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几乎两个夜晚没有睡觉，我感到异常的疲倦，头疼得要命，浑身无力。中午，小何与范工值班，我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突然一阵巨大的响声把我惊醒。我以为我在做梦，躺在床上没动。又一声巨响，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哗哗直响，接着就听见飞机的轰鸣声。我惊异地撑起来，跑到窗前朝外看。只见我们紧邻的教会学校的屋顶上站了几个人，他们对着天空，又唱又跳。哦！打到首都了。

我跑下楼，跑到办事处门口的街上。又有一架飞机飞来，朝城市的东南角俯冲，又响起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就响起高射机枪达、达、达的反击声。机场就在东南角，距我们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远。我想：是在炸机场了。果然头一架飞机又飞了回来，又是一阵俯冲，又响起高射机枪的反击声。老范让我呆屋子里去，说是在外面很危险。我看见教会学校的屋顶上，人越来越多，似乎都不介意那危险。东南方向腾起一股浓烟，楼顶上的人在欢呼。

飞机的轰鸣声渐渐地弱了，最后终于消失了。

左邻右舍平时紧闭的门都打开了，人们都涌在门口热烈地议论着什么。接着便有人拿着小国旗，人越来越多，击着掌，摆动着屁股，合着一样的节拍，又扭又唱，群情激昂。不久，就听说，厄军打下了埃国的一架飞机，但炸死了两个守卫机场的士兵。

没过一会儿，大使馆又通知开紧急会议。小何开车送我到大使馆。

路上，我们看到平时安静的小城沸腾了，一辆辆汽车满载着嗷嗷叫唤着的人们，飞也似地朝机场开去。没有坐上车的人们一群群一队队，疯狂地扭动着，歌唱着。处于亢奋状态的人群，看不出他们到底是兴奋，还是愤怒。不过所有表现出来的绝不是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我让小何尽可能穿小巷，避开那些疯狂的人群。插着美国国旗的美国大使馆的车队，迎面朝我们开来。我马上猜到他们是到机场去了，机场上有美国的专机等候他们。

战神驾着战车，轰隆隆地从天际奔来，人们嗅到血腥味了，于是热血沸腾，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心噔、噔地跳。

大使馆乱糟糟的，会计陈琳在烧什么材料，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味。爬上楼，客厅里二秘张帆正在打电话，他脚边还放着另一部电话。大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看见范参赞正背对着我们和大使在商谈什么。大使看见我们，示意我们到会议室等着。会议室已坐了许多人，——中国在这座城市的有关头目都来了，人从来没这么整齐过。

这才听说，大使还在和国内商量撤离方案。

将近两百人，够难的了，国内是不会派专机来的。国际航班早就乱套了，这会儿又炸了机场，肯定已经封航了。走陆地，要经过苏丹，不仅有几百公里的沙漠，而且交通工具根本不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只有走海上了，我国还有几只远洋渔船，在附近海域捕鱼，到红海对面的沙特或也门，都可以转机回国。

大使馆他们终于认清，要撤离只有坐船。于是要求各单位只留少数人值班，其余的人都到港口集中。什么时候上船等使馆通知。

这时己是晚饭时间，工地电台没修好，电话也没挂上来。我心急如焚，现在说撤就撤，嘎特莱与米齐瓦相距120公里，如果联系不上，工地上那么多人怎么办？我和范工商量，让他带小何和炊事员下山。到工地与林天明汇合后，就到米齐瓦。我留在首都，负责与使馆和国内的联络。范工坚持留下，他说他也经历过“两伊”和南北也门战争，比我有经验。我告诉工地上人和设备更重要，林天明的担子很重，更需要有人帮助。而我在山上使馆和各公司都还有人，会互相照顾的。他见我说得有理，就不再争了。我让他们全部下去。老范不同意，坚持让翻译小何留下陪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好，万一又出什么突发的事情，怕误大事，也就同意了。我们约定按时通话。

他们走了，我突然感到偌大的客厅空荡荡的――小何坐在电视机旁，不停地收看CNN的新闻。

紧张了一天，我才觉得头更痛了，并且浑身发冷，这时不能生病，我连忙找了一把药吞进肚里。直到这时，我仍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战争不要升级，希望不要撤离。但福建外贸公司张经理来电话告诉我，说也门总领事馆也撤了。我顺便告诉他，我没车了，如果晚上撤离，请他来接我们一起走，他痛快地答应了。

我和小何开始清理文件，我把重要的放进密码箱，同时草拟着清单。我们给所有的柜子贴上封条。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我以为是大使馆的电话。接着却是林天明。他问我山上的情况。我把下午空袭的事告诉他， 同时也告诉了他大使馆的决定，以及范工他们已下山和他们汇合的情况。他半天不说话。我知道他不痛快，劝慰他说：“撤就撤吧，这仗不会打很久的，只要设备在人在，很快就会恢复施工的。”林天明却说：“我不想走，不可能打到工地上来……。”我头很痛，觉得他真是太固执了。我告诉他，不管走与留，现在都不是个人的行为，是由外交部决定的。我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些事的时候，我说现在他的责任是带好项目上的那一帮人。

他不说话，把电话给我搁了。

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也深知，也许什么事也不会有。但是我能和他一起违背大使馆的决定吗？即便是我同意，那其他人呢？就算是大家都愿意留下，或者他独自留下，但出了问题，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又是他。他问范工他们坐什么车下山了。我告诉他，就是办事处的那辆“奔驰”。

“那你坐什么车下来？”他问。我告诉他，已经和福建公司谈好了，撤离时一起走。他没再说什么，又把电话又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