成灭秦大业是有帮助的。
三、 时局的发展，楚怀王心沦为
个人野心的牺牲品 尽管楚怀王心曾作出了决定天下命运的战略决策，也尽管他“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号令受到天下的遵奉，然而，到了项羽降服秦军主力之后，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迅即产生。项羽杀宋义夺取援赵楚军的军权，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怀王因控制不了局面，只得任命项羽为楚上将军。而从项羽破秦于钜鹿，为诸侯共立为诸侯上将军之后，历史进程就完全掌握在项羽手中了。于是怀王的处境就有点靠不住了。正由于此，日后刘邦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时，就将项羽援赵功成不还报怀王一事列为第三大罪状。[15]怀王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一支私人拉起来的军队。他的称王是时局需要，而他的失势也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项羽威慑诸侯之后，怀王实际上就已丧失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了。各国诸侯已唯项羽马首是瞻。此时怀王的存在，对于欲称霸宇内的项羽来说，不啻是绊脚石一块。怀王曾经发布的约定也成了刺眼之物。对于刘邦因先入关灭秦而应该享有的称王关中的权利，项羽根本不予理会。他一闻说刘邦欲称王关中，就立刻发出火并的号令。鉴于刘邦的一再委屈忍让及刘项二人的历史渊源，加上刘邦拱让出王关中权利，项羽才过放刘邦不杀。尽管如此，项羽在蹂躏关中的同时，仍将灭秦情况向远在彭城的楚怀王心通报。其用心无非是让怀王自行改变原先的约定，作出对项羽有利的解释。此时的楚怀王心，并非不知项羽已不复可制，但他不愿失信于天下，仍令项羽如约。即着刘邦王关中，并不得在关中行虐。怀王的固执，令得势的项羽大为光火。于是他虚尊怀王为义帝，从而将怀王发号施令的权利束之高阁。不难想见，在项氏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做出上述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啊。最善于抓人性闪光点的司马迁，恰恰对楚怀王心这点可以大书特书的凛然不畏强暴的特质没有做足文章，无论是对后人还是他本人，这都是不小的损失。
在君臣名份不容相乱的历史条件下，想以粗暴的方式将楚怀王心逐出历史舞台，显然是行不通的。但用诡计或许能得逞。当然，项羽不理会怀王号令的行径，对别的诸侯也就罢了，但对楚国将士一定要有个交待。此时的项羽绝非如后人心目中那样厚道，说他十分阴毒也决不为过。项羽对诸将声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诸将皆曰：“善。”[16]注意，这段话不仅是项羽提出的废黜义帝的借口，而且也极可能是日后楚怀王心功绩不被重视的理由。项羽别有用心的一番话不仅在当时，而延续到现在，都把怀王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了，但却不是事实。如果公正地对待历史，就应该承认，楚怀王心是楚国战略路线的制定者，而刘、项不过是路线的执行者而已。不能因为路线得到出色的执行，就将制定路线者的功劳一笔勾销。这样做等于说，与路线的执行者相比，路线的制定者毫无功劳可言。照此推论，一幢宏伟的建筑杰出，功劳只属于施工队长，与设计师无缘。这种逻辑显然不能为人接受。但这种逻辑用在楚怀王心身上，居然为世人所接受。不知是项羽的一番轻描淡写让世人上当两千年，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已习惯于对强者的服从，楚怀王心的功劳就这样被埋没了。
虚尊楚怀王心为义帝之后，项羽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义帝名份的存在对他始终是一个制约，他王刘邦以汉中、巴、蜀，就是曲解王关中之约的折衷方案。对于义帝，项羽只给了一块偏远之地，将其放逐。义帝失势后，其臣下纷纷离去另择高枝。这些人可以指认的有叔孙通、[17]陈婴、吕青，[18]或者还有吕臣，这使得他的境遇相当凄惨。尽管如此，项羽还是不想放过他。项羽对义帝的顾忌，除了政治上的短视因素外，义帝存在的本身，对项羽的权威构成潜在威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在义帝归封的路上，项羽布置了暗杀行动。最初，他指使临江王共敖及衡山王吴芮动手，但未能如愿。估计共、吴二人不愿对故主行不义。最后，项羽只得指使九江王黥布执行杀害计划。后者也照项羽的指令做了，于是楚怀王心终于结束了悲惨而辉煌的一生。有关义帝被杀的时间，《史记》的记载有好几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是将项羽发布命令的时间与命令最终执行的时间搞混了。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时间的早迟只是枝节，而义帝的命运已是无可更改的了。
义帝固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死也使项羽在政治上背上杀主不义之名。这样一来，不仅将他的灭秦之功抵销殆尽，也为政治对手刘邦提供了号召天下共击楚的最佳理由。日后，刘邦击项羽时，首先以讨弑逆怀王心为出师之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中，有六条与怀王心有关；[19]讨平天下后，又立即下诏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20]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定守冢人户，他早年的旧主楚怀王心的地位要高出众人其多。这或许与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是相称的。《通志·氏族略六》曰：“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史记》明言怀王心无后，这种由无后而有后的结局，或也是朝廷的安排。据《史记集解》引汉人文颖说：“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文颖为汉末人，果如其言，则对楚怀王心的祀祭持续了两汉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刘汉皇室对怀王心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怀王心的在历史舞台的出场与谢幕，都为历史进程的演化印上了深深的痕迹。
楚怀王心虽死，对其功绩的争论，自古以来时有所闻。反对者所依，基本上就是持项羽的观点。而称怀王为天下贤主者，也历代不乏其人。为其立碑者有之，为其私撰本纪者有之，为其未被司马迁立为专传而叫屈者者有之。尽管欲为楚怀王心正名的人占少数，但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一方。毕竟历史功绩的大小有无，不是看前贤给出的结论，而是要看具体事实。楚怀王心的历史事实究竟怎么样，本文所述基本上都陈列了。是耶非耶，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附注
[1][2][6][11][16]参见《项羽本纪》
[3]参见《秦始皇本纪》
[4]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5][18]参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7][12][13][15][19]参见《高祖本纪》
[8]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10][8][9]以外地名均参见《高祖本纪》
[14]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17]参见《刘敬叔孙通列传》
[20]参见《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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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楚怀王心授意刘邦西向入关灭秦。经过十个月的千里转战，刘邦部于秦二世三年七月抵达旧秦之南大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之下。与此同时，以项羽为首的反秦联军在赵国（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一带将秦军的野战主力王离部、章邯部彻底制服，使秦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由于项羽的盖世奇功，致使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刘邦始终处于项羽的光环之下。不容否认，项羽对秦军主力的牵制确实使刘邦部得益，但无视刘邦部对项羽部的支持，也不能公正地估价刘邦部的胜利及历史功绩。考之于《史记》的有关记载，刘邦部的最后胜利是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后取得，似乎没有太多的幸运可言。再考之于刘邦受命西进后的战争线路，就可以肯定地断言，刘邦部的使命绝非单纯的西进。理清这一线路，有助于判研灭秦的战争过程及重新确认刘邦的历史功绩。刘邦西进灭秦的事迹主要见于《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及刘邦的将相功臣之世家、列传中。现以《高祖本纪》之记载为主线，考察一下这次两千年前的长征。
一、 刘邦受命西进时的军事态势
刘邦受命西进时正值反秦起义处于低潮时期，大非陈胜盛期所能比。陈胜发动反秦起义时，一呼百应，天下云从，陈胜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集团。陈胜部向四面八方进军，势如破竹，仅两三个月时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以东除少数据点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不复为秦所控。陈胜部将周文率军克函谷关，直逼秦都咸阳；宋留率军克复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兵临武关之下。但以秦将章邯率秦军反击为转折，战局骤变。周文部败出函谷关，旋即被章邯击溃；陈胜部、吴广部、宋留部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秦消灭；周市、魏王咎、齐王田儋均战死。原先光复地区重又失陷，秦军的打击锋芒直逼新立未久的齐国。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这时项梁崛起于江东并接受陈胜印信，于二世二年二月渡江渡淮而西，给气势正盛的秦军以迎头痛击，抗秦事业复振。项梁部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亢父（今山东济宁一带）、东阿（今山东阳谷）、濮阳（今河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连胜秦军。不久，因连胜而轻敌的项梁又被得到增援的秦军杀败身死。重创楚军的章邯以为楚将一蹶不振，便移师河北；攻下赵都邯郸后，秦军将赵国君臣围困在钜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反秦诸侯都意识到钜鹿战场的重要性，纷纷向赵国派出援军。楚国也派出了以上将军宋义为首、项羽为副的主力部队北上救赵，并同时安排刘邦率部西进攻秦。此前，刘邦正与项羽合兵攻击陈留（河南杞县西北），因项梁败死，刘项回撤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原先收复的疆土重为秦军占领。刘邦西进的出发地为砀（今安徽砀山）。
受命后的刘邦，其前途与陈胜时期的周文、宋留毫无相同之处。在人数上，刘邦出征时大概只有几千人，即便得到魏将皇欣、武蒲之军，又倂刚武侯之军四千人，其过高阳（杞县）时人数不足万。[1]其部众之少，显然不足以完成灭秦重任。为此，楚怀王给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其时，不仅当年周、宋走过的地区被秦军重新占领，守御得到加强，而且早先一呼百应的局面也不复存在。更为棘手的是，刘邦的使命还不仅仅是西进。当时楚都彭城在左近之地都有秦军驻扎，彭城西面的栗（今河南夏邑），北面的成武（今山东成武）、昌邑（今山东金乡）、安阳（今山东曹县）均为秦军掌握。对楚之根基彭城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楚国只考虑援赵及西征，其自身安全就没有保障，这个问题，楚国君臣应有所考虑。从刘邦受命后的战斗历程来看，保卫楚国安全的重任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刘邦部承担的。下文将交代这个问题。
 
二、 刘邦部专力西征前的使命
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至成阳、杠里（均为今山东甄城一带）——至昌邑——至栗——至高阳、陈留、开封——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至曲遇、阳武（今河南省中牟、郑州一带）——至长社、宛陵（今河南新郑一带）——至颍阳、轘辕、缑氏（均为河南偃师一带）——至平阴、河津（今河南孟津）、洛阳——至阳城（今河南登封）——到犨东（今河南鲁山）、宛（今河南南阳）——至丹水（今河南淅川）——至胡阳（今河南唐河）——至析郦（今河南内乡一带）——至武关下，别师西定汉中。
刘邦部自砀出征，首战安阳，[2]联系到日后宋义率领的援赵大军在此地逗留46日，刘邦部的第一出击应视之为替援赵大军取得前进阵地。刘邦的下一步作战为于成武破秦东郡尉，成武的位置又在安阳以东，此举应视为保证楚都及援赵路线侧翼之安全。随后，刘军越安阳而南下击秦军于亳南，[3]此举除护翼援赵之外，当有掩盖楚军行动方向的意图，并威慑楚国左近之敌。亳位于彭城及砀之西，刘邦部抵亳，或可造成楚欲西进之假像，从而牵制秦军。但刘邦在亳只是虚幌一枪，便掉头北上，在成阳、杠里一带攻击秦军王离部。此事为《史记》多处记载，谅不会有误。笔者以为，王离的主力在钜鹿，其偏师完全有可能在濮阳一带，那里离钜鹿不远。王离军遭此打击后，可能就完全转移到钜鹿一带。北向攻击王离军显然不属于西征内容，估计刘邦部此举意在为援赵大军作试探性进军，在消耗秦军有生力量的同时，以向北压迫秦军，为日后在赵地决战奠定基础。此战当在二世三年十月及十一月之交（月表附此于十月，恐有误）。此时，援赵楚军还在安阳逗留，那么，刘邦部的成阳、杠里之战为援赵楚军扫清进军障碍之功当不容置疑。 刘邦部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是昌邑、栗，其方向是从成阳下东南转正南，时间是二世三年十二月。值得一提的是，由项羽率领的援赵军也就在此月破秦军于钜鹿之下。刘邦部的南下正好填补了项羽部北上的真空，其协同作战的意味十分明显，而刘邦部有拱卫彭城的职责也不言而喻。栗与砀相毗邻，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为了完成援赵与西征两大使命，楚军精锐倾巢而出，彭城的安全大为可虞。在缺少万全之策的情况下，怀王有意识地让刘邦部在西进前作一番来来回回的运动战，即可打击周边的秦军，又充分制造了假像。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但对于行将西征灭秦又人众有限的刘邦部来说，这些任务就显得过于沉重了。尽管如此，刘邦还得继续完成其西进以外的任务。二世三年二月，项羽在河北破章邯军，刘邦部自栗西向出击高阳、陈留，再北上击开封、白马之敌，这一连串的行动即是对河北楚军后方的策应，也是对河北楚军主力与楚都彭城之间地带的廓清。行至白马后，刘邦西进前的全部使命便宣告终结。
如果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刘邦部于此间未能克复昌邑。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昌邑之敌较顽固，二是刘邦不愿在此作过多纠缠与消耗。从战略上看，在援赵楚军远去之后，近楚之敌基本被肃清，剩余少数之敌如昌邑者又处在齐楚两国的夹缝中难有作为。更何况彭越的万余人马始终游弋在昌邑左近，[4]秦军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一作战时期，刘邦部的命运有两处转折，一是攻占陈留，二是战白马。攻占陈留之前，刘邦部众不满万人，待取得陈留之积粟后，刘邦即可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这对于西进灭秦是至关重要的。白马是刘邦部西进前到达的最北端，当时隔河的项羽部与秦军的战斗已取得了优势。于此刘邦率领的这支战功卓著的疲惫之师这才开始了专心致志的西征。其时间是二世三年三月，距受怀王之命约半年时间。
三、 刘邦西进的两路尝试
项梁继陈胜而起之后，楚国就开始谋求西进，有史可稽的最西位置当属项羽攻克的襄城，其次则为刘项部合力斩李由之雍丘。再往前数，则有陈胜时周文、宋留的分兵西进。到刘邦专心西进时，上述几条路线都将一一亲历。
鉴于周文部过去的成功，刘邦最初西进时也属意于函谷关。所以刘邦部离开白马，即击开封以西的曲遇，破杨熊军，再南下至长社、宛陵（疑即今河南鄢陵），转向西北攻击洛阳左近的颍阳、平阴等地。洛阳与曲遇东西平齐，刘邦部南下兜了个大圈子，目的就是要走函谷关。这期间历时一个月。旧韩十余城也当为此间收复。[6]这些赫赫战功，显示了刘邦部能征惯战、疾若飚风的英雄本色。在洛阳附近，刘邦部还阻止了盟军赵军渡河而西的企图，表明其想独享入关之功。尽管刘邦部肃清了洛阳周边之敌，但洛阳固守难下。这时，刘邦面临几种选择，一是弃洛阳不顾，直扑函谷关；一是继续攻打洛阳；一是放弃从函谷关进兵。第一种选择有受阻函谷关下腹背受敌之虞；第二种选择有旷日持久、师老无功之患，陈胜时期的吴广部就是受阻于洛阳、荥阳间无法西进的，可见洛阳之敌相当顽固。或许刘邦已经知道了项羽部已接近最后胜利的情况，于是，在灭秦使命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刘邦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放弃攻洛，退军至阳城，从那里再开始另一个方向的攻击。时间大约为秦二世三年四五月之交。
刘邦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改走宋留道路、取道南阳，在这一方向上，刘邦毫无胜算可言。与孤城洛阳相比，南阳郡之敌为完整未遭创伤之属，其主将很可能是秦始皇灭六国时的悍将桓齮。再者，武关未曾失守过，其防御之坚固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取道武关大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意味。但刘邦最终竟获成功。
按刘邦放弃洛阳后首战于阳城郭东的记载，刘邦很可能先退至已收复的旧韩之地，再从那里发起进攻。此役刘邦胜，随即追击秦军至犨东，又胜之，秦军退宛城，刘邦扫荡南阳郡。因宛急切间克复不了，刘邦率部逾宛西行直扑武关。这个行动将产生前后受攻的不利局面，幸亏张良提醒，刘邦才回师再度攻宛。 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这一招很灵，西向途中之敌均丧失斗志，纷纷归降刘邦部。于是，通往武关的道路基本疏通。尽管如此，刘邦部从南阳出击西取丹水后，又回师制服淅郦、胡阳之敌。在刘邦的西进过程中，像这样回师作战时有发生，这是因为没有根据地作战而不得不采取的作战方式。此番作反复拉锯式战斗，旨在巩固后方，以便一心攻克武关。在胡阳，刘邦部得到了番君将梅鋗部的加入而实力大增。随后，这支士气高昂的部队兵临武关之下。
攻克武关之前，刘邦派部将郦商率偏师收复汉中，使自己的进攻侧翼获得安定，也为日后的政治命运奠定基础。应该说，这一招很厉害，已为其日后取天下作了铺垫，此是题外话。刘邦的武关之战估计相当艰巨，《秦始皇本纪》提及此事用了“屠武关”这个字眼。大凡屠城都是艰苦攻坚后的自然结果。拿下武关之后，刘邦军就一往直前了。此刻，秦军主力被歼于河北，秦之心腹被掏于关内，秦朝政权已成了一只熟透了的果实，就等刘邦撷取了。

综上所述，根据当时的特定形势，楚国当朝对援赵及西征两支部队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从效果上看，这些预先设想都得以实现，这种结局应归功于刘项的领导有方及将士的用命。特别是刘邦部，其任务之繁多与其出发时部众之寡少极不相称。刘邦的成功除了其部属的英勇顽强、善于攻坚之外，还在于他尽其所能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或以力胜之、或攻心瓦解，才能每每做到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创下一个接一个辉煌的战绩、排除一个又一个大小障碍，最终圆满完成怀王之命。如果不受项羽胜利的耀眼光环所眩，就应该看到，刘邦部西进任务之繁重，线路之曲折迂远，对手之强悍，战事之频繁及其胜利之辉煌当得起前无古人之誉。也只有认识到这一切，才能够正确估价刘邦的领导才能及其历史功绩。

附注
[1]参见《高祖本纪》、《郦食其陆贾列传》。另《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称：“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表明刘邦出兵时的人手确实非常有限
[2]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3][5]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4]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6]参见《留侯世家》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10期）

补注
刘邦在楚怀王心的彭城整编中受封为砀郡长，此砀并非完全在刘邦的控制下。但刘邦既然有此名份，故西进前对此地有安定行动。《张丞相列传》称任敖“守丰二岁”，此守丰，当在汉元年前。丰于秦二世二年四月后才为刘邦掌握，至项羽分封后，其地当归楚所有，任敖也没有必要守此。汉败彭城后，直至战略反攻，丰一直在楚的势力范围内。故任敖守丰事应在秦时，也包括刘邦西进后，表明刘邦在攻秦时为自己的后方做了安排。
刘邦部战白马为其北上的最远程，但刘邦的盟军吕泽部似有渡河作战的可能。可参见《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南阳守齮的结局似乎不确。《高祖本纪》及《秦楚之际月表》皆称守齮降而封，但《曹相国世家》称“虏齮”，则表明此守齮非降而是战败被擒。从以后对齮没有任何交代来看，被俘的可能也是大的。但如何解释南阳守齮降后，西进一路顺利之事，不能排除刘邦部的虚假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