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记忆里，一直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北京的南大门”，乾隆爷给这里取了一个响亮的封号“天下第一州”，60公里的距离，可说是近在咫尺，但是跟大多数人一样，北京——在我心里——那一直也是个最最神圣的地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到北京出差，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如愿以偿——去北京天安门。

出发前妈妈给烙了一张烙饼，带了一块咸菜，背了一军用水壶的水（那时候饭店是吃不起的），出门时妈妈还在嘱咐着我：“这回跟你爸爸一起去，多买点肉回来，给你包饺子吃”；临近中午，父亲办完事，大概是从大郊亭出来的时候，在外面等候的我已经把烙饼吃的只剩下一角了，父亲笑笑问：“吃饱了么，”我点点头“吃饱了咱们走，上天安门！！”。

坐公共汽车，五分钱到东单，记得在东单路口有一个菜市场，此时，父亲问：“儿子！想吃肉么，”“想！”“那就好！待会儿，我先进去，你看我怎么买肉，一会儿你自己也进去怎么买，行么？”我点点头，父亲拿出两角钱挥了挥手走了进去，快到肉案子旁边的时候还向外望了望我，把钱向售货员一递，售货员顺手拿了一条肉用包装纸一卷递给父亲，出门后父亲也给了我两角钱，“快去吧！”当时的柜台都很高，我大概只有头顶的头发能在柜台的上部，一进门就高举着两角钱向肉案子冲去，售货员看也不看、也不说话，收了钱顺手又是一条肉，裹吧裹吧哈腰递给了我，现在想起来，原来这肉、可以片的那么薄、那么均匀而且大概斤两也那么准确呢，真是不容易。

从东单出来是王府井，旁边的胡同里又有个菜市场，我们又是一人一条肉，一路行来，只就北京饭店就已经让我像在梦中一样，走到南河沿看到天安门和那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我是说什么也不往胡同里拐了，这时我想的不是这肉怎么好吃，而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以前在哥哥姐姐们的课本的封面上才能看到的天安门了，父亲没办法，跟着我一溜小跑到了金水桥，看着汉白玉的栏杆，毛主席的画像，大红的灯笼，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那个兴奋呵、那个陶醉呀，套用现在的话讲，自我感觉那个牛哇！无法用语言形容。

在父亲催促了N次以后，并且打了保票，保证买完肉还回来，才跟着父亲的屁股后面一步一回头的向西行去，在西单、西四我们又是不知疲倦的分别买着那令人馋蜒欲滴的肉，还是一小条一小条的积攒，不久就又转了回来，此时才想起来问：“爸爸，你干嘛进去就买这么一点，让那叔叔给你割一大块多好啊！”“傻小子，你想想，平时、咱家那儿有卖肉的么？”“没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才给半斤肉，这我知道”；“就是啊！北京也不随便买，一次就给两毛钱的。”爸爸挣开提包“看看看！快有二斤了，回去让你吃两顿饺子，成不成？”一句话逗起了馋虫，肚子咕咕直叫，爸爸把剩下的一角饼又拿了出来递给我，“吃吧！”我看看爸爸：“你吃什么？爸爸！”“你吃吧！爸爸还不饿呢。”于是…

从天安门又到前门到大栅栏，坐到20路通往永定门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的时候，累得不行了的我，没过多久就睡着了，好在永定门是终点站，下车不用着急。

回到家吃上了或许一年才能吃上一顿的猪肉馅饺子，而且一吃就是两顿，当小朋友们问起我：“北京好么？”我肯定会说：“北京当然好，楼特高、路特宽、小卧车特多、公共汽车里特挤、菜站一个挨一个、肉倍儿肥、买肉还不要肉票，就是给的少，还不如咱们这儿，少说也给半斤呢；北京卖肉的真抠门。”那个拽劲儿、就别提了。

现在想来，北京是首都，在那个年代，为了国际的形象也要打肿了脸充胖子，似乎北京人确实享有很多的特权，当时如果到北京的外地人，都像我们一样去买肉，运来多少也不购卖的，必然禁止外地人购买类似于肉、蛋、奶等的短缺商品，可是政府又不能明令禁绝这样的购买行为，因此不得已出了这一次只卖两角钱的肉的下策。

目前我也在北京工作了，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了，北京人怎么牛、怎么拽到没怎么感到，倒是苛刻的北京各种地方性法律法规及与日俱增的城市拥挤和大气污染却享受到了。据说现在市政府马上要采取市中心的人口外迁的政策，有点像发配吧，否则长此以往下去北京真的要成为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了，这可怎么得了？

但有一点，叫什么来着：“北京人没有什么不敢说的、河南人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广东人没有什么不敢吃的……”这一条倒是恰如其分。其实谁都说自己的家乡好，只不过北京人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所以有时候让很多所谓的外地人（其实都是中国人）感到异样了。您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