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在胯下看见了什么？

◎烽烟

“这些悲伤是那么原始，金黄的麦穗

  暴露道德言辞。

  我看见了你们，奔跑的云朵

  你们的洁白无与伦比。

  这些悲伤是那么原始，远山的沉默

  匍伏万古崇高。

我看见了你们，温柔的小草

你们比野花更招摇。”

              ----摘于烽烟自选诗《这些悲伤是那么原始》

桌上静静地摆放着《二十一世纪》，隐约中我记得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句话：“中国的国家财政承担能力下降，它将减弱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支撑能力。”这个论断所带来的争议，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伦理承担能力明显下降。

绕过这些问题引发的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纷争，绕过千疮百孔的中国历史，绕过道德的支离破碎……

我，以及与我同龄的朋友，把自己锁在屋里。等待着，生活给予我们的下一次的思想漂流。

漂流，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服从，但绝不是简单的认同。这让我想起1988年发生在深圳的“蛇口风波”。两位曾经在许多大学巡讲并迷倒了众多学生的伦理学教授、中国政党伦理的代言人，在深圳蛇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狙击。蛇口青年的论点是：自利是否不道德？而使这一诘难真正成为“风波”的，却是诘难行为本身对伦理学教授的社会合法性身份的挑战。座谈会开成了辩论会，竟有人挺身而出质疑中国历史中献身（甚至抵达神圣道德彼岸）的崇高伦理者。无疑的，自利道德与献身道德的选择权在这一刻出现了明显的不兼容。

使这种不兼容变成事实的根源，大约跟商业文化风暴的来临有关。这个有关关道德的风波已逐渐平息。而近来又有权威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沦陷于市场经济下的世俗文化的包围。从这个角度分析，仍然可感到精英传统对边缘文化的不平衡裁决。缺乏容纳性、多元化的必然性的前提下的争鸣，势必在否定“痞子运动”的过程中，使精英传统出现精神上的缺失。

“商业文化在中国的弥漫不仅是平庸，它关系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存，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对此缺乏最起码的分析，或者干脆甘心做新的经济、文化买办。”（张承志《无援的思想》）“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张承志《撕名片的方法》）

我看到了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同时，很不幸，我还看到了文化所具有的高度隐忍性在这样的叫嚣中荡然无存。这里面反映出了一些文人喜欢自造“绝境”的心理。建立在这种决意割裂世俗与精英两架马车气氛下的思想，我想所有的文化讨论都将回到零。世俗化、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的崛起，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浅俗、平面化、感官刺激大于精神境界等），但就其消解政治文化的一元格局而言，其功过仍有待另行评述。

文化所需要的平衡感是符合社会需求的简单存在。一直未曾更改。所以，正确的途径应该不是挖空心思割除其“尘缘”，也不是强迫它接受“死亡”形式的道德宣言，而应该按过去对待精英文化一般从人性社会化的基本价值准则方面来规范它，监督它。

又一次想到了王朔。想到了他通过“文化的痞性”作自我拯救以及背叛文化的努力，当然，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这些异质的声音使王朔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但王朔遭到的却是文化界的狙击，而不是来自社会的审视。我想，这才是文化真正的可悲。游走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王朔，相信觉察到了什么。

当然，我亦想到了韩信。在割袍断义式的狂嚣和“痞子”的大笑之间，我看见淮阴侯韩信埋头经过道德的胯裆。“胯下之辱”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崇高道德的一种躲避过程。

    或许王朔和韩信都在这一刻看到了躲避文化压力和崇高道德的方式－－

“以无耻告别羞耻。”

在所有悲伤的源头，从黑格尔“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到萨特存在主义的“选择说”、尼采的“权利意志说”，所有思潮中所隐含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或非道德主义被过份地放大了，这种放大的目的应该是用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上的伦理基础，从而建立一种广义上的符合人性与社会需求观的新的道德价值观。

而文化的私欲应该怎么消解呢？晚清以降，中国文化界的主旋律一直呈现“救世主”的姿态。烽火硝烟渐散去，百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已成为线装书丛林的成员。但文化拯救的惯性心态并未懈怠，或者说更为任重道远。商业的催化使文化有了依附点，而空虚感却促使人制造更多的变化来填充精神饥饿，这个带有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散布于文化空间，掩盖了文化对深层意义上的价值追求。

文化难道将从起点重新卷土重来？

推开窗，远处群山起伏，那里的确存在过一个黝亮的宗教信仰，它应该还存在着。而它的旁边，或许，将崛起一座我们这一代人此生都愿付之理想的贫弱的“希望工程”。

                                    2004/9/20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