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翻译的高峰是由林琴南创造的，他的数百种翻译作品，尤其如其中的《茶花女》等文学作品，即使在现在看来，其准确与优美依然是文言翻译中难以超越的范本。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翻译大师本人却不懂外语。他自己说，他的翻译是由懂外语的人译出原文的意思，然后他来加工润色。这个事例引出了许多关于翻译与语言方面的思考。
        我们可以由此说林琴南不是那些翻译作品的主要完成者吗？我认为不能。我们知道，懂得双语的人千千万万，但是能做好翻译的人万里挑一。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翻译者是否精通母语，二是翻译者是否具有创造性。精通外语可以说是为翻译找到了可用的材料，但是必须精通母语，并创造性的使用母语，才能使这些材料构建为完整的作品。翻译的基本目的是忠实传达出原文的本来面貌，其提出的要求不仅是要准确，而且要优美。所谓优美，不是单单体现在旋律上或辞藻上，还在于优美首要达成的目标是能细腻的表达，能传达出原文的细微之处蕴涵的意味。这实际上和语言本身努力实现思维与交流两大功能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语言的困惑却是永恒的，尽管完美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这一语言全体使用者共同的目标，我们仍然经常感觉到语言作为思维和交流工具时的障碍，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感到难以用语言来传达我们自己。这是悲哀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悲哀，才促使语言不断发展，促使语言的使用者不断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从而赋予语言以新的内涵。因此，真正的翻译大师和文学大师一样，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近百年来，翻译者多如过江之鲫，大师则屈指可数，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我们阅读到的大多数翻译作品，给我们的感觉是不知所云，我们不能从那些翻译作品中读到原文作者的特点，不能领会到原文的过人之处。从这层意义上，遇到好的翻译者的原文是幸运的，因为它们以一种优美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惨遭蹂躏。我最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傅雷曾经很牛的说过，中国只有两个翻译家，他算一个半，其他人加起来算半个。我倒不认为这话太过自我炫耀，因为阅读傅雷的翻译作品，不仅让我感受到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灵魂，更让我在汉语的魅力中迷醉。
          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词义的交叉、发音习惯的千差万别、语法结构的差异等等，这些都是横亘在翻译中的障碍，有的时候这样的障碍还是难以跨越的，翻译家努力的方向往往只能是找到一个接近的表现方式。冰心翻译过不少泰戈尔的诗集，总体来看她的翻译在当时算差强人意，其中很明显有不少生涩之处。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自然有很多方面。冰心自己叹息她没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她的翻译来自英文，对原文的音乐性无从了解。这是她对自己的翻译不够完善的一种解释。但是冰心自己也知道，她凭以作为翻译蓝本的英文本也是出于泰戈尔的手笔。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靠的就是把他自己的六个诗集从孟加拉文中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这六个诗集既达到了英文诗歌的极高境界，也比较充分表现出了孟加拉语原文中的意境，起码得到了原作者自己的认可。可是我们知道，构成诗歌音乐性的要素在英文中和孟加拉文中是不一样的。孟加拉文有乐调重音，英文则只有词重音。同样汉语和英语也不一样，汉语靠音节、韵、声调等方式构成诗歌旋律，英文靠音节、韵和词重音等构成诗歌旋律。很明显，任何两者之间达成完全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作为孟加拉文和英文双重作者身份的泰戈尔自己也不可能。翻译中很多地方只能使用接近的方式，如果接近的方式也找不到，则只能对原文进行再创造。
          单单举出诗歌中的翻译例子也许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不足以使我们认识精通母语以及创造性使用母语的重要性。我们早从诗歌的古今对译和中外对译中有了诗不可译的共识，这说明诗歌翻译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困境。而实际上，很多“文”也是不可译的，我们以易卜生的一个戏剧场面为例。小艾友夫之死被认为是易卜生最为经典的戏剧场景之一，描述的是拄着拐杖的孩子小艾友夫掉在海里淹死给他父母心灵带来的冲击。按照当时戏剧的传统，死亡这类残酷的场景不适合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同时按照易卜生的创作目的，他希望观众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这一事件上，而是集中在事件引起的小艾友夫父母的情感变化上，因此小艾友夫之死采取了侧面描写的方式。用希腊戏剧方式处理这样的情景，极可能是使用报讯人，易卜生处理这个场景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独具匠心的新形式，他先是让那对父母听见海岸边传来的骚动声和慌乱的喊叫，正在那对父母迷惑于那是为什么的时候，传来一个清晰而且可怕的声音：“拐杖还漂着哩”！这六个字交代出人物、地点、事件，简捷而清楚。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契尔评价道：“很难举出文学作品中有哪一句简单的话，比起这六个字集中了更多的戏剧效果”。在挪威原文中，“拐杖还漂着哩！”只有两个字，显然我们汉语翻译在这里采取的是一种接近于原文的翻译方式。从语言形态来看，从挪威原文只有两个字，我们可以推断挪威语很可能属于多式综合语，因为在这种语态中的一些动词才可能会相当于其他语言的一个句子，才可能做到如此简短。而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态的不同使精准的翻译成为不可能。
         不要认为这样谈论翻译是拘泥于形式主义，其实语言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比如五言体本身是一种形式，当五言体成为具体的作品则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的整体，我们根本不能想象一首五言诗变成六言后还会是五言形式，也不能想象由五言所承载的内容在变成六言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何况“拐杖还漂着哩！”这句台词在剧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语言的长短直接影响台词的力度，影响到戏剧效果。对翻译者来说，这句台词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必须想尽办法来传达出这句台词的本意，不仅传达意思，更要传达神韵。最终我们所看到的翻译者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那样的效果，这可以原谅，克服语言与语言之间的障碍并不应让他们来肩负，他们也肩负不起，但是翻译对语言的要求却实实在在提到了翻译者的面前。而假如我们不是在翻译，假如我们是以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假如我们始终孜孜以求于语言艺术的完善，那么我们在处理相同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展现自己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语言无法达到理想的完美境界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将要求我们重新安排那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