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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沉 痛——再谈语言 几天前发了张帖《从翻译看语言》，帖子的重心，并非要说翻译应该怎么做，而是借题发挥，希望自己对我们的语言多一点思考，希望自己多一点对我们语言的尊重和爱惜，并表达对我们语言现状的担忧。从各种回应来看，我的想法并非多余，那些回应的帖文无论重点谈的是翻译，还是汉语和外语的比较，表现出的对我们现代汉语的忧虑是普遍的。面对这些回应，尤其是面对其中[zkoct]的《我不看翻译作品》和网友转发的王小波的文章《我的师承》，我有再谈语言的冲动，我想借此说出我长期以来的困惑：我们有一种沉痛，那就是我们缺失自己的语言。 经常，我感到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辞不达意，感到在一些微妙细腻的地方我无所措辞。我宁愿把这样的情况归咎于自己对语言学无所成，而不是归咎于我们现代汉语本身有问题。然而，当我们看到众多的文章，那怕是被称为大家的文章，依然在语言上有那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现代汉语本身寻找原因。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说：“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我能理解这句话中包含的对随意糟蹋汉语的愤懑情绪，但是这一结论却是明显轻率和无视现实的，它的产生受到个人情感的支配，而不是语言规律的支配。 王小波用以证明已经有纯正完美汉语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查良铮的翻译及其创作，一个是王道乾翻译的《情人》第一段。事实上，这两者都不完美，倒是可以作为汉语尚不完美的例证。王小波在文章中谈到语言的韵律，这于我心有戚戚焉！韵律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清楚，每个喜欢语言的人却都必然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它肯定不是韵或者构成格律的任何东西（虽然格律也能赋予语言韵律），它让语言清晰、流畅、感人，犹如血液和经络，让语言和谐，让语言有了活泼的生命，其感觉或许和我们读惠特曼的自由诗一样。而查良铮和王道乾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就查良铮来说，他翻译的俄国诗歌，我认为是翻译得最好的。也仅此而已，我们的诗歌翻译本来就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一个最好的翻译家，也不能真正表现出汉语的魅力。而他作为诗人，从四十年代起，凭借穆旦的笔名（还有个有名的笔名梁真）就有了不小的名气，著名的诗歌作品《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等我相信是很不错的，不过，就此认为这就是完美的汉语，就此就认为他是最出色的诗人，这不但是对汉语有望达到的优美度的轻贱，也是对广大写手们蕴藏的创造性的轻贱。（他的作品很好找，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来看，这里不多做分析） 王小波引用的王道乾翻译的《情人》第一段，篇幅不长，从汉语的特点来分析，却几乎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引文如下：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不需要太过展开分析，这段话中的两个明显的败笔应该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一，“我是特为来告诉你”。什么叫“特为来”？就是特地来，专门来。在一般的行文中，“特为来”能够被我们理解，问题却在于这里的“特为来”被用在人物的语言中，这样一来，整个句子立即显得生涩。试问，有谁是这样说话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用口语的吧。其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相比前面的，这个败笔更加突出。我们注意到这句话使用了“摧残”这个动补结构的复合词，“摧残”这个词是不带情感色彩的过程描述，很难想象杜拉斯在极度自恋的作品〈情人〉中会仅仅对“摧残”这个过程特别专注，更难以想象“他”巴巴赶上前只是想对“我”说“我”受到“摧残”。杜拉斯和“他”想要强调的重点都不是过程，而是经历这一过程之后的“我”更加值得爱。因此“摧残”应该被带有强烈的包含着爱怜、宽宏、怀旧等等情感在内的同义词取代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内心的爱确实诚挚而庄严，那么，“他”使用的同义词甚至还应该带上崇高这样的风格色彩。从语言习惯来看，使用“摧残”一词也是不可思义的。“他”告诉“我”的那段话，有恭维的客观成分，中心意思应该是：岁月留痕，你更显美丽。目的是让听者产生愉快的感觉。任何汉语的使用者都不能把“摧残”与恭维或者美丽联系在一起，“摧残”一词刺耳而且冷酷，一段恰如其分的恭维或者恰如其分的讨好因为这个词的使用产生了相反的作用，进而使语言的韵律变得格格不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备受推崇的大家的作品也并不是完美的，我们面前并没有什么纯正与完美的汉语可供我们学习。进一步分析〈情人〉的那段译文，我们甚至还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假使我们要找一个具有那样的情感和风格色彩的、能表达“摧残”的词义的同义词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是个难题。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这样一个词，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我们的汉语，在表达这样一个细微之处的时候，存在着缺陷！ 无意指责我们的前辈，更无意指责我们的语言。事实上无论对前辈还是对我们的语言，我都充满爱和敬意。只是，我必须说，当我面对语言困境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完善我们语言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二战后，一个日本作家曾经说，他最大的困惑来自语言的重构（大意）。而我们面对的困惑更加明显。当我们不再用文言写作和交流的时候，当白话成为我们的文学语言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建构一种全新的语言。仅仅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的语言出现了如此惊人的进步，我们应该为之自豪。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前面没有范本，我们依然面临语言缺失的沉痛。
附：王小波《我的师承》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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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哦，悬空兄真君子一诺重千钧啊
果然三号写出来了，待俺去洗洗脸，好好读读哈。 ：）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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