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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文化看中国文化“稻粱之谋”的灾难 文/烽烟
一、视觉文化的新族群 网络文化“爆破功能”的不断挖掘与深化，使传统语言文化与传媒系统首先受到来自人类视觉辨识意义上的挑战。而这种网络文化是隶属于符号形象单元的单一视觉，它是视觉文化新的种族群成员之一。 恰如波普尔的“探照灯”比喻一样，眼睛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乃是一种“探照灯”那样的照明过程，眼睛所到之处，黑夜与白天均呈现出应有的自然序列状态，所有事物从纷乱遮蔽的状态中向我们的视觉豁然敞开。作为不管是任何艺术门类的艺术家来说，创作的过程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这里反映出人类一直存在一种先验先知的基因，并因这种基因与别的动物群有了明显的本质区别。同时还阐明了人类基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符号环境所产生的思想自觉。思想的存在，使人类减少了对自身的诋毁，从而生发出不断创造的生命力。文化因思想而显得崇高，社会因创造变得积极，符号因显现世界原状而露出亲和力和公信度。 由于人类更习惯通过视觉感受来表达和传递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因而视觉文化历来受到更多的理解与文化消费。诚如德波的著名论述中所阐释的：”视觉文化不是形象的一般的积累，而是以形象传播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对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族群所呈现的形态的深刻理解。当然，当我们论及视觉文化形态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的发展时，也应当这样来看待其他的文化形态“印刷文化肯定不会消失，然而对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后现代文化。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后现代特征。”（尼古拉·米尔左夫：《什么是视觉文化》） 二、“稻粱之谋”与网络文化的拷量 “日常生活现实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一个审美化的虚构化的过程，它使艺术虚构相形见拙，并且它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虚构。当代生活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鲍德里亚还认为物品只要被消费首先要成为符号，只有符号化的产品，例如为广告所描绘，为媒体所推崇，成为一种时尚，为人们所理解，才能成为消费品。显然，在他看来，视觉符号构成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视觉符号构造了消费社会的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某种特征，在后现代社会视觉符号帝国急剧扩张的时代，日常生活形式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人们是如此深刻地为媒介，尤其是视觉媒介所控制，不管是单向度的接受还是有机的抵抗，都无法拒绝符号对当代生活的有效的支配。”（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由于语言文化试图规避符号文化区域的包围，希望成为独立的存在单元，因而当我们在讨论语境与人类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势必引发文化本位的争执。中国文化的长期西化，使中国文化有陷入“失语”的困境之嫌。目前，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根据“失语症”衍发自觉“拯救”中国文学理论的良好愿望，并让中国古典文化的汪洋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理论学的行动指南。而对这样一个学术困境，学者忽然想起古代文论，文字语义和更为具体的诗学比较都应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很快一批论著就从他们笔下产生。学者们急切想从古代文论的遗产中发掘理论资源，希望以某种带有本土化和民族化色彩的文论素材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于是“转换”的口号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在古代文论的基础上转换、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似乎成了学术界一致瞩目的充满光明前景的康庄大道。而古代文论界也像一个僻远乡村突然因古迹成为旅游胜地，全村都兴奋起来一样，热烈欢呼“转换”的口号，希望藉此激活走向僵化和停滞的古代文论研究。”（《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蒋寅 ） 稻粱，衣食住行生存必需品。以文为谋取生存之道，乃文化人天经地仪之途。为文为师，以学治学，均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辨别和探究。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化学者不管如何努力，中国文化理论的总体方向并未脱离“稻粱之谋”的怪异文化圈----小我、粗糙、单一、个体化、边缘化等。显然，“稻粱之谋”并不能成为文化的最终意义所在。文化的谋略并不是让大批理论学者必须通过文本的对接或转换，从而了解中国文化文本思想意义所带来的人类性格特征与社会环境的相互衬映关系；亦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文本审视，而应该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整合来完成。这个系统工程所引发的文化体位拷量绝非一日之功也非个体所能掌控的。所以，对于个体的研究成就，我们可看作对文化的锁链某个环节的工匠的绝活。 再看，研究过程中的审视（内在与外在）其实也属视觉文化的范畴。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就意味着它的变革时代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当我们在运用智识进行文化语境描述时，无法排除类似“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三教合流”、“情景交融”之类的词出现在思想教义中，这种依附着庞大语境意义的词汇因其过于复杂，从而造成了公众理解力的衰弱。同时，由于公众理解力的强弱才是判断广义上人类智识进化的标志，所以网络文化因其“单基因并易于传播”的性格特征而崛起，很快就混淆了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努力。 这是对人类文化从视觉上的最重大的一场革命。原因却是：文化的“稻粱之谋”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进程中的欲望。 中国文化一直存在一个研究向度。深或浅、浊与清、广与狭、轻与重等，长期成为文化研究的诱因。的确，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命题始终都处在不断的解释中，古代文论的承传和接受史也就是它的解释史而不是文论创造史。每一次解释都是传统话语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形成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历史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每一段河道的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起承转合来说吧，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人们对它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文本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蒋寅语）由于受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困囿，文论研究者更多地体察到文本所赋予人类的深刻性和世界价值观。但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文本之外的感悟与经验总结则大于人类智识理解和沉淀。不同的理论流向，使文本不断产生虚无与空洞之内的讨论，让文本在历史的语境中失去了方向感，从而过多地依赖人类共识。而，不幸的是：人类体察虚无与空洞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瞎子摸象的情况比比皆是：“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怎能把握概念和命题的基本内涵？只会以为古人使用概念随意，缺少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最终对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和价值取向作出轻率和肤浅的论断。”（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在此，笔者提出另一可供商榷的研讨课题：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与“零下四十度”。权作抛砖。
※※※※※※ 诗论集《仰望苍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