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我一看到兰考县太爷口出狂言的报道，第一感觉就是：这家伙非倒霉不可了！你不对下属讲，不对家人讲，不对朋友讲，偏要对记者说什么“一听焦裕禄精神就烦”，后果当然得自负。我不同情，因为想同情也同情不了。

我想，如果陈父母不是喝了那么些酒，他是决计不会说这样的话的。谁不知道面对记者出言不慎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可见都是酒精惹的祸。陈某清醒后不是马上驱车追赶记者吗？不是在狂言见报后频频下乡指导工作吗？不是很诚恳的大谈焦裕禄精神吗？只是这些补救措施明显不会产生比狂言更大的效果了。因为全国人民都已知道兰考县令陈某人“烦焦裕禄精神”了，不免不足以平民心（或记者心？），不免不足以体现对焦裕禄精神的重视，不免不足以体现党纪的严肃性。陈自己一时不慎，丢了乌纱，痛哉！

反过来想想，距焦裕禄同志逝世已是三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也20年了，我们谈焦裕禄精神还少吗？不知兰考如今治理得如何？最让我们焦书记揪心的事解决得怎样了？历任的兰考县委书记、县长，大凡有上级来人、经验交流、记者采访等等之类，想必无不大谈“焦裕禄精神”云云。或许，大家都觉得烦，只是大家都知道：再怎么烦也不能轻易讲出来，特别是对记者，否则会更烦，只是不是厌烦的烦而是麻烦的烦了。但我想，口口声声焦裕禄精神而无实质行动或只是花架子工程，不谈也罢。

再想，兰考县的领导，也真不容易，除了要谈焦裕禄精神外，还比别的同仁多了层责任：完成焦书记的遗愿。做好了，是焦裕禄精神鼓舞的作用，理所当然；做不好，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焦裕禄之后，除陈某外，似乎没有更出名的县领导了，是他们做的不够好，还是一点微光无法不被焦裕禄的光环掩盖掉？也难怪陈会说“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事情没做好”，会大谈自己的政绩。也是，你不表现，谁又会知道你有何成绩？几十年来，我们的好干部只出了几个焦裕禄、孔繁森等等，而且多在故去后才为国人所知，不是一极大悲哀吗？当然也很安全，因为人已入土为安，盖棺定论了。而活人的“质”还有“变”的可能，不是吗？

又想到记者，也不容易呀，要搞个国庆特别节目，需要兰考的“焦裕禄精神”。这是政治的需要，即使记者多次写过“焦裕禄精神”了，再不想去也要去呀是不是？省里的记者呀，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赴兰考，你不热情招待就罢了，让你谈谈居然还那么困难，又岂是记者所期待的？本来多次吃闭门羹，心里怨气已够大的了，好不容易等到你酒足饭饱，才有机会忍着满肚子气采访你，还好心好意的提醒你，谁知道你倒好，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不说出来一肚子恶气如何消得了？你倒霉当然活该了，象你这样还不倒霉？天理不容呀。

又再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言得福、一言招祸的例子并非仅见，又该说什么呢？叹一口气，搁笔。

（这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有感而发写的东西，前几天收拾整理旧物时发现的，我想知道现在还有人知道当年的这件事吗：兰考县委书记因为酒后一句“我一听到焦裕禄精神就烦”被记者捅出来而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