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6月3日 晨
昨天大使馆召集驻这个国家的各个机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布置战备的事。埃厄两国边境争端从厄国独立就开始了，吵闹一阵，清静一阵，谁也不愿相信两个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真会打起来。前不久，听安东市长说要打仗，还有些似信非信的，现在好像真是迫在眉睫了。没经历过战争，也不知道如果真打，会打到什么程度。
我的心情很复杂。感到莫明其妙地兴奋。尽管这与我和我的国家的利益毫不相干，但体内的血还真的流快了许多。我细细地体验我的感觉，分不清究竟是向往那想象中的战火硝烟，还是对那必然发生的血腥的厮杀的本能的畏惧。我想着离我万里之遥的孤独无依的女儿，真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不要分离。
当我尽量摆脱一切关于我个人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时，我更感到异常的不安和沉重：神仙打仗凡人总是要遭殃的，战乱不管怎样都会祸及我们。这在国外项目中是最忌讳的，先不要说工程是否能正常开展，我们公司在这个国家有二十二个员工，还有价值四五千万元人民币的设备。果真打起来不管撤还是不撤都很麻烦。人员和现有设备的安全是首先要考虑的，还有我们从日本和韩国购进的设备也正在准备起运的过程中，招商银行的保函也正在办理——为这一切，我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而战争就意味着这一切都要停滞下来——那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电话请示国内，公司的意见很明确，服从大使馆的安排。
我有些茫然，我想去找项目经理林天明，听听他的意见。项目经理部没有电话，有一部电台不知什么原因也一直没装好。只有霍黑族人的部落里有电话，但也只是有事林天明他们才会跑到那里去。
我只有下山去。
天已近黄昏，只有走夜路了。办事处只有那辆漏油的二手奔驶轿车。想到那陡峭的六十公里的山路，以及山下那一百多公里连路基都要看不清的沙石路，我心里真有些发悸。但没办法，我必须连夜赶下山去，再赶上来。因为大使馆要求各机构必须保持二十四小时联络，我让炊事员守着电话，告诉他有事就找大使馆——却在心里发愿，这一晚不要有什么突然的变故。
好在翻译小何的车开得好，但我不知是因为太紧张还是坐夜车，晕得一塌糊涂，六小时的路我和小何走走停停跑了八个小时。远远地看到荒原上天际边高悬的那盏星一样的灯——那是悬在项目营地的一盏探照灯。营地的发电机轰轰作响，这时已是半夜了，远远地我们看见原本没有灯火的宁静的宿舍，窗灯开始亮起来。就突然产生一种有所依傍的归属感，我深深地吐了口气。果然林天明他们听见车响，已经起来了，他光着膀子拉开门，见是我和小何，就又回房间穿上一件背心。这时其他房间也都亮起了灯。
为了保持队伍暂时的稳定，我想这事最好还是不要让更多的人这么快就知道。就让林天明到会议室去谈。我小声地向他传达大使馆召开的会议内容。他听得很仔细，脸变得很严竣，眉头皱成一团，又拿出了烟。
我说：“是不是开个会，商量一下。”他沉默不语。我很着急，就说：我还要赶回去，大使馆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守电话。”
他说：“我们俩先统一意见，行不？”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就说：“不是我们之间统一意见的问题，现在是让我们听大使馆的。”
他淡淡地笑了。我感到他有些不以为然。他说；“我不想走。如果撤，你带队伍走。”
我说：“这不是我和你能定下来的事。”他又笑了，说：“到时候再说罢。”我不喜欢他这样的笑，特别是在这时。
几个骨干坐在一起。林天明让我讲，为了让大家明白形势的严竣，我又重复了一次大使馆通报的情况。我说：“不管这仗打不打，都要做好准备。”我要求他们立刻做好有关物资的清点工作。尽快修好电台，在没修好以前，必须每天保持通三次电话。做好全体职工的工作，不要乱，要稳定有序。林天明不说话，我问他有没有意见，他有点漠然地说；“没有。”我知道他不痛快，但现在不是给他做工作的时候。我们还要赶到山上去。小何去启动我们坐来的那辆破奔驰。周兴力跑来说：林经理让他开丰田上山，天亮再让人把车给我们送上来。我想小何也太累了，为了安全，连夜我们就坐林天明的车上了山。
果然，国内发来传真，先是日本货主通知公司，他们已停止了通往红海的货运。后来财务部也打来电话，说招商行不能为有战事的外国项目办理保函。
6．4日
大使馆又通知开会。征求了大使馆的意见，我通知了林天明也上来开会。我想这样或许会少费点口舌。私下也想，如果能和林天明一起，给大使馆做一些工作，打起来办事处就搬到工地上去，当然更好。因为项目所在的嘎特莱很偏僻，以两国的财力，不管怎样，炮火也打不到它那儿去。
大使馆通报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还糟糕。说边界已经打起来了。说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也不知要打到什么程度。外交部要求首先要保护在厄国全部中国人的安全，因此，除大使馆必留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余的人员全部做好撤离准备。我和林天明找到了经参，提出我们想留在厄国的想法。经参说，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他们是代表国家在执行任务。
在办事处的屋子里，林天明拧着脖子愤怒地说：“我经历过战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官……。”他见我望着他不言不语，竟然刹住了口。
我知道他经历过——两伊和南北也门的战争时他都在当地。我也知道面对战争，他是有足够的经验和勇气，我完全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他这个项目经理当得也够难的了，什么事都让他遇上了。但这是战争呀！我没有权利，也确实不敢违背大使馆的要求，由着我们的性子，做我们想做的事。于是我说：“不管是走是留，都是你我做不了主的，也不是公司可以做主的。”他比我更清楚在国外的纪律。该是清楚我和他担当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听我这样说，他阴沉着脸沉默了一会儿，就从沙发上提起他随时都携带的、装得鼓鼓囊囊的皮包，也不告辞，就朝门外埋头去，不一会儿就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
突然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什么主任或书记。刹那间，我甚至想象我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在战火中保护我们的员工和那些设备。又觉得自己很可笑，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边际。
半夜，听见汽车的喇叭声，项目上的车又上来了。周兴力把总工程师老范送到山上来了。老范说林天明让他上山来帮我。我心一热，心想：“林天明还真是那种‘说归说，做归做’的人”。
今天，先是美国撤离了他们的侨民，接着是英国、意大利大使馆撤离。后来奥地利、俄罗斯等国的大使馆也撤了，我们等着大使馆的通知。我和范工、小何二十四小时轮流在客厅里值班。
6．5
几乎两个夜晚没有睡觉，我感到异常的疲倦，头疼得要命，浑身无力。中午，小何与范工值班，我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突然一阵巨大的响声把我惊醒。我以为我在做梦，躺在床上没动。又一声巨响，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哗哗直响，接着就听见飞机的轰鸣声。我惊异地撑起来，跑到窗前朝外看。只见我们紧邻的教会学校的屋顶上站了几个人，他们对着天空，又唱又跳。哦！打到首都了。
我跑下楼，跑到办事处门口的街上。又有一架飞机飞来，朝城市的东南角俯冲，又响起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就响起高射机枪达、达、达的反击声。机场就在东南角，距我们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远。我想：是在炸机场了。果然头一架飞机又飞了回来，又是一阵俯冲，又响起高射机枪的反击声。老范让我呆屋子里去，说是在外面很危险。我看见教会学校的屋顶上，人越来越多，似乎都不介意那危险。东南方向腾起一股浓烟，楼顶上的人在欢呼。
飞机的轰鸣声渐渐地弱了，最后终于消失了。
左邻右舍平时紧闭的门都打开了，人们都涌在门口热烈地议论着什么。接着便有人拿着小国旗，人越来越多，击着掌，摆动着屁股，合着一样的节拍，又扭又唱，群情激昂。不久，就听说，厄军打下了埃国的一架飞机，但炸死了两个守卫机场的士兵。
没过一会儿，大使馆又通知开紧急会议。小何开车送我到大使馆。
路上，我们看到平时安静的小城沸腾了，一辆辆汽车满载着嗷嗷叫唤着的人们，飞也似地朝机场开去。没有坐上车的人们一群群一队队，疯狂地扭动着，歌唱着。处于亢奋状态的人群，看不出他们到底是兴奋，还是愤怒。不过所有表现出来的绝不是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我让小何尽可能穿小巷，避开那些疯狂的人群。插着美国国旗的美国大使馆的车队，迎面朝我们开来。我马上猜到他们是到机场去了，机场上有美国的专机等候他们。
战神驾着战车，轰隆隆地从天际奔来，人们嗅到血腥味了，于是热血沸腾，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心噔、噔地跳。
大使馆乱糟糟的，会计陈琳在烧什么材料，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味。爬上楼，客厅里二秘张帆正在打电话，他脚边还放着另一部电话。大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看见范参赞正背对着我们和大使在商谈什么。大使看见我们，示意我们到会议室等着。会议室已坐了许多人，——中国在这座城市的有关头目都来了，人从来没这么整齐过。
这才听说，大使还在和国内商量撤离方案。
将近两百人，够难的了，国内是不会派专机来的。国际航班早就乱套了，这会儿又炸了机场，肯定已经封航了。走陆地，要经过苏丹，不仅有几百公里的沙漠，而且交通工具根本不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只有走海上了，我国还有几只远洋渔船，在附近海域捕鱼，到红海对面的沙特或也门，都可以转机回国。
大使馆他们终于认清，要撤离只有坐船。于是要求各单位只留少数人值班，其余的人都到港口集中。什么时候上船等使馆通知。
这时己是晚饭时间，工地电台没修好，电话也没挂上来。我心急如焚，现在说撤就撤，嘎特莱与米齐瓦相距120公里，如果联系不上，工地上那么多人怎么办？我和范工商量，让他带小何和炊事员下山。到工地与林天明汇合后，就到米齐瓦。我留在首都，负责与使馆和国内的联络。范工坚持留下，他说他也经历过“两伊”和南北也门战争，比我有经验。我告诉工地上人和设备更重要，林天明的担子很重，更需要有人帮助。而我在山上使馆和各公司都还有人，会互相照顾的。他见我说得有理，就不再争了。我让他们全部下去。老范不同意，坚持让翻译小何留下陪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好，万一又出什么突发的事情，怕误大事，也就同意了。我们约定按时通话。
他们走了，我突然感到偌大的客厅空荡荡的――小何坐在电视机旁，不停地收看CNN的新闻。
紧张了一天，我才觉得头更痛了，并且浑身发冷，这时不能生病，我连忙找了一把药吞进肚里。直到这时，我仍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战争不要升级，希望不要撤离。但福建外贸公司张经理来电话告诉我，说也门总领事馆也撤了。我顺便告诉他，我没车了，如果晚上撤离，请他来接我们一起走，他痛快地答应了。
我和小何开始清理文件，我把重要的放进密码箱，同时草拟着清单。我们给所有的柜子贴上封条。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我以为是大使馆的电话。接着却是林天明。他问我山上的情况。我把下午空袭的事告诉他， 同时也告诉了他大使馆的决定，以及范工他们已下山和他们汇合的情况。他半天不说话。我知道他不痛快，劝慰他说：“撤就撤吧，这仗不会打很久的，只要设备在人在，很快就会恢复施工的。”林天明却说：“我不想走，不可能打到工地上来……。”我头很痛，觉得他真是太固执了。我告诉他，不管走与留，现在都不是个人的行为，是由外交部决定的。我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些事的时候，我说现在他的责任是带好项目上的那一帮人。
他不说话，把电话给我搁了。
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也深知，也许什么事也不会有。但是我能和他一起违背大使馆的决定吗？即便是我同意，那其他人呢？就算是大家都愿意留下，或者他独自留下，但出了问题，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又是他。他问范工他们坐什么车下山了。我告诉他，就是办事处的那辆“奔驰”。
“那你坐什么车下来？”他问。我告诉他，已经和福建公司谈好了，撤离时一起走。他没再说什么，又把电话又挂。
6月6日：
一夜竟然无事，大使馆也没消息。又是一夜无眠，头重且疼得厉害。本该到医院去看看看。但医院离我们驻地很远，况医院只开处方，药还要到城里才能买到。平日里有车，还没有很大的问题，这时我实在没有精神去看那病。又怕大使馆突然通知撤离。于是只有强挣着，又抓了一把药，吞进肚里。
城市仍然显得宁静，天空仍然是那样湛蓝，鸽子仍然在天上飞翔，墙头上的三角梅仍然开得象火一样热烈。只是，因为昨天的轰炸，街上行人极少，有也匆匆地。
我们的代理人阿孜日来了。仍然一股强烈的香水味。他叽哩咕噜地对小何说了一阵什么，又把他拉到地图前说了一阵。然后示意小何翻译给我听。他说得很快，我只听见在说“毛泽东”及“得胜”之类的词语。小何笑着对我说；“他说没事了，厄国采取中国的口袋战术，包围了埃国军队，抓了大批的战俘。还说昨天打下来了两架飞机，还抓获了飞行员。要我们不要走。”
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来看看我们。后来又支支吾吾地说他没钱了，说想把代理费清算一下。我让小何告诉他，请他把领钱的收据清一下，他的代理费我们是给足了的。他又支吾了一阵，却又说想找我们借点钱，他要回也门，没钱买机票。我笑了。对他说 ：“NO，NO，NO----。”他知道我说话是算话的，一下生气了。朝着小何叽哩哇拉地大叫一阵。小何不翻译，却笑嘻嘻地看他。我平静地望着他，心想怎么当初选了这么一个人物。他愣愣地看了看小何，又看看我，气得一甩手走了。
使馆方面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使馆也不会让这两百多个人坐着那机帆船漂洋过海。何况我们大家都不想离开。山下有林天明，我想不会有大的问题。等吧，我知道，只有等了。我很冷，又开始咳嗽。我取了一条才买的大披巾披在身上，却还是禁不住哆嗦。我不知能不能撑到底，于是就暗自希望不要撤离。
就在这时我听见飞机的马达声。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砰砰地跳起来——机场已经封航了，不会是民航的飞机。果然不到两分钟，就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和哒哒的高射机枪声。小何坐在电视机前，这时他紧张地抬起头看着窗外。不知为什么，我一冲动就从沙发上跳起来往外面跑。在门廊上，我看见一架巨大的飞机低低地从对面教堂的钟楼上掠过。我本能地跳进门廊的过道里，不敢再往外跑。抬头向天空张望，飞机又绕回来了。小何从我身边挤出去，我一把抓住他，小何挣脱我，说：“我出去看看，没什——”他话音没完，一阵更大的爆炸声，震得地也在跳动。我顺势把小何拖进屋子里。轰炸声持续着，震得玻璃哗哗地响。有几次炸弹似乎就落在我们附近，“哗啦啦……，不知哪扇窗户的玻璃震烂了。地板跟着爆炸声弹动。我们静静地呆坐在沙发上，谁也不说话，也不知该怎样去躲避那可能飞进来的弹片。我只感到我的嗓子又干又痒，浑身冷得竦竦发抖。于是就端起茶杯来不停地喝开水。
飞机终于飞走了，我舒了一口气，骤然感到很累，很累，眼前直冒金花——我不知是病得这样，还是被吓成这样。我闭上眼睛头靠在沙发上，定了定神。睁开眼，看见坐在沙发上发呆的小何，不自觉地想掩饰自己的慌乱，就故作镇定地教训他说：“这种时候怎么能乱跑。出了事怎么办？”
这时就听见门外汽车喇叭响。一听那长长的喇叭声，就知道是项目上的车来了——真没想到这种时候，项目上的车会来。我眼一热，不知为什么，眼泪就要往外涌。趁小何跑去开门，我赶紧定定神，把泛起的泪花抹去。原来是小周，开着林天明的皮卡车上来了。他一边大步往里走，一边十分亢奋地说：“挤都挤不过来，那些黑仔朝着飞机都在跳……。”我问小周怎么上来了，小周说林经理不放心，怕撤离时办事处找不到车。我又问项目组的情况，他说全部中国人都到米齐瓦集中了。我又问设备怎么安排的，小周说，委托当地驻军代管。驻军还专门派了一个班驻到营地，帮我们守卫。听到这我心踏实了一些。
知道山下所有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想撤不撤都只有顺应自然了。明白不用我林天明也会办好一切，心里便宽松了许多。抽空我给公司和家人各发了一份传真，大致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我知道他们都为我们担心着——原本是想向公司和家人交待点什么，但马上打消了这念头，一是怕徒然给他们增添负担，再是想到若说交待什么的话，出国时已经把一些重要的事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一个家人能见到的地方了。
正暗自庆幸又赖过了一天，小何就接到大使馆的电话，要求我们马上到港口集中，说埃国政府通过电视，通知所有在厄国的外国人在十二个小时以内必须撤离，否则，不为其安全负责。这时已是晚上的十点。
6月7日
我们匆匆地收拾了办事处的物品。坐上小周开的小车。小何很仔细，临上车时，又提醒我带着药。我抽空就又塞了一把药在嘴里。
我们先到大使馆，大使馆已乱作一团，工作人员在焚烧什么文件，大使竟坐在地板上，他跟前放了几部手机，不知他还想跟谁联系。张参赞告诉我们，大使馆除大使、一秘李军还有事务长老陈留下以外，其余的由张参和范参带领和我们一起撤。张参赞让我们先走，说大使馆的驾驶员不够，让我们通知工地，请我们公司派两个驾驶技术好的人上来──其实大使馆男男女女都会开车，只是下山的路太险，又在夜晚，所以谁也不敢摸那方向盘了。我看看表，已是十一点钟了，下山到米齐瓦要三个小时，上山则要四个小时，算算时间已经相当紧了，不知大使馆怎么搞的，让我们做好战备，他们连驾驶员都没准备好。为赶路就催促小周下山了。
一紧张起来忘记吃晕车药。上车就晕车，胃难受得要命，我紧紧地闭着眼，动也不能动。几次小周要停下来说休息一下再走，我都不同意，我怕山上大使馆的人等急了，更怕由于动作迟缓，影响这次撤离。那牵涉这一百多人的安全呀。但越急心越慌，胃涌动得越厉害。我试图把车窗放下来，把头伸出去吐。小周嘎然停下了车，说：“还是休息一下吧，不过几分钟，我们也要方便。”我蹲在路边，不停地呕吐，死去活来。两个男人站在我身旁，不知怎么帮我才好。只是不停地递给我面巾纸。吐完了，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十分地沮丧。遥望被月光映照着的那阴森森的崇山峻岭，和被迷朦的夜色笼罩着的山路，我突然有一种对未来没有把握，惶然不知所终的感觉。急着赶路，容不得我多想，又爬上汽车匆匆而行。
到米齐瓦已是两点钟，林天明已安排好了一切，我如释重负，人一下就软了。工地上的人全都住在一个旅店里。林天明把我安排到他的床位上休息。他带着一个驾驶员到山上去接大使馆的人。小何送来一瓶矿泉水，问我还需要什么不。他们的友好与周到，让我感到我是那么软弱，不堪一击，想来真是很惭愧。不知为什么。躺在床上，也不知睡着了没有。
四点多钟，林天明敲门进来，我算一下时间，不该这么快。原来张参赞他们等不急了，在山上找了两个黑人驾驶员把车开下来了，林天明他们还在山脚下就碰上他们的车。大使馆的人已经到港口去了。让我们也马上到港口汇合，一起上船。
匆匆地，我们一行上了烟台鹿鸣公司的渔船。这是中国一家民营公司，与当地人合资开发渔业，也算是经参处牵头搞的一个外经项目。我们这时用他们的船，也是要付钱的。他们一开口就要250美金一个人——比飞机票还贵，但为了逃命，又仅此一家，所以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四只船，在米齐瓦港口的军事港内一字排开，等我们上船。
我们上的船是十五号，船很小，只有380马力，从船头到船尾不过二十码。船的前半部分有两层，上面是指挥台，下面是船员住的地方。后半部分被船板覆盖着的是机舱和鱼舱。船员们把遮盖货物的帆布给我们铺在地上，我们公司二十几个人全都只有坐在甲板上。在指挥舱的右侧挂着一只小小的船，那是救生船，但在这汪洋大海中，那一叶扁舟，就象玩具一样。
船的油不够，还要等天亮了加油，所以开船还早。月亮很大，圆圆的，挂在西边的天上，启明星很亮很亮地悬在东边，东边的天上也开始现出鱼肚白。范工仰望着天上的月亮，自言自语地说；“今天都十六了”。
海上有浪，船泊在港口仍一起一伏的。船在加油。还要等到一会儿。我觉得很不舒服，想吐。于是又越过跳板，来到岸上坐在一个石阶上，看着不知为什么忙碌的人们。心里很不踏实，有许多担忧。我并不担心埃塞的炸弹，那毕竟是有限的啊，但把这几十个人的身家性命全都寄托在这小小的一叶扁舟上，我真怀疑这是不是明智之举。我问林天明，用不用开个会，再强调一下安全。林天明说：“算了，这种时候谁也不会跟自已过不去”。他想了想又说：“你不要担心，在国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每次都化险为夷。你放心吧，这次也会平安无事的。”
想到当初他对撤离抵触的态度，而现在他不仅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反过来安慰我，我真感到欣慰，心想：“谢天谢地，这一路上不致于再为撤不撤吵嘴了。”又感到有几分依靠。他问我吃药没有。——他们从小何那里都知道我这几天身体不好在吃药。就说：“你别管我，我自己知道。”心想：“真的不能病倒了。”就自己找出药来，林天明看着我吃药，就说：“你再吃点晕车的药吧，一会儿你肯定要晕船的，吃了会好些。”小何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包叠得方方正正的东西，我疑惑地看着他，他小声对我说是游泳圈，以防万一。我拿着那东西哭笑不得，这个小何还真未褪孩子气啊。——在那汪洋大海里，就算是它能顶事，我能一个人把它套在身上求生吗？再退一步，即便我做得出来，那时我有力气来吹胀这个家伙吗？我把它退给小何说：“回国去，游泳的时候你再给我吧！”小何尴尬地笑了。
看见大使馆的人来来往往地跑，好象很紧张，说是埃塞宣布的12个小时期限快到了。果然，四只船的油还没加满，大使馆就不准加油了，这时刚到八点。每只船都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我回到船上，船起锚出发了。
四条船在海上衔尾而行，我们这条船在最后。我们都坐在船板上，太阳很大，但海上有风，也不十分热。林天明扔给我一件工作服：“说你把头遮一遮，这紫外线是很凶的。”我说：“用不着。”又把衣服扔给他，挨着他坐的张师傅一把抓住衣服说：“还是遮遮吧，晒曝了皮，会起泡的。”我说：“你们不是都晒着吗？”张师傅晃晃他的胳膊说：“我们都脱过几层皮了，再晒也不会起层了。”看看我的胳膊确实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古铜色的皮肤，油光铮亮。而我却苍白并毫无光泽。
船向北驰，离陆地越来越远，渐渐地看不见了，海天一色，随着船的颠簸，海平线时高时低，时正时斜地晃动。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有一种莫明的不安全感。就象我在危岩上有一种不安全感一样。我问到吉达要走多久，张师傅告诉我，他听水手说，要走二十多个小时。于是，我觉得对岸太遥远了。渐渐地，我不敢正视那晃动，胃又开始翻涌，我知道何文给我的晕动灵已失去了效用，就把头埋在膝上，不去看那海平线。
有人摇摇我的胳膊，我抬头，见到是这只船上的船长，上船时，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的。他说前舱的一间屋子，有空调，让我进去休息。我不想去，想和自己的人呆在一起，也不想搞得太特殊。船长说：“你进去吧，说不定他们还觉得方便些。”我看看对面几个工人已经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了，而我周围的张师傅、小何他们，却都正襟危坐。小何附合说：“真是，你去我们还真的会自在一些呢！”我在犹豫中，小何和另一个船员已连扶带拽地把我拖下甲板。那间舱看样子是炊事员的房间，小小的，顶多有两平米。窄窄的一张固定的铁板床，紧靠在一个圆圆的舷窗下，破烂棉褥上铺了一床破烂的灯蕊草编的草席，床头摆了一个不知什么颜色，但印满了汗渍和口水渍的枕头。弦窗旁挂了一把秤，随着船的颠簸在摇晃。床下摆了几个装了什么东西的袋子，那房间没有门，跨进那门坎就是那床，几乎没有可以转身的地方。屋里确实凉爽许多，但很闹，轮机似乎就在脚下的舱里轰鸣。我感到憋闷，想回到甲板上去，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船员拿了一张鲜红的崭新的绸子，往门钉。我以为他是为我挂个门帘，告诉他用不着。但是从他固执并闪烁不定的眼神里，我突然悟着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忌讳有女人在船上啊！我哭笑不得，却又无可奈何。入乡随俗罢，我还是愿意尊重船主的意见，谁让我上了这条船呢。我知道目前在这船上我是派不上用场的，假如真需要我，什么还能阻拦我去哪里呢？
我把那枕头扔在一边，把张师给我的工作服叠了叠当枕头，就顺势躺下，但胃里的涌动却越来越凶，里越来越难受，我知道我开始晕船了。小何给我端来一碗饭，白白的米饭上，摆了几段烧得红亮亮的鱼。我才知道是到中午了，尽管两天来我没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了，但一闻到那股鱼腥味，我就打干呕，我不想吃。林天明从舱外探进头来说：“必须吃。”我知道这是常识。我也明白，这种时候我不能倒下，我必须增加我的体能。我接过碗，刚拨弄了几下，就感到我的舌根好象被谁拽着往下扯，接着就是一阵翻肠倒肚地呕吐。我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水，──头天在山道上，我已经把该吐的吐完了的呀。那真是一阵天昏地暗颠三倒四的错乱，似乎五脏六腑在那一刻都想从那嗓子眼一起挤出来。小何束手无策，慌乱地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好。林天明见我稍微缓过点气来，才将一瓶矿泉水递过来，示意我漱漱口，然而，当我将瓶口凑近嘴边，却又是一阵乱吐。终于平息下来。林天明说：“不管怎样你都得吃。”我闭着眼，点点头，示意他不要管我，我懂。我想休息一下再说。
可是不知怎么了，到了下午，风浪猛然变大了，开始还算平稳的船开始巨烈地颠簸起来。船舱里顿时响起乒乒乓乓物件倒落在地上发出的声响。我睡在铁床上，身体忽地被轻轻地托起，头却狠狠地砸在床上，我紧紧地抓住床沿，生怕被甩到地上。我听见过道上有人呕吐，我的喉头一阵发紧，就又开始呕吐。我抓住床沿，把头伸出去吐，又一次腾起，落下时，我的脸狠狠地砸在床沿上。右眼一黑，一颗颗金星闪烁起来。
船舱里响起警铃声，项目上的陈副经理抓着门框突然来到我面前，他衣服和头发都是湿的，还在嘻笑着，却感觉到他的紧张。他问我怎能么样。我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也不敢说话，生怕忍不住又吐起来。他说我们遇到了大浪涌，船长说到了9级。甲板上的人都撤到船舱里来了。又说没有救生衣，只有一只小船。林天明带着几个人在捆甲板上的行李。我不知道9级意味着什么，但听见那一阵阵使人心悸的警铃，我突然觉得我的位置应该是在甲板上和林天明他们在一起。于是就撑起来想下床。又一次腾起，我差点被摔下床来，我一把抓住陈副经理的胳膊，小陈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要出去看看。小陈说：“吴主任你不要动，外面没你的事。”我坚持地抓住小陈的胳膊，光着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往鞋里探。林天明这时也挤进来，看着我抓着小陈站在床下，不知我要做什么。听说我想到甲板上去。就说：“我们都进来了，东西也固定好了，你还出去做什么？”我疑惑地看着他，他说：“真的，不然我怎么会进来。”我信了，坐到床沿上，双手紧紧地抓住床沿，又开始干呕。林天明说：“你快躺下吧，躺下会舒服一些。”我没再说什么，颓然躺在床上。
船象发了疯的野马，上下乱跳。林天明一手抓住门框，一手抓住床沿，看着我的脸又问：“你脸怎么了？”我骤然感到脸生疼生疼的，才知道刚才那一下确实砸凶了。就说：“没什么，刚才碰了一下。”林天明“哦”了一声，突然又问我吃药没有，我才想起已经错过了吃药的时间，而我的药还放在甲板上的旅行袋里。就说：“算了吧，到岸上再吃。”林天明说：“那怎么行？天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他扶着门框出去，一会儿拿来一瓶矿泉水又问我，“药呢？”船颠得很凶，所有的人都就地坐下了，看着他为了我攀来爬去，我实在不忍心。何况，这么大的风浪，所有的人都从甲板上撤下来了，那上面很不安全。但我心里很难受，说话也很困难，索性不理他，伏在那铁板床上任由它颠。
林天明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不知道，我蜷缩成一团，朝着船壁，动也不动，似乎这样才舒服一些，也安全一些。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了，叫我吃药。我才知道他是爬到甲板上去拿药去了。我没动，他在我身后说：“吴主任，你吃药吧，如果你的病恼火了，我更没法了。”他是合江人，把“法”说成“划”。平时我是要笑他的，可当时不知怎么地，听到他那焦灼的声音，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我不知怎么这么没有用，搞得这么狼狈。但我还是抹掉眼泪爬了起来，我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添乱了。
药一吞下去，就往外吐。林天明从他衣袋里掏出那个药包，数了几片又递给我，吞下去又吐出来。我全身冒着虚汗，昏头昏脑地瘫在床上，林天明焦急万分，我想着还有那二十几个人需要人照顾，就对他说：“不要管我，我在这儿很安全。”你去看看他们，药我一会儿想法吃。小林想想，把药包挂在我头顶上的一颗钉子上，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风浪越来越大，我们的船一会栽进浪底，一会儿又被抬在浪尖上。我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头顶上的秤杆，一只手仍然抓住床沿。生怕被甩到床下去。那真是一种什么自制力也控制不住的弹甩啊。突然，没扣紧的舷窗被浪冲开，一大股海水涌进来，劈头盖脑地淋在我身上，我和我身下的席子褥子全泡在海水里了，我尝到了海水的苦涩。我还没把脸上的水揩干，第二股水又涌进来，我挣扎着跪起来，想把舷窗关好，但没有办法，船晃得太凶，我跪不稳，手也没力气去扭那大大的螺丝。而就在我跪起来的那一刻，我看见那忽高忽低的湛蓝，和那泛着死亡的光辉排山倒海闯来的浪阵。
在国内，我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海。到国外，尽管在米齐瓦的海滨泳场上远眺过那迷茫的海洋，在浅水中捡过贝壳。但也从来没有这么深入靠近大海。过去我眼里的大海，湛蓝而平静，浩翰但却宽宏。我向往那湛蓝，（特别是我没见到大海以前，）我渴望贴近它，渴望坐坐海船。第一次这么近地贴近，领教的却是它的疯狂与狰狞，凶猛与残暴。那是让人心惊的湛蓝啊！我放弃了，蜷成一团，任凭海水自由地涌入，淋在身上床上，象一只受到惊吓的牲口。
林天明一直到天黑都再没到我这儿来。
船一直不停疯狂地颠簸，船上没有人的声息，只有底舱的轮机发出巨大的尖利的响声，那声音象生了锈、没上油的齿轮咬合时发出的巨响，又象非常吃力的摇着船橹，一下，两下------。船象是在原地摇荡，似乎那巨大的声响，就是要维持这摇荡。身体和心脏都随着那摇荡忽上忽下，我明白，我们船随时都有可能在这摇荡中倾覆。这种时候，不管是死是活好象变得不重要了，──只是那使人心悸的声响，让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摇摆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呢？
上船时说是二十小时就可以到达吉达，我分分秒秒地算着时间，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点靠岸的迹象。时间很多，时而想到女儿，心很痛但无可奈何，认命了。好在还有几个兄妹，他们自然会照顾她的。只是想到她还那么幼小，想象着她惊恐无措的模样，我心一阵阵地发痛，又淌眼泪。没人——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淌眼泪。
那时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想呕吐的感觉，是人在那种不能理解的狂野的自然力面前颠来倒去，却无能为力所感到的耻辱，是那种没有一点点徵兆要停下来无休止的折磨。是长时间的在生与死的面前清清楚楚但又不由自主的徘徊。
6月8日
天亮了，林天明憔悴不堪地扶着门框来看我，问我好不好，我向他点点头。他似乎有点晃惚，跨进门一只手抓着床沿。问我吃药没有，我说没，他有些不解地望望我。我说我想喝点水，他问：“水呢？”我摇摇头，他在地上检起一个空瓶，那是他留给我的。什么时候从床上摔到地上，塑料瓶竟破裂了，我竟浑然不知。他告诉我，昨天淡水舱就进了海水，船上早没淡水了，所以昨晚连夜饭都没煮。我才想起，昨晚确实没人喊吃饭。我很惭愧，连瓶水都守不住。
他转身出去。过一会儿又摸索进来，不知他从谁那里拿来的水，我不要，我知道，水这时对谁都很重要。他说：“这水是范工的，你吃药吧，”他帮我取下药来，我顺从地吃了。奇怪的是尽管我仍然很恶心，但却没把吃的药再吐出来。我问他“大家都好吗？”他说，“都好，只是晕船，都倒了，连水手们也倒了。”我问他好不好，他说，“好，只是昨晚在驾驶舱，陪了船长和大副一晚上。”他说：“我怕他们撑不住，把船开翻了。”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他没到我这里来。他说谁也说不清楚今天是否能到吉达。我听了很吃惊，因为从地图上看，吉达隔着红海，就在米齐瓦的斜对面，当时说二十小时就可以到达，算来我们整整走了二十四个小时了。小林挣扎着又看其他人去了。船员来帮助我把舷窗修好，又把湿淋淋的褥子换了，我略微舒服点，尽管连内衣都还是湿的。
空调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的，太阳出来了，舱内又热又闷。几只苍蝇在舱房里嗡嗡地叫，米齐瓦的苍蝇真多，它们竟随船一齐来了。它们时不时飞来停在我的脸上，痒痒的，我挥手赶走它们，一会儿，又飞来停在我的脸上，如此几番，我没力气与它们纠缠，只有由它们爬了。口越来越渴，开头小林给我吃了药，我执意让他把那瓶矿泉水还给了范工。进来一个船员，是这个舱的主人，他拿了一个电热杯准备煮方便面吃，我求他给我一点水喝，他把从热水瓶倒进电热杯里的头天剩下的一点水连杯一起递给我。我不忍多喝，喝了两口就还给他。可他刚走，我就又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两天了。我几乎滴水未进，真不知那来那么多的水，──又苦，又酸，又涩，吐得地覆天翻。眼里腾起一团团的黑云，心扑扑地跳。我倒在床上，半晌没缓过气来。我没指望有谁能帮我，我知道这时谁也帮不了谁，因为不管是谁都需要帮助。
浪更大了，警铃一阵紧似一阵。在颠簸中，舷窗阴一阵，阳一阵，我知道阴的时候就是船沉进浪谷底下了。由于我的劲使得太大，挂秤的钉子已被我拔出，秤掉下来，好在秤砣没砸在我腿上。我侧身躺着，双手死死地抓住床沿，有一次，我被甩下了床，我不知道疼，怎么爬上床的我都搞不清楚了，只知道我曾单腿跪在地上。那一瞬间，我以为我们的船要翻了，但它却没有翻。
从早上起就有船员到我的船舱里来。在紧靠我头对面的角落里，放了一麻袋带壳的花生，他们抓来充饥。他们问我吃不吃，我既没力气，也没口味。他们说，你要有勇气，必须吃。我尽量笑着向他们表示我的谢意。他们怕我抓不着，特意抓一把放在我的脑袋边上。
我觉得不是勇气不勇气的问题，谁能帮我止住那心悸，那恶心，那晕眩，那眼前时不时浮泛着的黑云，那我一定会起来不停地吃，象林天明一样，船前船后地照顾大家。也许我会一样地恐怖，但我一定会撑着，不露痕迹地掩饰着，保全我的尊严。我突然想到江水英——那个样板戏里的女人，这时脑袋里冒出这个人物来有点可笑，又感到异常的沮丧和羞愧。那些花生滚到我的背后，硌得我背很疼，我吃力地一颗一颗掏出来把它们扔在地上。
舷窗依然没有关好，海水依然汩汩地流进来，只是没有先头那样汹涌了。褥子又湿透了。舱里积了很深的水，我看见我的皮鞋在水里漂来漂去。我一动也不能动，一动全身便抽搐着。中午时分，小林不知在什么地方搞到半瓶水和着一袋饼干给我捧来。我鼓励自已吃点东西，刚要把瓶口送到嘴里，船往下一沉，水不仅倒一身，天旋地转，我又一头栽倒在床上。任由它去罢，我把眼睛又闭上。
又到晚上了，船依然在海里挣扎。除了舱底发出的巨大的轰呜声和齿轮的咬合声，几乎没有人声。我已经麻木了，间或意识到身心的分离与时空的断裂。不知什么时候，隐隐地外面传来一阵男人压抑着的呜咽声。我一下才意识到我们的所在，就想分辨是谁。突然又听到一声怒不可遏的叫骂声：“我日你——，你哭丧？”——那哭声更大了。听见有人在劝止。
突然意识到无论如何我不能就这样躺着。黑暗中，我挣起来用脚摸索地下，想找到鞋子，可脚趾感触到的是水，我知道，那是从舷窗淌进来的海水，我干脆双脚踩进水里，不顾一切地一脚跨出那间小舱房。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我双手扶住门框，深深地出了口气。
“你要做什么？”我迎面看见小林坐在我门对面上指挥舱的窄窄的铁台阶上。听见这一声问，那哭声嘎然而止。顺着过道的地上有几个人互相倚靠着，翻译小何也在他们中间，他们抬起头看着我。我看见项目组那唯一的一个农民工——木匠小宋一脸的悲戚，他的对面坐着工长老彭，我知道刚才是他在骂人。我没说话，示意林天明给我腾个位置出来，林天明说：“你躺着吧，可能会舒服些。”我摇摇头。他也不再坚持，拉着我的手，让我在他的位置上坐下。又找来我的鞋示意我穿上。
小何在我对面抬起头，朝我强笑了一下，又把头埋进膝盖里。我看看过道里，只有十几个人。我问林天明其他的人到哪里去了。林天明说有几个在船员的舱房里，还有几个在后舱。他把他的一只酱红色的挎包放在我背后的阶梯上，又把一床毛巾被叠好垫在上面，说：“你靠着吧，会舒服一些。”我让他不要管我，去看看大家。他钻进我住过我舱房里，把药和矿泉水拿出来递给我，说：“再吃点吧，不吃不行”。看着我把药吞了，没吐，他又递给我一包饼干，就钻出甲板，我知道他是到后舱去看那些人去了。过道里安静了，小宋也没再呜咽。
因为阶梯太陡，靠在小林给我做成的靠背上其实并不舒服。我蜷成一团，象小何一样，把头埋进膝盖里。仍然不舒服，但没有了那种象牲口似的感觉了。坐在他们中间，感到踏实，也不觉得十分恐怖了，设想着这时就是翻船了，心里似乎也会坦然一些。林天明走了一圈，见我抬起头，就对我说；“没事，都在睡。”说着就在我脚边坐下。
我们在海上已经漂泊了四十多个小时了，浪涌仍然很大，黑沉沉的夜，似乎也没有尽头，也不知道我们走到哪里。时不时想着陆地——那似乎成了十分遥远但却幸福美好的回忆。
6月9日
清早，浪涌似乎变小了，船员用冻鱼的冰化成水煮了稀饭。林天明问我吃不吃，我想我必须吃，请他帮我舀点米汤。可端到我面前，一闻到那股味道，我就又开始吐起来，把晚上吃的药和水全都吐完。林天明从驾驶舱下来，说我们中午可以到达，感到了希望。船也似乎平稳了一些，尽管还是很颠簸，但能感到它是在前进了。
中午，终于看到了海岸，船上的人们似乎又活转过来了，开始在过道上走动，有人问一位海员我们到什么地方了，他说到了苏伊士运河了。我们似乎觉得也在情理之中。可林天明爬到驾驶舱问船长，船长说；“吉达”。天啊！我们在海上挣扎五十几个小时，却仅仅只到了红海对岸。
小何和范工搀着我走到甲板上，有中国官员在岸上接我们。我放心了，脚一软，跪坐在地上。
6月10日
仿佛做了一个恶梦，梦醒来，我睡在沙特吉达皇冠旅馆洁白、清静的客房里。头依然很疼，咳嗽也依然。我感到十分地疲惫，疲惫得眼不想睁开，甚至连手指都不想抬一抬 。
事实上，这几天我的睡眠很不好，上岸以前我十分清楚，知道我一直都没有睡。只是到后来，思维有些混乱，有时有些断断续续。我依稀记得我们上岸时，沙特政府很紧张，许多军警远远地围着我们这群难民不让我们动一动，不知是把我们看成入侵者，还是一群患有瘟疫的人。我是被抬上岸的。没有准许我们入关时，我躺在港口的海关大厅里一间临时隔开的房间里，有医生围着我给我检查，后来给我又挂上了吊瓶，我就睡了。
后来醒来，恍惚看见，那房间里躺着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中国人，有几个中国人在我们身边忙碌，其中还有一个全身都裹在黑纱里的女同志。见我醒了他们都很高兴，忙叫林天明。我才见到小林，我才知道，他们是中国驻沙特吉达总领事馆的同志。听说，我们在海上整整漂泊了五十二个小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失踪了，沙特政府甚至派出了直升飞机，在海上搜查，发现了我们。
没有见到其他的人，我又意识到我的责任，小林说，他们都好，现在都入了关，住进宾馆了。一直折磨我的懊恼与沮丧，使我觉得很累，百感交集中眼泪涌出来，我闭上眼睛。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我都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心高气傲下的怯弱与无能，我确是一个不称职的主任啊。我不用别人安慰，，把头扭到一边，也没再睁开眼睛。
傍晚，他们把我送到宾馆，我倒在床上，什么也不愿想就又睡了。
6月12日
一觉醒来，感觉好多了。蓦然听见悠长的颂经声，我爬起来第一次来到窗前。天是湛蓝的，只有东方，现出好看的桔色的霞光。窗外是一遍大而美的广场。有一片连着一片开着艳丽的红花的草地，有高大的喷水池和一尊叫不出名来的纪念碑，更远处，是一座雄伟壮美的清真寺，──乳白色的围墙，天蓝色的缀有星月标纪的圆形的塔顶，琉璃瓦在霞光中熠熠生辉。阿訇的颂经声就是通过那儿的高音喇叭传过来的。白鸽在天上飞翔，汽车无声地行驶，多而快。这就是和平啊！
我深切地感到所有的一切是那么不真实 ── 眼前的和过去了的。特别是想到家，遥想着别离后的亲人，更有一种晃若隔世的滋味。仰望那深邃的蓝空，那耳畔回旋的颂经声是那么悠远而神秘，似乎在提示我什么：生与死，存在与虚无，——是一样地真切，紧紧地裹在一起，水乳交融。
骤然感到，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都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突然那种一直折磨着我的懊恼与沮丧似乎也没那么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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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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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楼] 作者:单纯女人
发表时间: 2004/11/07 14:08
这是无论怎么复制粘贴都不变型的排版
容与姐姐复制保存吧，如果保存在写字板，那么下次发在网路上也显示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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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一代天骄>、 [3楼] 作者:鹰男
发表时间: 2004/11/07 17:11
这样排版
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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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需要体魄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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