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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是 凶 手? 公元二千零二年四月,辽宁某县的一家小饭店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手持砍刀,光天化日之下与四名同桌食客发生械斗,顷刻之间两死一伤。暴徒挟持四名食客中唯一没有受伤的年轻女子与警方对峙两小时后,弃械投降。 罪犯滕春明,男,34岁,黑龙江宁安市居民,捕前系北京依然贸易公司法人代表。 我最后一次见春明是在前年夏天。 前年夏天的那个早晨现在想来就有些特别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夜雨使北京突然变得很干净也很冷,早上起来走出房门才发现穿得有些少,一时又找不到隔季的衣服,只好抱着肩钻进汽车里,半天才缓过来。 绕来绕去,我们来到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的一个酒店。 酒店门前,春明满面春风、彬彬有礼地接待着亲朋好友。我走过去,春明咧嘴笑了,两颗虎牙便象要使劲从嘴里挤出来一样兴高采烈地招摇着。我拍拍他的面颊,顺手将一个红包塞进他的上衣口袋,春明一把抓住我的手,坚决地把红包塞回来,抚着我的耳朵说:“这次谁的礼我也不收。” 婚礼进行曲再一次响起的时候,我没有向红地毯的方向看。我能想象到腾春明那德行,肯定象拣了多大便宜似地又让两颗虎牙跳出来兴高采烈地招摇,配合着咪成一条缝的眼睛,弱智似的挎着他的“最爱”——李艳丽从红地毯的尽头走来,最可气的,还一定会频频挥手。 大红的喜字两旁挂着一副令人喷饭的对联,上联是:走来走去我众里寻你;下联是:千挑万选还是李艳丽。横批最逗:爱咋咋地。 这是滕春明第二次复婚。 腾春明的三次婚姻都是同一个女人,用笔友的话说:“这个女人不寻常啊。”大兴人李艳丽,名如其人。这个女人稍微刀扯一下就很容易让人有非分之想,并且她一贯纵容男人们的这种想法。 我不认为这个女人是好女人。但我理解作为男人,春明是怎样地无法割舍她。其实以春明后来的成就,是完全可以寻找到另一种生活的。我一直自责没能说服甚至阻止春明,可这又何尝是我能阻止得了的?天意呀。春明走入北京那一刻就注定了这个劫数,这是天意。 我比春明晚三年来京,因为业务上的原因也因为是老乡,我们认识了。后来我们很熟。 春明来京的目的很富戏剧性。他的家人拐弯抹角地认识了一个韩国农民,就千方百计地巴结人家,韩国农民当然不在乎吃请甚至酒店开房,就满口答应将春明办到韩国打工。春明以及家人把东挪西凑来的六万五千块钱交给了这个韩国农民之后,春明也就随他来到了北京。韩国农民的职业道德很差或者根本就办不了这样的事情,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将春明一个人扔在长安街上逃之夭夭了。 春明哭哭咧咧地给家里挂了电话。火爆的父亲大骂了春明“笨蛋,蠢猪”之类的粗话之后,只字不提这件事其实错在自己,而春明还只是一个孩子。他恶狠狠地告诫春明:“不许回来!你回来债主会追上门来。你就在北京混吧,什么时候你能把六万五还上,你什么时候回来。” 春明起初被惊呆了,他开始恨他的父亲。此后很久,他一直都恨他的父亲。准确地说在他攒够了六万五千块之前,父亲都不是他的父亲,那是一个与他无关的无情无义的人。总之春明的父亲就这样使滕春明留在了北京,这样的开始,注定了滕春明的北漂生涯与其他流动公民的不同。 滕春明一点都不喜欢北京。北京不是他最初的目地的,只是他寻梦的一个驿站而已,变故使他必须在驿站里安顿下来。于是,那个春意料峭的夜晚一直是他和北京之间的障碍。 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搬家公司。93年在北京,这还是一个比较好找的工作。一年下来,他领到了三千块钱的薪水,他决定不干了。一个原因是他发现这里没有前途,他表现得如何优秀都没有用,行业的黑幕让他触目惊心。另一个原因是老板千方百计地克扣他的薪水。但是一年的劳动使春明长成一米八零的个子,粗壮的身躯使他显得健康而有活力。 揣着三千多块钱,滕春明首先美餐了一顿,他去的是全聚德。吃完了半只鸭子,他并没感觉有多好吃,听到邻座的老外不停地叫“万得否”,他甚至感到很可笑。 然后春明轻易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2 春明的第二份工作是送货,自己给自己做老板。 他早就观察到了北京的不同:北京的开放在全国是较晚的,就势必少走了很多弯路。同时北京人的观念又是最现代的,就注定了北京的开放脚步是大思路的。1994年,北京的社会分工已经越来越细,比如地产项目开发商一般将整个项目完成后,会将项目委托给一个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会将其中所有服务内容委托给各个专业公司。 90年代初,北京凭空诞生了大量专业性极强的小公司诸如保洁、快餐、快递、配送、清洗……春明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毫不犹豫地办了一家净菜公司。他用仅有的三千元钱,买了一辆平板三轮,并且在马路边拣了两个呆头呆脑的外地人。他当然不会去办执照,他甚至都不知道还要办执照。春明的净菜公司就开张了。 春明的业务发展得极快,三天内就先后有四家酒店答应用他的净菜,并且开出的价格绝对可以让春明兴高采烈。春明手舞足蹈地喝了一个晚上的啤酒,做了整整一夜的发财梦之后,沉默了。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流动资金——四家酒店的需求量都很大,但都是每月结一次帐。 七天后,春明的三千元就没了。 春明没有别的办法,春明只能去市场上赊。市场并不买春明的帐,起初春明还嬉皮笑脸地软磨硬泡,后来明白了,这样不行。举目无亲的春明再一次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时,他遇到了李艳丽。 李艳丽对于腾春明能把五毛钱一斤的豆芽两头掐掉转手卖上三块五大惑不解,更不理解他仅仅是把大蒜头变成大蒜瓣就可以每斤赚两块多,当时李艳丽的身份是春明的房东。 李艳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一个傍晚炒了几个小菜,将春明请到了自己的房间。离婚女人李艳丽那个晚上一定是风情万种,二十出头的腾春明因为不胜酒力同时心里也被李艳丽勾魂的眼神弄得乱八七糟,稀里糊涂地就把自己的童贞给了这个比自己大八岁的离婚女人。 腾春明的生活开始有了质的转变。 李艳丽明确地告诉春明,资金由她来提供,业务由春明具体负责,每月与酒店结帐必须由她亲自参与,利润部分四六分,她占六春明占四。做为奖励,春明可以搬进她的房间。腾春明没有不答应的道理,第一他身无分文,第二他被李艳丽启蒙之后,发现这真是一件让人心旌摇荡的事情。另外,对于春明,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馅饼“咣当”砸在脑袋上,在北京混这一年多还没人这样对他。 春明的生意一下子有了转机,他招募了二十几人的队伍,日夜不停地加工净菜,品种从十几个到几十个,客户从四个到十一个。当时腾春明有一句口头禅:“妈的,就凭咱哥几个,他妈的占领北京也就是时间问题。” 这时的腾春明是最着人喜爱的。他没事时爱往我们这跑,来了就嚷着去吃饭,并且从绝允许别人买单。那时周围有几个朋友很过分,分明是有些拿春明不识数,没事就喊春明请客,春明一定每喊必到,每一次都让两颗小虎牙做兴高采烈状,抢着去买单。 我就多次劝他:“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天天把你小二一样呼来唤去,你怎么还乐此不疲?”我的言外之意是,只有我才把你当成朋友。可春明总是一笑,不在意的样子,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人有点弱智。 有一次一个朋友过生日,一定要喊春明来。我就说你什么意思,朋友有些恼,说我没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买单的时候,春明习惯性地争着去买,朋友看我不高兴就象征性地和他比划了几下,但还是春明抢着交了钱。我的脸色当时一定很不好看,朋友借着酒意就和我吵了起来。我记得我还把一杯啤酒扬在了朋友脸上,朋友也把一盘菜扔过来。 在整个骚乱过程中,春明一直拼命地两头劝,按下我又去按他。后来,春明还专门摆了几桌把朋友们都请去,说了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开心话,希望我和那个朋友和解。就在那一天,我们见到了李艳丽。 李艳丽因为是女人,也因为和春明有肌肤之亲,她当时是这样评价春明的:“这人没什么出息,挣了几个小钱,跟什么似的。”但有一次喝多了,她也说了实话:“腾春明啊,太孤单了,就是怕失去你们这班朋友。” 这话说完没多久,腾春明就走了霉运。 他的几个客户都出了事,一个老板跑了,欠了供应商三百多万;一个转让了,新老板根本不认帐;还有一个因为容留卖淫妇女并提供场所被石景山派出所抓了,酒店倒闭。三家累计欠帐将近四十万。李艳丽指着腾春明的鼻子骂得他昏头胀脑,从此再也不让他进自己的房门。李艳丽没有赔钱,她早把本钱都赚回来了不说,还净赚了十几万。春明就惨了,几乎血本无归。 春明无处伸冤,他连执照都没有。 这时春明介意的却只是“要知道这样,我先把我爸那六万五给他寄回去呀……” 后来春明也反思过,但想来想去他都认为很值:“我一个外地人,当初被骗子骗得饭都没得吃,有李艳丽那样的北京人帮我、爱我,你说值不值?”他完全忽略了李艳丽的年龄、婚史以及那极其纯粹的目的。他也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为什么被一骗再骗。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春明做了许多连他自己都不愿提及的工作。我能想象对于他那是怎样一段日子,但春明天生就是可以忽略任何肉体痛苦的人,直到他第二次翻身。 3 腾春明的第二次翻身得益于他狗一样的鼻子。 他在一条小街上碰到了几个南方人在兜售计算机,一个计算机被他从120元砍到了25元,他没有犹豫就买下了。要知道,这种计算器在商场要卖到200多元的。 当时春明并没有感到什么,甚至开始同情他们,大热的天,能赚几个钱呀。但是中午在一家饭店他又碰上了几个年轻人,他有感觉了。他惊讶地发现几个年轻人桌子上的菜任何一道都比他桌子上的贵,并且极其夸张地喝着红酒。 后来腾春明在广州的街头兴奋得满脸通红,他有惊人的发现——在一些批发市场里,他看到那几个小伙子兜售的计算器只卖六七元钱,其他的一些小电器也便宜得让他瞠目结舌。 两个月后,腾春明的依然礼品贸易公司开张了。 开张仪式是同婚礼一同举行的,李艳丽又一次小鸟依人地偎在春明身边。我连问一下他们如何又走到一起的兴趣都没有,我只希望这一次春明能从她那儿争取到一些权利。后来我知道可能性不大,因为春明的名片上印着总经理,而李艳丽的名片上赫然印着董事长。 婚礼暨开业典礼上,春明的一番讲话倒是颇耐人寻味:“在北京闯荡了这些年,我相信我长大了。我把生命中最好的几年给了北京,也给了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我爱她。我相信因为她,我也爱北京了。从今天开始,我会善待我的妻子,我也会善待北京。我同时希望北京也善待我。” 此后几年,他又折腾起来了。他又总是嚷嚷吃饭,又开始抢着买单,我因为后来搬得很远,就不太参加这种活动了。有时见一面我就揶揄他:“怎么总是听你说北京亏待了你,瞧你吃得,整个一资产阶级了都,北京还得怎样才算对得起你?”春明就憨憨地乐。 1998年的冬天,滕春明在邮局工整地添上了65,000元这个数字,惬意地望了很久,然后他又工整地添上了父亲的名字。 望着父亲的名字,他的眼睛突然红了,他突然感到这个名字与自己有关,这个名字原来如此真切地存在于他的生命中,无论怎样都挥之不去。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父亲,理解父亲的绝情。 “这个我应该叫父亲的人,我知道他终有一天会离我而去,不再回来。想到这儿,我的鼻子总会很酸,总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想起父亲,我总会想起张楚的歌词:他坐在楼梯上面……已不是对手。”后来春明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 又过了两年,我接到了一封请柬——腾春明和李艳丽要第二次复婚。腾春明对李艳丽为什么再一次离开他,两人又如何复婚讳莫如深,我也懒得打听。我就在篇首提到的那个被一场夜雨弄得有些特别的早晨,抱着双肩来参加他们的第二次婚礼。 有一次喝多了春明长叹了一声:“哎,北京人永远都瞧不起咱们这些盲流啊。” “是流动公民。”我纠正他。 “有区别吗?”春明笑了:“化了妆你也是一外地人。我还以为娶了个北京女人,北京也许可以接纳我…可李艳丽这丫是个魔鬼,早晚有一天我会毁在她手上。”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潜意识里我是认同春明的观点的。比如我的文字、我的诗歌从来没被北京承认过,我曾经是多么沮丧!长久以来我固执的认为,我写的字不被北京接受,我就没有被这个城市接受。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敬畏,我远离了文字。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骨子里其实象春明一样,多么渴望被北京接纳。 面对北京我和春明有两点不同,一是方式:春明是娶了北京女人,我是渴望用笔说事。二是结果:春明永远都不喜欢北京,我却怎样也割舍不了一种奇怪的北京情结。 也许就是这两种不同,造就了我和春明迥然不同的命运。 4 悲剧源自手机。 春明的生活状态自不必说了,以他的吃苦精神和与生俱来的耐力,他的公司发展得很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李艳丽也和他过得相当踏实,两人甚至有过要孩子的打算。可不知为什么,李艳丽开始沉迷于手机短信,有时拿着手机会哈哈地笑个不停,然后又是一通乱按。春明曾经在夜间查看过她的手机,发现所有的收发信息全被她一一删除。 春明于是一直闷闷不乐,直到有一天李艳丽和他摊了牌。李艳丽坦率地承认自己又爱上了别人,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滕春明大惑不解:“我们的生活不是正常生活?” 李艳丽认真地想了想回答:“不是。” 春明已经带了哭腔:“为什么?” 李艳丽:“目的性太强。我相中你能干,你相中了我的身体。” 春明的泪就落下来,说:不是,我是真的爱你,离开你我活不了,不要离开我,求求你……两人就这样絮絮叨叨谈了一个晚上。 公允地说,李艳丽这一次给足了滕春明面子——两人的财产一人一半,目前的公司归春明,并且只要不过份,春明还可以提其他要求。滕春明意识到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提出了那样一个要求,他想见李艳丽未来的老公一面。李艳丽望着这个跟了自己七年,深爱着自己的男人,没有拒绝。 滕春明想象了一万个会见情敌的情景,甚至准备了无数恶毒的台词。可是一见面他就崩溃了——中年人王先生的一口京腔首先让他无地自容,他发现原来北京身份本身对他就是压力,何况王先生浑身荡漾着的贵族气息更象魔法一样,衬得春明的名牌西服好像拣来的大棉袄,简直让他透不过气来。 一个多小时里,春明一直低着头,连李艳丽都替他委屈了,不停地为他夹菜。后来春明站起来,依旧有些嗫嚅:“能不能让艳丽和我回趟家,我八年没有回家了,我想让艳丽最后以一个妻子的身份见一下我的父母。” 王先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起初李艳丽还有些踌躇,但还是同意了。王先生特意安排了两部车,自己坐一部,很大方地让滕春明和李艳丽坐另外一部。 一行五人就去了东北。 最初的家乡之行几乎使春明忘记了痛苦,李艳丽巧妙的配合使他的父母不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并且对这个北京儿媳大加赞赏,两个老人把准备了好多年的首饰戴在儿媳身上,心满意足。 临行前春明拥抱了妈妈,老人还有些不习惯甚至红了脸,笑骂:“这小子,哪学的……”春明帮妈妈把一根白发从头上拔掉,回过头久久地望着父亲。父亲问:“啥时回来?” 春明就笑,笑得很灿烂。 一行人驱车回京的路上,王先生开始显出不耐烦,他让李艳丽坐上了自己的车,春明自己一个人坐在后面的车上跟着,滕春明开始不习惯。 事实上春明这就有些过分了。王先生没什么不对,人家大方地将“自己”的妻子借你用了三天,你应该感谢才对。可是很遗憾,滕春明这时并没有完成角色转换,潜意识里那还是他的爱妻。所以看到前面的汽车上两人撕扭在一起时,他发现自己的胸腔里被塞满了东西,他感到喘不过气来。 2002年4月7日下午3点,一行人停在辽宁的一个小县城准备吃点饭。席间,王先生表现的更过分,全不顾春明的感受,使劲将李艳丽搂在怀里,手在她的身上四处游动。滕春明站起来就进了厨房,回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把尖刀。 王先生的两个随从发现情况不对,上来抢春明的刀,春明顺势就把刀插进一个随从的胸中,另外一个想用板凳抵挡,被他一刀刺中肩膀。 王先生甩开李艳丽撒腿就跑,春明几步赶上,一刀劈进王先生的后颈,一下子居然没拔出来,接着又是一刀、两刀…… 5 后来在警方的笔录里有两处记录引起我的注意: 警察:“你当时在干什么?” 李艳丽:“……我当时吓傻了,只听到刀劈骨头的声音,咔嚓、咔嚓……春明他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 ………… 警察:“你在北京呆了八年,应该习惯北京了……这不是北京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呀。” 滕春明:“处理这种问题没有什么北京人或者东北人的方式,只有男人的方式。” 我终于把这篇东西写完了。放下笔,我大汗淋淋。 我注意到我在写作的时候十分想把春明写得刚烈些,似乎这样才合乎他的宿命。但是搜肠刮肚,我在自己的记忆里找不到这样的印象,春明实在是一个平庸的人。八年来,他可以让肉体永远屈服于环境,多么下三烂的事他都肯做。他不喜欢北京,但他一直计划买一套房子做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公民。 我同情春明,不是在同情一个杀人犯。我同情并且怀念的,是一个曾经的、平庸但是真诚的朋友。 写完这个故事的同时获悉,由黄京平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社科“九五”规划项目“北京地区外来人口犯罪研究”日前通过了由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专家鉴定。浏览了这份5万字的研究报告,我不无遗憾地发现,春明的故事与这份报告所例举的犯罪心理分析找不到任何关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