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记在三八妇女节前

三月十二日，是母亲的忌日。

——我不十分了解我的母亲，直到她老人家去世已经十年的今天。

我们兄妹八人，我排行第六，前面都是哥哥。听说当时母亲就是想要女儿，就固执地生。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妹妹。

在旧时的照片上，我见到打扮得像洋囡一样的我。我不知道母亲打扮着我时的心情，也不知她对我寄予了怎样的希望。人常说：“女儿是妈妈的背心。”我猜想，母亲那么想要女孩儿，一定是想为自己编织一两件贴身的背心，或是想在我们这里续她老人家年轻时没做完的梦幻。

为此我时常感到惭愧和迷惑：不仅来不及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没读懂，——我不知母亲做过什么样的梦，更不知道她想在我身上延续什么。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我离母亲的梦很远。

母亲在的时候，我曾想过去了解她：我以为我读过几本书，我以为我有一点的阅历，凭这些，我以为我可以读懂所有的人；我以为我有的是时间，我以为只要找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消一个下午，只消回过头去张望一下她……，但是连这唯一的张望也没有。母亲就走了。

后来想想，我们不了解母亲的原因，是母亲在世时从来不喜谈论自己，甚至对自己的女儿。她对自己的感情经历更是讳莫如深。母亲是把全部身心放在维系这个大家庭惨淡经营的牵索和繁复琐屑的家务劳动中，还是因为什么有意地关闭了自己？——我们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父亲。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解放后又成为右派。文化革命自然从始至终都是“运动员”。又由于不堪重压而病倒。于是全家人——首先是母亲，把全部的关注都倾注在父亲身上。父亲学识渊博，朋友和弟子很多。在他所在的那个圈子里可谓“德高望重”。父亲很注意与我们交流，常常给我们人生方面的指导。自然我们也把绝大部分的尊重和注意给了父亲。在父亲的光影中，母亲被我们忽略了。是的，是被我们忽略了。

我们姊妹多，父母收入少，加之父亲政治的原因。在邓小平时代以前，我们一家人一直在压制与困窘中中挣扎。解放以前父亲是重庆兵工局的一所高级工业学校的校长。也许那时是父母过得最轻松的日子，但那一段过于短暂。家庭随着子女的增多，很快陷于不堪重负的经济困境中。借钱还钱，是家庭时常奏响的主弦律，这在父亲的日记里，我们时常见着，为此他和母亲承受了无尽的焦灼和重压。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时常为挣得的数块大洋，连夜翻山将它们送回家里；而母亲则会在日本人飞机入侵时，在警报声中背着背兜去抢购大米。

父亲被打成右派。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是：父母的房门被反锁着，父亲侧躺在床上不知是不是在哭泣，母亲面色凝重，伏在他身上轻轻地拍着他——这一刻是爬上窗台的我们偷窥着的。我们惊惶失措地跑去告诉久病卧床的年迈的奶奶。奶奶沉吟了一刻说：“不要去管他们。”

那以后不久的一天，父亲向我们宣布，我们一家人除在读重大的大哥将被留在重庆以外，全部要搬到长春去。我们在地图上找到长春的位置以后，不谙世故的我们竟然欣喜若狂，因为我们从来没出过那么远的门。我们那时一点也见不到父母的心酸和无奈——那是一次流放啊！只记的母亲把她结婚时外祖父送给她的那套她珍视的红木家俱全部变卖了，自己买布，一针一针地给我们一个一个缝制寒衣――因为那时正是冬季，长春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后来母亲不止一次地说：“多可惜啊，那么便宜就卖，如不是等着用钱……”。

记得十分清楚的是到了长春，我们从公共汽车下来以后走到厂区的那段几公里长的路：白雪皑皑，天寒地冻。二哥背着小弟、父亲和其余的哥哥们背着沉重的包袱走在前，母亲牵着我和妹妹的手走在后。小妹和小弟被冻得不停地啼哭，妹妹的鼻涕和眼泪糊了一脸，母亲不停地对妹妹说：“不要哭，眼泪冻住了，脸上要起大泡的？”我们沿着石块砌成的马路，踩着嘎吱作响的冰雪往前走，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那路永远地烙在了我们的心里。

那几年不论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嗷嗷待哺的八个孩子，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我们的屋后是厂区的食堂和锅炉房，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利用工余，带着我和妹妹去拣别人废弃的煤核和烂白菜皮。父亲很要面子，知道了就和母亲大吵。事过以后，母亲照样带着我们去拣，只是不准我们告诉父亲。

“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已经回到南方，父母把我们安置在城里读书，而他们则在一个深山里的工厂里工作。城里武斗的时候，父母把我们接到他们那里住。父母挨斗时，他们又把我们送到城里。我记得造反派抄我们家的前夜，哥哥们在城里，只有我们最小的三个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母亲从一位好友那里得到消息，为了不让年幼的我们同他们一起蒙受羞辱，母亲连夜将我和弟妹送到远离厂区的一个朋友家里。母亲摸着我的头对我说：“懂事些，保护好弟妹。”

在文革中父亲皮肉没有受很大的苦，就在于造反派第一次打父亲时，母亲见到父亲鼻孔流出来的鲜血，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护着父亲大叫：“国有国法，王有王法，凭哪条他该挨打？说不出我就和你们拼！”幸而那帮造反派中还有几个知书理的人，不知是因为母亲的气势，还是因为在平时父母是一对受人尊重的夫妇的原因。在威吓了母亲一阵之后，就没有再对父亲动粗。当然游街、劳改是少不了的，精神上的摧残也许他们比那些大老粗们更胜一筹，但不管怎样母亲都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个小窝棚，收拾得井井有条，洁净温馨，体贴周到地照顾着父亲。

我乡下去当知青，到山里去向父母道别。离别的早上大雾迷漫。父亲还被软禁着。他哭了，母亲却没有哭。天还没亮，山路不好走，母亲说我一个人，固执地要将我送到山下的小火车站。我记不得母亲对我说了什么，只记得寒风中母亲不停地朝火车将来的方向眺望，晨雾里，风吹得她系的那条白色的围巾飘飘扬扬。

我在乡下呆了八年，当我顶替父亲到厂里工作，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在那时我才有自己的工资，才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不甘在厂里当一个“以工代干”的小职员，就想读书，想去参加高考，想去完全我年幼时的梦幻。可是我犹豫着——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将放弃我刚得到的这一份当时看来还算不错的工作，这就意味着父母又将继续供养我四年——并且是用他们那微薄的仅够他们生活的养老金，我为此而感到羞愧，为此而张不开口。

最终我还是在父母的支撑下去读了那书，现在我只记得父亲的鼎力支持，而母亲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然而在我家，父亲对“经济”常常是没有概念，大事小事只要儿女开口，他总是朝母亲一个“拿”字。——那一年，我们一家三人上大学。母亲是怎样筹划和支付那四年我和我的哥哥们发生的一切费用，父亲不得而知，我也同样不得而知。现在我明白，当时他们用他们那日渐衰老的身躯支撑了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关键的一跃，而母亲心理承受的重力，比之父亲还要沉重。

母亲平和地接受她遭遇的一切苦难。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们都听不见她的报怨，见不到她的焦躁。她永远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温馨美好；永远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朴素自然——从来不露出一点点落拓。永远不卑不亢地面对——这是后来我们才体晤到的母亲的风范。

母亲生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繁琐的家务以后，只有两样事可供她消遣，一是织毛衣，再就是读小说。

空闲时间，一件毛衣慢慢地被她织起来，也许是不如意，她又把它拆了。她并不急于把那件东西织起来，只是织织拆拆，拆拆织织，时间就在她老人家的手尖间流逝。我们常常取笑她，说毛线不是被穿烂的，而是被她老人家织烂的。她不理我们，照样织织拆拆，拆拆织织。直到现在，在我收藏的母亲的遗物中，还有一件母亲没织完的父亲的毛裤。

我现在也为人母，对我还过得去的唯一的“女红”，也不过是织织拆拆。我对“织”的目的和乐趣，不在织物的本身。而是在这过程中，任思绪丝丝缕缕，停停走走，断断续续。而母亲呢? 母亲在编织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她乐此不疲的是编织的本身，还是徜徉在她自己的世界里？

母亲喜欢读小说，睡前读小说，是她此生的习惯。在她的枕边永远有一本小说。小时候，我们还在长春，南湖旁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常常是一到周日，父母就带着我们到图书馆去还书借书，那时父亲借的是关于他的专业方面的书，而母亲则是借小说。一本接着一本。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读小说的。我读完大学工作以后，母亲对我的要求，最多的是：“我的书读完了，再找一本来我看！”我收藏的书，母亲大都读过，有时母亲也会对书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本书不好看。或是“写的什么？读不懂！”母亲最爱的是《红楼梦》　，我不知她此生读过几遍，常常是在她没有新书可看的时候，就把《红楼梦》翻出来，随便翻到一页就读下去。

我们只是在母亲与她不多的几个老友之间，闲谈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一点点母亲年轻时的事。比如，知道母亲读过书，知道外公是一个教育局的局长，有小外婆以后，外婆就和母亲从公馆里搬出来住。外婆吸鸦片，弄得家里吃饭的钱也没有，于是母亲就到外公那里去要钱。我知道外公其实是十分钟爱母亲的，送她去读书，让她学钢琴。只是外祖父去世得早。除此以外，我们大都不甚了了。

生活日渐好起来，我们的父母已到风烛残年。“偕子之手，与子同归。”表面上看父母一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后来我们知道父亲的心里还藏着另外一个女人。

父母也要吵架，为什么我们大都记不得了，但最后的一次我们却记得清楚。那是他们已到古稀之年。我们都有各自的家业和孩子。父母不愿与我们任何一个儿女同住，俩人住在一个小巷的一座大杂院中。父亲因文革期间中风，留下后遗症，到后来基本不能行走。脑子也糊涂了。

有一次母亲打电话把我们都唤回家。回到家里我们看到，父亲坐在轮椅上生气，而母亲的东西已收拾停当。母亲说，她侍候父亲侍候够了，她要搬出去自己住。让我们随便谁来照顾父亲。我们不明就里，不敢吱声。半天才问清楚，上午父亲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陌生人信，原来是父亲多年前心仪的一个女人的儿女寄来的，信里告诉父亲，他们母亲去世的消息。父亲看了信老泪纵横，让母亲一定要在他死后把他和那女人葬在一起。母亲说了一句让我们震撼和心疼的话：“他这一辈子都惦记着那女人。”母亲流泪了，她是很少哭的。她用那因类风湿侵蚀而变得畸型的手抹着她脸上的泪。

我们开始都在笑，后来我们都笑不出来了，小妹哭了起来。

我们少时，并不了解父母的感情生活，父母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父母之命，媒酌之言。然而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家庭都应该是比较开明的读书人家，婚前她们应该是谈了恋爱才结婚的。尽管我们见不到所谓情投意合，但这些年他们和这世上大多数夫妻一样，日子过得艰辛而平和，相濡以沫，也走了这么一世。

父亲不爱母亲吗？也不尽然，在我们见到的父亲的日记里，母亲和这些孩子是他日夜牵肠挂肚的唯一。到了老年，父亲对母亲的依恋更是日胜一日，他和我们一样称母亲为“妈妈”。母亲先他而去。他常在夜半醒来时，在屋里摸索着找“妈妈”。直到他去世时，弥留之际，嘴里喃喃念叨的也是“妈妈”。这时我知道，一个男人的心里是会同时装着两个女人的。然而母亲呢， 母亲的心里有没有另一个男人呢？

母亲去世以后，舅舅送来母亲的遗物，那还是母亲待字闺中时留下的东西。我在那一堆发黄破损的旧物中徜徉——

一帧小小的山水工笔让我们惊讶：高山流水，小桥人家。若不是那娟秀的小楷，清晰地留着母亲的名字，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会是母亲的作品。

舅舅说母亲还会作诗。但在那堆旧物中，我没找见诗。

一堆照片中母亲美丽而清秀。穿着白衣黑裙，也有穿旗袍的。有的是在打蓝球，也有的是在游泳，还有登山、写生时的留影。一些照片中题了一些字。

一帧照片是一群穿了白色长旗袍的女生，排得整整齐齐，从一条山间小道的浓阴中走出来。母亲题到：“从那浓阴的狭道上走出来的我们，会见到平坦的光明之路吗？”还有一帧是母亲的单人照，照片上的母亲如花似玉。而后面却题着：“日渐消瘦的你，是在走向死吗？”

我们都流泪了，心里疼着：为母亲曾是那样一个还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可爱美丽的小女生。

一个精致的空信封，是一个分不清是男生还是女生写给母亲的信。用了一枚精致的手工做的橘红色的枫叶做的封口。

——母亲，我真希望那封信是一位男生写给你的，我真希望你一直都惦记着他，如同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