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城市，我来得太迟了。

我清楚地记得，这是若干年前，我走出北京站的第一感受并将此感受以各种方式表述给了别人。

我相信当时自己乡把佬式的举动肯定让北京人皱起了眉头。我身边到处是喧嚣的色彩和涌动的线条，我相信自己一定张大了嘴巴，私下里妥协了自己的看客身份。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北京，我是看客；于我，北京是看客。

若干年后，一个走动得很近的长辈的女儿结婚，长辈从老远的家乡赶来，我也赶过去。席间，我将一大杯啤酒倒进嘴里，打了个很响的嗝，使劲地拍着胸脯：“明天……我，我拉您老好好玩几天。”长辈也打了个嗝笑得很写意：“昨儿我去天安门了……68年我去过，还那样儿。”

从长辈那儿回来，在子夜的四环路上我锁定时速在140公里，打开音响有李贞贤乱七八糟的声音漫来，我笑了——此北京可非彼北京了。

北平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北平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上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8000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甚至震撼了来自拥有万神殿和古罗马角斗场的马可·波罗。

吸引马可·波罗的是中国建筑中表现出来的人和天地自然无比亲近的关系，以及明显的理性精神。中国的建筑艺术始终贯穿着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本意识，追求人间现实的生活理想和艺术情趣，正是中国建筑所创造的“天人合一”，以及“我以天地为栋宇”地融合境界，感动了马可·波罗。

一代才女林徽因对北京的描述，始终这样被我记载在我的笔记里，她用最朴素的汉字传达了对北京的最朴素的理解。

然而今天的北京已经不同，人们赋予了摩天大厦以丰富的象征意义，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们高耸入云，远离大地，对乡土和农耕文明的开始了彻底的否定。

自60年代始，北京拆掉了影响扩张、影响观瞻、失去了防御意义的城墙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北京是不知所措的。直到在原来的城墙旧址上建了二环路，城市的规划者才确立了扩张方略：摊大饼。于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再过几天，怕要把整个河北环进城内了。

有西方人嘲笑北京，嘲笑中国式的都市扩张方式。

可北京有什么办法呢？北京没有办法，面对自身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如潮涌来的外来人口，北京人有时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但最终北京人还是两手一摊宽容地笑笑（似乎只能宽容地笑笑），大饼已经摊成——不，还将继续摊下去。

50年代建成的北京站和90年代新建的北京西站都秉承了同一种建筑思想——规模恢宏、最大限度地体现古都风貌及民族风格。这两大站的日承载能力，在全亚洲都是数一数二的。然而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永远是拥挤的，狭小的，喧闹的。每天有几十万人在这里涌入，也涌出……从北京回家的，或是刚刚来寻梦的。总之你满眼都是匆匆的脚步，满眼都是风尘仆仆的面孔，所有匆匆而过的眼神里或者装满了黯然神伤，或者洋溢着踌躇满志。

绝对现代的建筑空间里并容着都市文明和明显的乡村习俗，北京话夹杂在南腔北调的各地方言里显得是那样地孤立无援。都市的香风瞬间就可以和泥土的气息交融在一起，仿佛没有密度和质量的差别。密集的人流从这里走出去，一下子就会被融在北京茫茫的人海里，林立的楼群以及阡陌小巷提示并且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

所有的人都把这里当成梦开始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梦境又都会迥然不同。所有的故事都会在这里展开，几乎所有的结局又都还没有写好。

你可以或呓语或高呼：“北京，我来了！”——没有人会理你，就象无论你选择哪一天离开，也不会有人和你说再见一样。你可以因此不爱北京，你也可以因此爱上北京，北京都不会计较，对于流动公民来说，北京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倘佯在上海的街头，我常常有种古怪的感觉：上海精致，但是小气；比起上海，北京土气，但是大气。北京的大气不仅表现在建筑上，还表现在文化、习惯甚至嘴上。而北京的大气最终被四百多万外来人口象抓住了对手的穴门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占领北京！

“占领北京！”这是几百万外来人口在心底隐藏了很久但羞于启齿的欲望。这欲望本身夹裹着家的渴望也隐含侵略性。在媒体引领我们进入“消费社会”的二十一世纪时，媒体同时引领我们进入了个性化的择业、择居时代。北京人坦然地面对400万流动公民“占领北京”的欲望——“占领北京”、“建设北京”、“发展北京”在汉字外延空前扩展的今天，它们的意义是否越来越相近呢？

“盲流”一词在字典上没有解释，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解释。盲流一直作为一个贬义词在形容着城市的外来人口，并在各个城市之间普遍使用。在北京，暂住证的持有者均应在这个范畴（注意：这里没有城乡差别）。出于一种本能，也因为我自己的口袋里同样也有一个这样的证件，在本书的篇首我恳求诸位看官：请允许我们称自己为——“流动公民”。

感谢写作平民化时代的到来，使我有机会描述这样一群人的生活，我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故事献给这个伟大的城市，献给生活在北京的流动公民。我们只想讲好这些故事，我们在采访、撰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无法默默流泪，我们必须号啕大哭。

在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这时我觉得自己必须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二十年的朋友，他叫言午。言午不仅使我相信“占领北京”在学术上的先进和前卫、在现实意义上对于北京的真正贡献，同时更加使我虔诚地相信——人类在情感上越是亲近高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他们行为上对土地的背叛就越是彻底。

我知道言午先生是在庄严地宣告一个工业时代的来临。

感谢言午在本书最初的采访和创作中对我的巨大帮助和支持。非常遗憾的是言午先生在选题刚刚进行不久身体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朝一日》《河南人老杨》以及《英雄出处》等篇幅依旧倾注了言午先生的巨大心血。我们一起经历的东西因为过于庞杂而无法进行简单的叙述，我将在下一部书中完成对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