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怀着一份对文学的痴情，把自己的一篇小说习作《压倒多数》投寄给了当时红遍全国的文学月刊《青年作家》，同时寄出的还有我对成功的无限希翼。

    那时我连投稿信都不会写，是一个前辈代的笔，随信还附了近千言对习作的评论，写的很吓人。老实说，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新手，无论如何都写不出评论所谓的高度，更不敢把习作投到一个著名的刊物去。之所以那样做了，完全是受了前辈的怂恿。

    稿子一经寄出，我就惶惶不可终日，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时刻留意着来自编辑部的消息，度日如年。

    编辑部的回信终于在两个月漫长的期盼中送到了我手里，拿着它，竟如同拿着一张生死未卜的判决书，迟迟不敢拆开。心跳得厉害，手抖得厉害，口干舌燥，呼吸困难，头晕目眩，那感觉，我想，如今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大奖也不过如此吧。

    鼓足了勇气把信拆开，一张印着编辑部函头的便签映入眼帘。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铅印的退稿签，而是一个编辑的亲笔回信。编辑名叫田子益，从他那老到的言辞和质朴、丝毫不花哨的笔迹推断，他应该已年过半百。

    信不长，几百字的样子，言简意赅，对我的习作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具有修改的基础，留用待审”，这句话无异于告诉我，我很幸运，成功离我已经不远。这在当时十分难得。记得王蒙老前辈曾告诫我们，文学是条羊肠小道，很拥挤，大可不必一窝蜂往上涌，理想在任何事业上都能实现，不宜吊死在一棵树上。的确，正值新文艺复兴时期，编辑部每天收到的“自然投稿”不下千百件，待处理的稿件多得要用手推车装，不少稿件因人手紧张根本就没有拆封就付之一炬了（这是后来去编辑部才得知的）。你想啊，一件普通的投稿，能被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挑出，并且被编辑部留用，那是多大的荣幸啊。但是我不是太高兴，自以为田子益老师的意见太过苛刻，似乎与习作的主题不太相符。

    《压倒多数》写的是一个特殊的选举事件。职工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厂长，结果，选上的是一个出了名的混混，所有的候选人全部落选。田子益老师指出，习作只是照搬了生活，没有上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去概括生活，从而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具有典型性，但不具备普遍性。对此我很不服气。我把稿子修改一遍寄了回去，对修改情况作了一个自以为是的说明。很快，田子益老师的回信来了。这封信写得很长，很仔细的谈了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谈到了形象与典型，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将生活提炼到艺术，再进行生活的还原。那个时候，这些对我来说一窍不通，很抽象，很概念。

    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直觉，居然胆大妄为跟田子益老师展开了讨论。田子益老师再一次回信给我，只说了一句“据我所知，很多地方，群众投票选举的是刘少奇、张志新！”于是，我知道了，什么叫高于生活，什么才是民众真实的心愿。

    这就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编辑，后来见到他才得知，田子益老师从事编辑工作已近三十年。五十多岁，瘦高的个子，好抽烟，一副烟熏火燎的样子。他说，巴尔扎克写作时爱喝咖啡，最终说了句很伤感的话：他死后，剥开他的皮肉来看，骨头肯定是咖啡色的。看着田子益老师给作者审稿时一支接一支的抽烟，我想象得出，他倾注给作者的心血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意愿。

    现在，田子益老师早已经退休了，在我身上却铭刻着无尽的感怀。我不知田子益老师如今是否健在，近十年没有了他的消息。春节临近了，我在这里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节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