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们的祖坟

◎     烽烟

管理好我们祖先遗留的帐户，

约束好不干净的镐和锄。

考古学家总是慢了一步，

夜晚又一次摔倒，

化作文化的一道黑幕。

----烽烟自选诗《盗墓者》

                                （一）

文化的价值意义有一半掌握在活着的人手中，而另一半则掌握在沉埋的死者手中。通过科学技术的整理，复活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并构建文化谱系，这是考古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存在的重要原因。为历史接骨，完成文化显露中文明的复活。

“我感到我爱上了吾珥，它那晚霞中的美景，热格拉堤挺然屹立而又朦胧模糊，浩瀚的沙海被映染成绚丽的黄、白、蓝、紫和玫瑰色彩，无时无刻变幻莫测。我喜爱工人们、领班人和提着小蓝的男孩们，发掘就是男人们全部工作和生活。不断涌现的历史的魅力紧紧抓住了我们的心灵。当眼看着一把短剑慢慢被刨出来，它携带着金色闪光，浪漫传奇也随之在这些砂、土中出现了。从砂、土中小心翼翼地捧起锅罐和其他文物，也促使我热切渴望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吾珥王陵发现者  伦纳德·伍利）

在这段沁人肺腑的文字里，英国的考古学家伍利向我们欣喜地描述了吾珥王陵发掘的事件。历史的魅力此刻显现出无比诗意，这柄泛着金色光芒的短剑，就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萨默瑞恩人的文化。一段不朽的文化。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虔诚心理下的合法的发掘行为轻轻开启了文化之门。

而这，是文化的福音。

                           （二）

黑格尔把人类的自由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外在的控制下得到解放，二是从内在的情欲束缚中得到解放。外在的通过征服自然来得以体现，内在的通过情欲和物欲的调理来摆脱。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进程其实就是先“破”而后“生”的过程，这种行为目前已得到人类广泛的趋向于美好的认同。但人类内在情欲与物欲的扩张，却朝着另一种广义上的“恶”的方向前进。世俗化的获取，不但将以政治与战争来实现，同时，其精神指向将以文化的牺牲作为高昂的代价。文化的一部分在硝烟中沉埋大地，由于沉埋的这一半能产生直接的历史考量价值和艺术再现价值，在追求文化还原世俗物欲的前提下，文化在墓穴中的呻吟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盗墓者”的私欲。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带有明显地域性和地方文化色彩投影的坟墓，因其人类精神根源中对生死保持平衡感的渴望，因而坟墓无论是从造形上还是内部精神寄予上都作了区隔。这种区隔，既是生与死的区隔，也是文化的区隔。所以，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这种约束，在当时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文化的意识的维护上来，仅仅是宗族式的精神上的简单维护，这使坟墓在埋下珍宝的同时，也埋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灾难。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宋代以来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铁围山丛谈》载，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在回顾盗墓与文化发现的历史时应当指出，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和行为习惯之粗莽，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遭损毁，使历史文化信息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

这是文化盗墓者的初级体现。这种表现使反盗之术诞生。如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反盗墓的形式中，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以据说曾经“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的曹操所设置的“疑冢”最为著名。民间传说曹操有“疑冢”多至72处。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写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王子今《文化视野中的盗墓史》）

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文化知识及信息的“伪掌控”反过来对文化施以行盗者，试图借此达到个人私欲和权力的真实拥握。此类人谓之“高级文化盗墓者。”这就使“盗”与“道”因某种机缘而巧合一起。一方面，当孟子把公孙衍、张仪之类无原则的谋略家称之为“行妾妇之道”，当公元前218年97岁的荀子为自己过去不肖的弟子李斯相秦而愤然不食的时候，他们是在维护正义，用简单的行为捍卫“道”的纯粹性。但他们绝没想到这种“道”将成为“盗”的利用者和同化者。他们以及继承者，在痛斥文化盗墓者的同时，领悟到“道”之于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有针对性地制定“术”，因为痛斥与绝食已经扼制不了文化盗墓者的强悍理性。另一方面，“盗之术”与“道之术”的相互纠缠，使“盗”与“道”同时被谋略化。遗憾的是，很多情况下，“道之术”却变成了谋利的手段或工具，从而失去对“道”的终极诚信。

                          （四）

一晃几千年过去了。

在中国大地上高达22000个墓室被非法闯入的过程中，相信敦煌破旧的马车是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马车，而世界列豪的博物馆陈列着的发光的中国文化史，每一张扉页隐忍着屈辱。

文明的消隐，使人性的另一极端裸露，不管是对文化艺术信息墓府的盗掘，还是对文化学术思想上的盗取，都是对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的践踏。从这个角度讲，一部中国文明的历史就是一段文化盗墓者不断践踏的历史。虽然有“道之术”勉力发出哀婉的声音，但在日益世俗化的强大的物欲面前，一切弱不禁风。

而道德漏下的光明，终究未能覆盖大面积沉沦的人性。虽然文化价值的火种仍在民间。

                                   2004/9/27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