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香 满 径

今天很特别,偶然来天骄,忽略了姐姐是个如此细心的人.接到这么多祝福,才知道,原来,大家并不介意我的孤僻和凶悍.我必须说,接到你们的祝福我很快乐,姐姐,还有恋恋,还有燕子斑竹,还有天际虹云,还有鹰男……今天这个日子因为你们而更加不平凡。

我忽然忘记，其实你们并不了解我的过去，那么，我来讲给你们。

把电视机遥控板连同房门钥匙顺五楼的窗子扔下去，拔掉手机电池，拔掉电话线，在三个房间里用各种姿势睡到自然醒……所有惯常立竿见影的写作方式都用尽了，我发现自己依旧只能绝望地盯住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面前的稿纸仿佛和我毫无瓜葛。

窗外几米远的一棵法国梧桐在夏天热辣辣的风里妖娆地舒展着已微微泛黄的叶子，一只老鸟半蹲在枝杈上慵懒地望着我，这时我就已经痛苦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选题，我是永远无法也回到往事里的。我感觉记忆就象一面被狂风撕扯着的大旗，一条条弥漫在风里，把它们重新缝补起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如同妓女不愿意有一天坐下来回忆一个个嫖客的面孔和那些迷乱的细节一样，哪怕在当时那些细节曾经给过她肉体上的某种愉悦。

此刻，我就如同一个年迈的妓女一样，因为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特定的场景里，回顾自己十年来的北漂生涯。

                              1

很小的时候，登上天安门城楼就象一个理想，陪伴了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各种材料将天安门画得恢宏壮丽、色彩斑斓。后来这个理想伴我走完了童年、少年，我周围朋友们的理想每天都在变，所以他们的理想经常实现，而在很长时间里，我的理想始终是一个理想。

20或者21岁罢，大抵正是在一些故事里出出入入的年龄。

那一年正好是我的20或者21岁，也正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久久不能释怀，在那一年的夏天，我远离了故乡走的很远。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着雨，小雨将城市的一切弄得光怪陆离。整个告别非常潦草，我不知道那一天原来是一道分界，我的生命从此不同。

一辆跌跌撞撞的火车几乎不由分说地将我弄到了几千里外，懵懵懂懂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时候，我几乎恍若隔世。我不相信自己的理想就这样简单地实现了，我甚至都来不及做好兴奋的准备。

后来我记得那一次的逗留其实非常短暂，部分原因是我发现北京人看着我的目光异常警惕，仿佛我是一个随时可能使他们失去什么的异类。另一个让我不习惯的是，1988年，在北京拥挤的国营饭店里吃饭排队不说，还得要粮票！几年前就已经没有了粮票概念的我感到异常不便甚至可笑。

更大的不便是找旅店让我煞费脑筋。我记得我是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费尽口舌才在宣武门一个胡同的半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所有的原因只有一个，我没有介绍信。那时侯，北京给我的感觉很静，街上也不喧闹繁华，马路上的车悄悄地行进着，人们都行色匆匆，晚上8点以后街上就没了声息。

一个干干净净的早晨，我来到胡同口的一个早点摊前坐下要了一碗拉面，拉面师傅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大汉，诙谐地和食客开着不温不火的玩笑。我注意到师傅不是很着急把面卖出去，而是不疾不徐地揉着面。我催促他：“能快点吗师傅？”师傅操一口假模假式的兰洲北京话笑笑：“想吃象样的面，您就甭急。”拉面师傅微笑着揉他的面，全不顾食客们咕咕作响的胃，他拉面的姿势完全可以让一些未谙世事的女孩心驰神往，他甚至应邀表演拉出头发一样细的面条……恰好当年的春节晚会就表演了这门兰州手艺。望着家人大张着的嘴巴，我的心里就有些得意。

若干年后，想起那个拉面师傅，我常常能听到自己长叹一声。当四百万流动公民浩浩荡荡杀进北京，我发现他们再也没有了拉面师傅的心态，浮躁的如同热铁板上的雏鸭。

我只在午门前逗留了几个白天，就匆匆地离开了。坦率地说，这次北京之行，北京和我都是失败的。我当时浮燥的很，北京也没有耐下心和我认真地交流。

再回来，已是几年之后了。

                                 2

几年后，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北京，主要的目的其实是疗伤，甚至……韬光养晦。

这几年的时间是无法忽略的，我先后经历了人生大部分的事情。自己做了父亲，也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积累了大量的文字，也散失了大量的文字，一次次地出发，一次次的回来……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

那一次在北京的时间较长，朋友将我安置在西直门外高梁桥斜街上的一座民房里。小屋被朋友的前女友布置得很温馨，四壁画满了夸张的卡通，使人感觉到这个女孩的不寻常。朋友常来陪我坐坐，但绝口不谈那女孩，我也懒得问。朋友这几年写了几个乱七八糟的肥皂剧很赚了一笔，腰上别着三四个皮套，开着一辆五速捷达整个一资产阶级。

房东的老伯待我不错，有时还端过来几片刀鱼一盘饺子什么的，只是每个月一定有那么几天迎面碰上也不理我，象女人的月经一样准时，有空儿就倚在门框上斜眼盯着我的房门。

我有些不知所措就去问朋友，他说：“该交房租了吧？”我认为不至于如此。但看到交了租金，老伯立马就换上和善的面孔就又有了饺子以及刀鱼，心下不免惴惴。再见面时，便感觉自己的笑脸会有些生硬，有些搪塞的意思了。

有一次在街上，因为一块钱我和一卖烟的吵起来，被联防队员带到派出所。我身上除了一支钢笔和几块零钱，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了。就在被推上送往遣送站汽车的一刹那，房东老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又鞠躬又拍胸脯将我保了下来。那一刻，我真是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看着年迈的老人在盛气凌人的联防面前跟孙子似的，真恨不得去筛几天沙子算了。

我于是始终记着这个老人，这些年忙了不能总去看望他，但春节我是一定要去拜个年的。老人使我对北京人有了一个大概其的印象就是：兄弟，咱把事儿说明白喽。说明白了，该怎么着咱还怎么着。

在小屋里住了大半年的样子，朋友看我的眼色开始迟疑。其实我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很有规律的——我中午起床，随便吃点什么就去街上走。北京的胡同始终让我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夕阳下，小巷深处，《城南旧事》浓浓的韵味占领了我的所有感官，皇城威严和冷峻的浪漫消费了我的整个夏季以及秋季。

另外我的劳动也被桌角那一大堆显赫的诗稿证明着，二十岁之后的所有诗篇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夏天生产的。但我发现朋友的脸色越来越不耐烦。

 “你就这么一直呆着？”

“烦我了？”我问

“嗯，烦你跟个傻逼似的啥也不干！”朋友夸张地摇着头。

“靠！我宁可死了也不干你那破剧本。”

“那你就等死吧。”朋友搁下一句话走了。

其实我的嘴硬，我的心早就活了。用朋友的话说：“就凭泽西你玩着就干了。”后来我还真的操起笔干了十多集，部分原因是我的经济确实出了问题，用朋友的话说就是“早餐都成了问题”。必须承认，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戏剧元素，第一次感觉用画面说话的好玩。

朋友翻了几页：“真他妈行！你！挨家等着！”就再没了下文。有一次我打电话去问，朋友嗫嚅了半天才说：“不署名行不！”

“那怎么行？”

“想当婊子你还想立牌坊？”

“去你妈的。”我摔掉电话。

后来我知道朋友是使了劲的，一个有些名气的编剧要花两千一集买我的本子，朋友怕我不高兴，替我推了。后来我知道了差点没背过气去：“给他呀！傻逼！”

朋友古怪地望着我：“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抱着头我在屋里转了三圈，我简直要气疯了。

秋天快结束了，我带着两大扎诗稿又一次离开了北京，这一次，我相信北京是真正的拒绝了我。

                               3

此后很久，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逃离，尴尬程度不亚于穿着三角短裤冲进女友的卧室，却发现她的家人都在。但是这一次逃离却使我有了一个极清醒的认识：无论你想混在北京还是赖在北京，怎样活下来是一件极其现实的事情。活下来！然后你才有可能做你喜欢的事情。

我当然可以放弃重回北京的计划，如此我的生活就会依旧波澜不惊，依旧安逸和谐，依旧泰然自若。但我知道我会遗憾，我会不开心。我会看不惯自己没有历史的城市，我会面对报摊上寥寥的几份报纸莫名其妙的焦躁，我会痛恨上班就煲电话粥午餐和晚餐连在一起，我会懒得倾诉……我会迟钝。那一年我一直骚动不已，我发现自己一刻也无法安分，徒劳而漫无目的的做着再一次抢滩北京的准备。

这时我发现我的笔开始试图撒谎。

我把自己的生活描述的多么美好！其实这些都是卑鄙透顶的谎言，我当时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波澜不惊甚至安逸和谐，真实的情况糟糕透了。我的几档生意都因为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不得不收掉，我的双胞胎儿子刚刚五岁，我的口袋里比外面还干净。除了应付一日三餐我还得应付一大堆异常棘手的问题。

我无法面对亲人和朋友，世俗强加给自己的某种身份，又使我不能象一个普通人那样平静地从底层开始。我的脾气莫名其妙地糟糕，一件无法再小的事情也能使我暴跳如雷。家人开始对我失望。我发现自己必须远远地走开，那个城市的一草一木都使我刻骨铭心地痛苦。

真实的想法其实是逃避。

若干年来，某种难以启齿的情绪使我一直回避这段经历，所以来京的动机一直有很多版本。刚才，当我的笔又习惯性地堆砌美丽的句子时，我开始恶心，开始讨厌自己。我发现自己的虚荣已经不可救药，不仅回避真相，甚至企图编造真相。

噼里啪啦打了自己一通耳光，又被言午不着痕迹地侮辱了一番之后，我开始清醒。我向上帝发誓下面文字的真实性，你可以放心地读下去了。

我在很多场合宣称我是一个勤于思考人生的人，并且相信如果不是思考人生，我将一事无成。其实你如果稍加留意你会就知道，那些混了半辈子都狗屁不是的人，基本上都装作有头脑，而且都装得倍儿象。我把一只犀飞利金笔灌满水，斜插在上衣口袋里，带着朋友给买的车票，揣着岳母塞在我口袋里的钱，就逃了。

有一件事要交代一下。这次出逃前一个月，因为极度焦虑我出了一次车祸——我的摩托车以80公里的时速与一辆出租车追了尾，我的右脚被包了饺子，医生的诊断是“骨皮质撕裂性骨折”。

这里我必须提到我的妻子。我娇小可人的妻子是上海血统，尽管她是在16岁时才第一次到过上海，但她从来都以上海人自居。此时她望着我的狼狈模样异常沉默。一个晚上我被异样的声音弄醒，我发现妻子抱着我的脚泪眼迷离。我搂住她的肩，不知怎样安慰她，妻子问：“你走后，希望我怎样？”我笑嘻嘻地调侃：“我希望你的门前落满小鸟。”

妻子苦笑着拿出一个纸包，我惊讶地发现那里是6万块钱——妻子为了凑足我这次出走的资本，瞒着我将我们唯一的房子卖掉了，全不顾朋友和家人的反对以及我血本无归的可能。

这一点一直使我对上海人充满敬畏。

望着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夜幕下走回娘家的背影，我发现自己的心很软。那个场景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还有一件事至今让我刻骨铭心。我的一个好朋友小濮很随意地和他的老板聊起我，唏嘘不已。他的陈姓老板甚至笑得咳嗽起来“泽西？他在北京混不下去可以扛着大板锹去桥底下蹲着，你行吗？”

我的朋友小濮哑口无言。

一个月后，我就带着6万块钱、一只伤脚以及一只灌满了水的犀飞利牌金笔，又一次伤痕累累地来到北京。四百万流动公民有多少是怀着我这样阴暗的心理试图占领北京的我不知道，归根到底我是怀着对财富的仇恨和征服欲望恶狠狠地来了。

这一次我低调地住进了一个搞快餐的朋友的公司，这个朋友叫伟。伟是我的同窗，小我一岁。他的故事很煽情，后面我会满怀激情地讲给你听。伟当时正与一个叫“侬”的北京女孩拍托，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之后，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宿舍里与他的“侬”鬼混去了。我一个人躺在那个脏兮兮充满流动公民味道的宿舍里，百感交集。

半夜里，忙了一天的工人们鼾声四起，伴着梦话、咬牙、放屁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蚊子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袭击我。

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哭泣。一个工人在梦里大哭不止，夹杂着带有浓重口音的梦话。当我迷迷糊糊地睡去，天已经快亮了。工人们开始纷纷起床，乘着还很浓的夜色，就把锅碗瓢盆敲打得惊天动地。

伟很不理解我的感受，指着他狭小的办公室里的北京地图，脸一直红到脖子：“泽西你他妈都这模样了，还跟这儿装贵族？这是北京！晚上去地下通道里瞧瞧，你这就是五星级了！”

我笑着指指我的被子：“这就是五星级的服务?”伟抖抖那个没有被面只剩下一堆烂棉花的所谓“被子”大怒：“谁把我的被子给泽西用了？”

我笑了，心里却悲凉极了。衣冠楚楚的伟，一副成功人士模样的伟，天天叫嚷着要占领北京的伟，把自己的床和“被子”都给了我，昨天他睡在哪里了呢？

后来我坚持住进伟的分餐间，把他的床还给了他。晚上伟给我买来一条簇新的被子显得很不好意思：“你瞧，这儿条件确实不太好，但在北京，就不能讲究只能将就了。”我自己去他的库房里搬来一袋大米枕着，盖上簇新的被子心满意足地睡去了，梦里我甚至都听见自己笑出声来。

今天我明白，我后来的所有成就无不源于伟对我的教诲。伟击沉了我的所有虚荣和面子，使我能沉下来真正面对自己的处境。半个月后，我在北礼士路的一所小学里，也开了一家快餐公司，仍然没有摆脱我那肤浅的浪漫——名字叫“淋畅雨季”。

                              4

这个小小的快餐公司当时只有80平米。唯一的一间办公室集中了九种功能：办公、更衣、订餐、仓库、寝室、休息、财务、会议……甚至会客。还有另外一种特殊功能就是编辑《佐餐》。《佐餐》作为淋暢雨季的企业文化，一直是我引为骄傲的一个策划。

我总是在夜间所有的工作都忙完之后，才开始编辑《佐餐》。这份小报凝聚了我所有的梦想和妥协。我把我的文字不被主流文化承认的所有不快和恼火都倾诉在《佐餐》上，小报朴素的风格和众多的互动栏目一下子吸引了白领，随餐一份的赠阅方式也使就餐者感到了一种浓浓的关怀。

《佐餐》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了我们自己的尊严。

送快餐这个行业，十数年来一直没有被北京人从人格意义上肯定过。我今天的工作室在西直门成铭大厦，每天在电梯上、楼道里看到那些端着箱子的小伙子被保安、客户甚至保洁人员猪猡一样呼来唤去，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悲悯。这些孩子们不易啊，他们早上4点就要起床，一直忙到下午送完了所有的快餐才可以吃饭。吃完还要备第二天的餐。

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呢？

《佐餐》在当时抚慰了我的所有员工以及我自己。这份报纸极大地渲染了公司地文化气息，我的送餐员被客户前所未有地尊重着、兄弟一样呵护着，如果哪一天送晚了，客户也会开着类似“怎么才来？都要出人命了！”的玩笑，轻易地原谅我们。假如哪一天因为机器故障没有《佐餐》，我的热线电话就会被打爆，那时《佐餐》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策划范畴。我发现自己也开始深深地依赖上了她。

因为《佐餐》、因为坦率、也因为流氓得彻底，我的客户开始喜欢泽西、喜欢《佐餐》、喜欢淋暢雨季。那时客户的投诉也换成了投稿的方式，诸如“今天的香辣雪鱼真是香的深刻，辣的彻底。”“明天的‘素面朝天’（素烧冬瓜——编者注）是否可以略施粉黛？”……那真是一段值得记住很久的日子。

就这样，我的小公司不到一年就拥有了60名员工，每天生产量稳定在一千份左右，我的《佐餐》也像一面旗帜被扯得哗啦啦喧响。

我把一次让人脱胎换骨的创业经历描述的太简单而且美好了。我的笔在执拗地回避着创痛。我也知道，如果不是必须，对于创痛的回忆其实是一种结结巴巴的空空荡荡，伤疤不揭开感觉也许还会好些。

但是如果忽略了这些伤疤，一切都会变得不真实，变得模糊。

我的妻子在半年后来到北京，在我寝室里站了好久没有坐下，她不相信这就是我在信里为她描述了无数遍的——我的淋畅雨季。

“这钱，咱不赚了。”妻子哭了。

我理解妻子地感觉，这时她还没有认同自己丈夫流动公民的身份。如果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我当时的生活，真的，那是什么？——我的寝室是学校废弃的一个小仓库，几个人住在里面，没雨的日子就是蚊子的世界。假如有雨，我们几个人就要不停地用挪床的方式来躲雨。这些还都可以忍受，令人恐惧的是冬天。一夏天的潮气似乎被凝固在房子里，走进来就如同进了冰窖。多干爽的被褥几天下来就已经湿漉漉的，盖在身上就如同盖上一块结了冰的草席，你需要用体温将它变得舒适些。

这样的生活状态我相信对于相当数量的流动公民来说是一门必修课，甚至有些人的境遇从来就没有改善的可能，他们也从来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梦里咬牙切齿地诅咒着北京，早上起来洗完脸就重新对这个城市充满希望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妻子还是留下了，我没有费任何口舌，我只是骑着一辆三轮拉着她在北京的胡同里转了一个下午。这一个下午我们没有任何交谈，我静静地把“我的北京”展示给她。晚上在新街口的麦当劳里，妻子把可乐的吸管咬得让人不忍目睹，咬牙切齿地说：“妈的，占领北京！”

妻子就这样怀着比我更恶毒的理想留在了北京。

                                5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一月一日，我带领着120名员工进驻了万通新世界广场B1员工餐厅。

整个竟标过程整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现在想起来那其中的惊心动魄还如同看了一场精彩的球赛一样过瘾。同时参加投标的还有六家公司，每家的净资产都不低于300万，但淋暢雨季在所有竟标者中脱颖而出，今天看来有几个因素不容忽略：其一，我的《佐餐》在所有竟标者中独树一帜，迎合了看重文化的北京人的胃口；其二，我的报价甚至在物业公司看来都不可思议——高达85万元；其三正是北京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遵守游戏规则。

有一万个人提醒我：“泽西，别太倔了，该打点就得打点……”我坚持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应该天澄地明乾坤朗朗，执拗地做了铁公鸡并扬言：“如果淋暢雨季不中标，那北京就不再是我的北京！”私下里心中却象揣了一个兔子般坐立不安。

北京终究没有让我失望。我昂着头走进万通的时候，并没有察觉原来我是多么幼稚。

我在《佐餐》上郑重地对万通的客户说：“请接受我的承诺：淋畅雨季将以最可口的菜肴、最优质的服务、最乐观的心情陪您很久，请您端起上帝的架子。我相信：世界，因为信守许多诺言，将肃穆而深情。”我这样讲了，也做好了秉承它的准备。

后来我发现，进驻万通，原来心理上和经验上的准备我都做的如此不充分。当我在水池边挥汗如雨的时候，物业的老总站在我的身后冷冷地说：“泽西，不要刷了。现在你应该出现在你应该出现的地方。”举目四顾我才发现，我的队伍乱了——面对同时出现在餐厅里的1500人，我的队伍彻底乱了。

我的队伍被人家想象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我被勒令24小时内解决所有问题，否则离开万通。

那天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我对万通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感觉自己和自己脚下的路都在蹒跚。

好友小毛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我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看看哪里忙，去帮忙吧。”后来的几天，我发现他一直在水池边刷着盘子，我心里很难受，但我什么也没和他讲。

有客户写来稿件说：“泽西，你究竟懂不懂管理？究竟懂不懂经营？少写一些文章，少来一些风花雪月的事吧，我们很累，只想吃一顿不错的午餐而已。”

我的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8小时，好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开始流起鼻血，我的十几名厨师几天都没见过太阳，我的几名经理只要躺下就没有起来的可能，而我，竟然72小时没有和过眼……姐姐将我叫回了办公室，将我按在椅子上说：“你哭，泽西你哭一场。”我没有哭，我想，哭什么呢？哭自己的无能？还是算了吧。

我不知你有没有过那种体验——大漠孤烟，你风沙扑面，你的衣袂飞扬。落日映着你古铜色的面庞，孤单使你想把手中倒提着的断剑插回鞘中，此时你多想长啸一声，勒住马缰，绝尘而去，从此江湖上不再有你的名字……那一刻，我几乎就要动摇了。

后来，我接到了小毛的字条，字体很潦草：泽西，很抱歉不能帮你刷更多的盘子，我走了。看到你忙成这样，我很心疼真的。作为朋友，我一直可以从你身上感觉好多诗篇，今天你却让我好难过。

                                小毛  即日

我颓然蹲下，终于泪眼滂沱。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安慰我的方式很特别，她亲自编辑了一期《佐餐》告诉我：夜雨会使人想家，夜雨可以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冲出夜雨的包围，只需做一件事——铺展开你的豪情，将你的刀鞘扔得远些，好刀不需要刀鞘，刀柄上也不悬流苏……

                               6

1999年的年初，我离开了万通。

此后数年，我一直习惯性地走来走去。据我的财务人员说：这些年仅房租我们就交给了北京几百万，利税更不用提。当然辉煌时我的帐面上也躺着三百余万。

公元两千零一年，全世界人民在新千年里莫名地骚动时，我独自在贵州的一个小镇上喝酒，部分原因是我又一次破产了。因为这次失败的过程太过惨烈，我没有勇气娓娓道来，请诸位看官原谅我的软弱。

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膨胀。我相信当我开着车子招摇过市、贵族一样颐指气使时，我肯定是膨胀了。我的那副嘴脸一定象一个乍富的农民，自以为给流动公民挣足了面子，其实是将自己的人格放在农贸市场里展览。中国人的所有劣根在我的身上您可以一览无余，我可以作为流动公民的反面教材被悬挂在他们的正前方，使闻者足戒。

今天，我老老实实地坐在西直门成铭大厦的工作室里和言午先生写字、搞电视剧。我很平静，我知道今天从事的虽不是自己擅长的，却是自己钟爱的。等我的好消息，朋友们。

写完如上文字，我极其沮丧——我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的尽量完整而且朴素。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使自己站在一个局外人的立场，理智地审视四百万流动公民对北京的贡献以及影响，我用我的头颅做证：一切都是真的。

10年来，我在北京赚了几百万，又赔掉了几百万，不知道这算不算对北京的贡献。几年的时间，北京使我懂得了太多的道理——我发现，北京就象一本摊开来的大书，任你去阅读；每读一遍，你都会否定以前的感觉，每一次阅读，北京都会给你不同的东西。

太深奥了，我的北京。也许，这就是北京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