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烽烟

尼采说：上帝死了。

北岛说：我不相信！

不管相不相信，文化现象中已经出现了迷恋新奇的文学艺术创作观。从形式的翻身开始到技巧裸露的空洞，都流露出个体对于周围及社会的伤痕和疾病的大面积漠视，毁坏一切的信念成了倨傲不驯的理由。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文学荣誉奖章时，振臂疾呼：“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施加越少的限制，他的作品也就越少拥有获得艺术成功的希望。缺乏一种责任精神和一种内在组织力量，将导致一件作品的结构、意义于艺术价值本身趋于平淡，直到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急迫而又无聊的新奇创作观发出了对全部传统生活方式的刺耳诅咒；对于一切宗教及伦理规范的全面宣战；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并践踏全部现有现代文化传统的高声鼓吹，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挣扎在一场精神疾病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全人类的精神下坠。”

崇高精神和道德的持续衰落和解体，使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变得模糊。这基本成为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势，这将“导致人类朝着动物方向复归的反进化。”

这个带有明显个性色彩的文艺批评，无论其过激与否，至少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让文化归于平衡，归于秩序。这个愿望之中有一启示闪了一下：变化与平衡是否矛盾？

论及中国文化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统治地位的时间最长，并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权政不断进行过合谋。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家文化以其渗透力的强度成为正统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变化的磁场。

应该看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同道家、墨家等“百家争鸣”的学派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并且，儒家常遇到道家的攻讦和讥嘲，孔子的政治主张在游说列国四处碰壁之后终告失败。然而，经过秦王朝及汉初高、惠、文、景数世变迁后，统治阶级很快意识到儒家的“特殊亲和力”给统治地位带来的重要性。汉武帝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让儒家文化正式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理论。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儒家文化的承压能力不但得到加强，而且成为权政的温室，直接孵化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等级制。这里折射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国”的孤独影子。长期建立在“仁”“礼”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下的儒家文化，就在这漫长的历史沧浪里制造出无数的文化漩涡。

 “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李卓吾语）。无疑的，孔子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但更多地呈现出国家的“家”的淳厚。

然而，宋代开始的政权起伏，使这“国”与“家”的黄金组合忽离忽聚，形成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历史景观。这“国”与“家”的身份开始变成盲流。

似乎基于某种潜在的压力，“五四”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文化强国之路的梦想中恍若掺杂进了异质之音。对文化自觉和非自觉的扬弃，使中国国家的性格特征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剥离----“家”与“国”之间横亘着中国文化左冲右突的声音。

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及后，毛泽东“文革”中意味深长的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直接论证了梁公上述言说。

革命使“国”终于稳定，但不断的变革使中国文化中“孝”“仁”“义”“忠”轰然倒塌，让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萎缩。广义上的“家”的消解之后，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结构的瓦解。“孔府宴酒，让人想家”平凡的一句广告词，却深刻地再现了国人对“家”的温情的久违之意。

或许，这是文化最后触摸“家”的契机？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觉。正如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

    我想，人生意义的逐渐虚无将阻碍文化的演绎之路，为免于沦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思想启迪，清醒地从文化废墟中走出。让那些迫不及待的“文化喧闹”和自编自演的“革命忠字舞”，流放到一座更为新奇的精神疾病的岛屿上。

梦想仍在。文化的贪婪也在。在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上海到乌鲁木齐的东方快车上，索尔仁尼琴的嘲讽早已远离月光下的站台。他用微笑收购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美的平衡。他将继续用这微笑收购别的国家的文化共鸣。

敢问路在何方？一切归于岑寂。

我想起了斯坦因装满中国文化瑰宝的箱子。那一队队牛车正缓缓经过莫高窟。

                                  2004/9/21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