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中“暴力展示”的一点比较和感想
■隐 石
多日来心绪不宁。我很清楚我的不安和烦躁是因一篇文章引起的，这文章是陈应松的中篇《马嘶岭血案》（2004·4《小说选刊》）。倒不是那文章写得有多差，而是它里面杀人场面的描写激起了我阅读生涯的种种经验。两相对比使得我被一种迷糊和迷糊之后清醒的痛苦纠缠，从而引发了一个文学青年在这个春天对于文学中“暴力展示”的一点思考。
参照当下，《马嘶岭血案》写得还过得去。但如果从我的“内心”出发，我愤怒这些文章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或者愤恨自己把时间白白花费在这些文章上，挤走了我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和思考时间。在这里只表明我个人的一种观点和态度，决不是以此标榜或抬高自己。我有权依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发表看法，如同在吃饭时我有理由对一碟既不中我胃口又缺乏营养甚至藏毒的菜嗤之以鼻，并告知邻人对它敬而远之。
一连多日我都处在一种混乱中，思想理不出个头绪。初始我内心在默默肯定小说叙述的生动，语言的简洁，继而我置疑小说中的叙述者——一个农民——的性格真实，到最后，我否定小说中近2千字的对杀人过程全面而且粗糙地描写。那些血淋淋的语言让我想到很多问题。我想作家是否有必要进行露骨而详细地描写，这种情况我在当下的文学刊物中遇到很多。那么，这种状况是否揭示了当下小说写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里面是否有媚俗和粗鄙的倾向？
当然，如果仅仅依据作品中暴力展示篇幅的长短来评判作品的好与坏，考查作品是否有媚俗倾向，无疑是浅薄与片面的。事实上，文学中某些直面人生的血淋淋的文字正反映出人性中最残忍卑劣的一面，像一面镜子映出火山的反光；这些描写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但是应考虑到，由于它的血腥和暴力，它们在作品中耀眼地体现着作家的道德立场，收与放，多与寡，应严格按照艺术原则来施行。
《马嘶岭血案》中的“暴力展示”因为人物众多（6个死者）而持续了近二千字。作家详细描写了每个死者（地质堪察人员）被杀时的惨状。两个农民手持锋利的开山斧，剁掉了６条鲜活的生命。下面抽出的是关键句子。我们先来看最先中斧的王博士：
只见一道寒光一闪，那黑油油的头发就不见了！我听见了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有点像鹞鹰拍击着翅膀的声音，估计是压下了一些树枝和草丛。
第二个是祝队长：
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眼镜弹到一棵树干上，手晃晃，就倒地上了。
但祝队长没有死，在凶手去拉祝队长腰包的时候，祝队长动弹起来，不让拉（这实在让人生疑，祝队长脑浆都被砍溅出来了，还有知觉来保护腰包，且说了一些哀求的话[略])，于是
九财叔的一声断喝，让我手起斧落，我闭上眼睛就是一下，我听到祝队长在我的斧下一声惨嚎，就像年猪在刀上的惨嚎一样！我再一睁眼，祝队长的口里就冲出一块黑红色的血块来，并从嘴里发出‘噗’的一声，脸突然变成紫茄色，头坚定地歪向了一边。
第三第四是杨工和龙工：
杨工和龙工这两个烟鬼都含着烟在小声嘀咕并记录什么，都蹲着的。九财叔向我一招手，丢下箩筐就隐过去了，照那两个人一人一斧，像敲岩羊的头，两个人手上的东西一撒手，就仰面倒地了，烟在草丛里还冒着烟。
最后中斧的是小杜和小谭：
……我听见了一声尖细的叫喊。是发生在那边的，九财叔的斧敲中了小杜。我看见小杜摇晃着抓住了一棵树，头发散开了，一眨眼，那头又埋在了九财叔的手上，好像是在咬他。……我又闭上眼睛，朝小谭的头上砍去。斧背砸瘪脑壳的声音真的很难听，短促，沉闷，哑声哑气，就像砸一个未成熟的葫芦。我干完了一件事，我握着开山斧站在山坡上，我看到的小谭扑倒在地上，抱着一块大石头，好像要亲吻。这个山里娃子就这么完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油嫩嫩的声音。后来就没有了，我知道小杜也完了。
仿佛一场持续的噩梦。这样的阅读也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先甭管它里面的用词及有关情节是否准确恰当，单究它给人的感觉。这些粗糙的语言所组织成的似真非真而又血淋淋的形象好似一枚粗砺的钉子，坚定地嵌进我的思维，直接毁坏了我平静的日常生活。
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艺术的美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提示“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处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艺术品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
比之陈应松，莫言在《檀香刑》中对暴力的展示则体现了一种“主观而不切实际地夸大。
师傅说女人中也有好样的，也有肌肤华泽如同凝脂的，切起来的感觉美妙无比。这可以说下刀无碍、如切秋水。刀随意走，不错分毫。师傅说他在咸丰年间做过一个这样的美妙女子。……师傅说凌迟美丽妓女的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师傅说面对着这美好的肉体，如果不全心全意地认真工作，就是造孽，就是犯罪。……那天的活儿，师傅干得漂亮，那女人配合也好。……师傅说他常常用整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地回忆那次执刑的过程，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回忆一盘为他赢来巨大声誉的精彩棋局。……师傅的鼻子里，时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体惨遭脔割时散发出来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气味
这样的作品，你在阅读时肯定会感到迷惘。这种对暴力的“把玩”和“欣赏”态度体现了一种怎样的道德立场？难道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对于苦痛如此麻木的民族？抑或，这是传承过去历史上由于对权力至上的尊崇而导致的对暴力苦痛的麻木？
对暴力的精细的、带着把玩和推崇性质的描写，目的只能有一个：吸引读者的眼球，让读者直接从文字中获得感观刺激和心理猎奇。这让我想起流通于地摊上的黄色小说，通过挑逗性的，赤裸裸描写感官的语言，放大人的欲望，从而完成对猎奇者和变态者的心理抚摸。
鲁迅在小说中也写了杀人，但他是冷静的、审视的、批判性的。在《药》中，他这样写：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这就是杀人的过程。这种远距离的视角更照见作家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文字中内蕴作家的精神向度和鲜明的道德立场。
福克纳在其短篇小说《沃许》中，对杀人的过程纯粹省略不提，他只是暗示性地写道：
塞德潘又用鞭子抽到沃许脸上，把他抽得跪倒在地。当沃许爬起身来再往前走的时候，他手里握着那把大镰刀，那是他三个月以前跟塞德潘借的，塞德潘再也用不着它了。
省略并不是忽略，我们从福克纳对沃许杀人后的描述，感到了情况的糟糕和一股令人窒息的压力。
而科塔萨尔在《凤尾船或名重访威尼斯》小说中，是这样来交待一个女子的自杀：
凤尾船离她只有几米的距离，每个银色的钉子头、每一朵花、棺材上不起眼的包铁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凤尾船似乎从她脚下溜走，迪诺的脸（脸上更多的是惊奇，这可怜的蠢家伙居然也心存幻想，想起来真有点滑稽）很快滑过，消失在桥下。“我上那儿去，”巴伦蒂娜只来得及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她要随那灵柩到那儿去，远离迪诺，远离粗暴地抓住她胳臂的那只手。她感到阿德里亚诺做了一个掏东西的动作——也许是掏香烟——其神情就像一个企图争取时间，不惜一切拖延时间的人。香烟也好，其他别的东西也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已乘坐那条黑色的凤尾船，去往她那没有恐惧的岛，最终接受了那只燕子。
这是小说的结尾部分，就像李安在电影《卧虎藏龙》的最后结尾一样，诗性的光芒涵盖一切，也表达了一切。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对死亡的逼近描写达到令人惊悚的程度。作家让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向老太婆举起斧头砸下的同时，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中断了斧头下落的速度，让读者去看那即将承接斧头的部位：
老太婆跟往常一样没有系头巾。她那稀疏的、夹杂着白发的浅色头发也和平时一样，抹了厚厚的一层生发油，编成一条耗子尾巴似的小细辫儿，绾成一个发髻，用一把残缺不全的牛角梳子别在后脑勺上。她的个子很矮，那一斧子正好砸在她的天灵盖上。她叫喊了一声，可是声音很小；她刚抬起两只胳膊扶着头，就一下子倒在地板上，一只手里还拿着那包“抵押品”。于是他又使出全身的力气，仍旧用斧背，还是朝她的天灵盖猛砸了两下。血好像是从翻倒的玻璃杯里涌出来似的，她脸朝上，身子往后倒。他往后退了退，由她倒在地上，接着又俯身察看她的脸；她已经死了。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仿佛要弹出来似的，前额和整个面部皱了起来，痉挛得变了形。
陀氏这段地狱似的描写在文学中是少见的。但他这一段的写作正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漫长的500多页的痛苦生涯的前提，饱含了作家巨大的悲悯；如果没有这样一段让人心颤的描写，也就不会产生一部思索人类罪恶行为、忏悔录似的巨著。
据我的理解，我们的作家直接传承世界上伟大的人文思想，他应该思索人类的苦难，充当良知和道德的发言人，表现人在困苦环境中的奋斗，展示人的英雄气慨和尊严，提倡文明、博爱、理性和秩序；他应该具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一种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他笔下的文字是精致的、有分寸感的、符合艺术规律的，他应该继承大师的优良传统，敢于拒绝媚俗并用文字同媚俗划清界限。
04、4、17——4、20凌晨3点完毕
附：文中提到的有关文章（普及本免）出处：
《沃许》——（美）福克纳作品，引自译林出版社《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第308页；
《凤尾船或名重访威尼斯》——（阿根廷）科塔萨尔作品，引自2002·2期《世界文学》杂志第49页。
四月：与文学有关
■隐 石
哑……
以一个读者的身份，麦家是我看好的作家。认识麦家，是在2002年的11月；准确地说，是2002年11月号的《山花》促成了我们的相识。他的那篇《我的阿加蒂斯》让我认识到他是值得读者关注的写者。在文中他明确告诉我，他是喝阿加蒂斯的奶长大的。那给予他滋养的阿加蒂斯就是博尔赫斯。他写到：“这些年来，我靠阿加蒂斯对我伸出的一个小指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数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我说的阿加蒂斯的小指头不是指一个身体的小指头，而是指十几篇中短篇小说，字数大概在30万字左右。我相信，这只是我的阿加蒂斯的所有小说中的一个小指头。在最近几年中，我就是依靠这个精致的、完美的小指头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他引用了一段博尔赫斯的小说，接着写道：“阿加蒂斯就是这样，平静又坚定，神秘又机智，简单又复杂，遥远又真切，有力又轻柔地拨动着我，让我感到轻松又温暖，就像流水之于石头，又如光芒之于眼睛。”——多么深情的描述呀！
它吸引着我读下去。
接着我读到了一个青年作家与大师的相遇，欢喜与悲痛交迸的相遇。真实的说是与大师作品的相遇。因为作者太热爱大师的作品，所以不能容忍大师的作品尘封于书店，不能容忍书店对大师作品的打折出售，更不能容忍拙劣的笔不知天高地厚的去翻译大师的作品——麦家对博尔赫斯更甚于女人的热爱让我感动；他这篇优美而真情的文字让我感动。这种感动驱使我两年中多次重读。
不久之后，我在《南方周末》李敬泽“每月新作观止”专栏中看到，李敬泽特别提到麦家这篇献给博尔赫斯的颂文。
在颂文后面创作谈中，麦家谈到了对语言的感觉：
“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作家本人。……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说实话，正因为这篇文章和文章后的随笔，麦家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我的书摊上逡巡的时候，文学杂志中出现了“麦家”两个字，总是增加了我最后下手的决心，尽管我兜里的钱只够给女儿买一个稍稍上点档次的玩具。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看到了2004·4《小说选刊》上他的短篇小说《两位富阳姑娘》。小说后面附有冯敏的对《两位富阳姑娘》很高的评价。
但我以为这篇小说在语言方面有失败的地方，至少不如《我的阿加蒂斯》精致简练。
请看第六段开头：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给当地人武部，并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是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没我的事，自然可以走人。事实上，新兵在不戴领章帽徽之前，都还是人武部门的人，出了事情，由他们来解决是名正言顺的。就是说，我只要把人交到人武部，即可拔腿走掉。我后来想，如果我当时交了人就走，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路上，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有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事。”
老实说，读到这一段，我的阅读耐心已受到极大的挑战。我放弃了对整篇小说的阅读。本来，在读了第一段后我就对文中“处女膜”来“处女膜”去及“处女膜破了”的原因分析很反感。有些事情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说出来没这个必要。小说讲究留白，给读者想象空间，你连想象空间都给读者剥夺了，可见悖离博氏的传统太远了。
同时让我有些哑然的，是这篇小说后的评点。据我的阅读视野，冯敏作为《小说选刊》编辑，又时常作一些小说评论，应是对中国作家乃至文学潮流有非常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发言应中肯、切中时弊，不应动不动就说某某“有机会接近博大”。
再往前推两个月，2004·2《小说选刊》上莫言的短篇小说《养兔手则》则简直让我大跌眼镜。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在中国作家中堪称大师级人物的莫言竟出手这么一篇拙作。整个小说构思简单，现实——回忆——现实。老实说，我初学写作时也曾炮制出这么“很没有难度”的一篇小说，其结构与《养兔手则》几乎雷同。但那篇不能称之为小说的东西早被我丢进了垃圾筒，现今提起纯粹是因为有莫言的《养兔手则》壮胆。同时，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它竟还上了孟繁华的《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2004＜小说选＞季评（之一）》（2004·4《小说选刊》）。孟繁华说，“……莫言的《养兔手则》……等一一做出评论。但它们都是值得一读的好小说是没有疑问的。”孟繁华的评说是什么目的，我们不去管它，但他的眼光和小说标准有问题是没有疑问的；有几个朋友和我都表示同样的否定是没有疑问的；作为读者的我们不买帐是没有疑问的。
唱……
进入2004的春天，因为工作变换的原因，我的阅读也进入了一个春天。同先前的声明一样，我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置身阅读的空间，想说说自己的感受就同口渴时想喝一杯略浓的绿茶一样，属个人体验并不是媚眼于众，与一些人爱借公众立场发言是两码事。
如同春天总是耀眼于鲜花，叶弥的《小女人》与潘向黎的《白水青菜》给我这种感觉。它们冷静内敛，就有了逼人的光芒。分别表现在：叙述的节制和语言的节制。叙述的节制产生张力，让中篇《小女人》似绷紧的弓、浑圆的球，似有多种可能的生活本身；语言因节制而表现如鹅卵石一样光滑，同时又有燕子尾巴一样的简洁，使短篇《白水青菜》蕴涵古筝曲一样的暗香。叶弥属初次接触；据介绍人很年轻，作品里有目前中国一些大作家少有或根本没有的展现文本自身无限可能的探索因子。她的出现是读者的福气，仅凭其对文本的探索就值得让人看好和期待。她作品里面包含有真正属于文学的东西。潘向黎是在2000年就认识的，我被她《人民文学》里的短篇《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迷住。她的简洁、优雅然而不乏细致精巧使我一度找寻她的地址，想寄钱买下她全部的文字。因了她的名字，《布老虎中篇小说2003春之卷》（中有她的《一路芬芳》）我毫不犹豫买下。今年初春时节，终于在“文化书苑”买到了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我爱小丸子》。全书看完，感觉是：灵气、天然、时尚；短篇好于中篇；大家闺秀，不知在深闺里可否能进入四通八达的国际高速公路？
如何选择十数种2003文学选本？——是摆在2004春天的事情。
2003文学作品选本之多让人叹为观止，有作协选编的，有某文学杂志社选编的，有个人选编的，有某出版社选编，应有尽有，喧嚣在书架，缭乱于眼眸。面对这近十家主子就着同一桌菜选来挑去的碗碟，作为读者的我委实难以决定。每家都打出自己的品牌、口号，都标榜自己是权威选本、专家眼光、民间立场、立此存照。据自己的眼光，我选了一本，林贤治和章德宁编的《2003文学中国》；价格可能是最贵的（32元）。当读到选本里那些从尖锐的生存痛感出发，文采和思想都远非一贯自恃名流可及的作品，感到一种幸福和满足。
如何阅读散文？我当然不会放过祝勇编的《布老虎散文2004春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该书设计雅致，装帧精美。更重要的是祝勇这个人，以他的眼光，散文绝对有看头。他编的《新散文九人集》曾陪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2004的《散文》杂志设计典雅厚重，文章质量不逊《散文选刊》。《散文选刊》印刷粗糙，设计平庸，编辑选稿偏离大地的声音，譬如在第3期上，把王朝阳的《丧乱》仅作地域美文选载，如此大气锐气震聋发聩之作，竟没有上封面推荐篇名，编辑水平和眼光气得我差点吐血；想到多年对它的订阅，猛生一丝怅惘和后悔。喜欢第3期《散文》上张毅的《记忆中的事物》，该作从艺术层面上说几近完美，阅读多次，每有新感；诚奉为圭臬。
在瞭望众多刊物新书的同时，重读加缪，正式进入卡夫卡，感慨良多。在我兜了一大圈回来之后（这一圈是五到六年），有读了加缪、卡夫卡之后可不读其它小说之感。这当然有夸张的成份，只能说明我对他们顶礼膜拜。膜拜原因是：他们的小说独立、坚硬，又包含生活无限的可能。同时理解的还有，真正的作家与寂寞相伴，是托马斯·曼说的“写作困难的人”。这个春天，出于收集喜爱，更多原因是书中有加缪的我没有看过的短篇《来客》，我飞快地买下格非选编的“我最喜爱的悲情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涉足加缪卡夫卡的文字，不由生出无限感慨：他们的小说在展开的方向上具有生活自身和内心世界的广度，因此人物是站立的，风物是站立的，进入阅读，也就进入了混杂腥风苦雨的生活本身；他们的叙述只忠实于内心、不媚任何人喜好，像石头一样沉着，像推土机一样坚定，像斧子一样简洁，像老鹰一样沉勇而又飘逸的。打个简单的比方，读某些人的小说，读至三分之一时，心中就明白了故事的大体框架和结局，而大师如加缪、卡夫卡的小说，你的对故事结局的想象通常是不准的；他们在很短的篇幅内让你经历波涛云谲般的生活，而又是合乎常理的！所以感慨，因为身边刊物中太多媚俗之作，“大众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已是不少文字制造者的运笔方向和写作指南。
2004的春天，第四次读完《局外人》，感觉与前几次大不相同。前几次更多的是同病相连与顾影自怜；这一次是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又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想说的是，一个知道了自己该怎么生活的人，是一个能认识自身绝望处境的人，并因此能够承担生命全部的虚无。
喜……
2004的春天，我手边有一本改版后的《乌江文学》；刊物是在103印刷厂得的，因了排版《黔东作家》故。《乌江文学》的改版让人高兴。时日既长，总有话语喉间蠢蠢欲动，如鲠，不吐不快。
我区的文学刊物很多，几乎每县一刊。这本是值得欣喜的事，却总让一伙文学青年心中不满，甚至愤怒。“你看这刊物设计成什么样子了？是填鸭？排黑板报？政论刊物？大红大绿庸俗透顶！”——这样的不满与愤怒值得理解。为什么？其出发点是好的，是衷心希望刊物办好。话说回来，刊物办好了，还是你那一干子人马得名誉，且团结了一批作者。把一篇严肃的文章排得挤眉弄眼，把一首诗歌排得油头粉面，让作者羞于收藏，想想终归是不好的。人家都不想把文章寄给你了，认为文章上你刊是出丑，还有什么好？
其实问题应该没这么严重的。往作者方面想，多一些理解就不至于气坏身体，就当做刊物的是些与文学无关的人吧！既与文学无关，就不会关注市面上设计典雅的众多文学刊物，他连看都不看，遑论模仿？刊物办成那样，应是顺理成章。监督？就当这个词没有诞生。如此，为了避免动不必要的肝火，你尽可以从心底遗忘它；何况，你身边有的是可以收藏几十年的新刊物！往编者方面想，高姿态的遗忘是最好的，你尽可以不看不投稿，我有的是稿子，更何况你即便有好稿我也从来是不看的，到年终我写总结随意虚构一笔就可以糊住上面的眼，表彰并不因你的态度就会掉落了，出刊是我的工作之一，任务只要完成了就好，与你何干？
其实刊物想办好也容易，无非把版排好一点，让文章像文章，让版面有空白，让视觉得休息；风格益统一，花样益少玩，庄重又轻灵，典雅兼大气。版式设计好之后，算头等事儿的，应数校对。就算是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互尊重，校对一定要过关。我见过一个朋友把刊物撕得粉碎的愤怒模样，原来那编者把他的诗重新随意地砍断分行，无法卒读——这种地步，那编者确是一点礼节都不懂了。
听印刷厂里人说，《乌江文学》是请知名美术人士设计的，她们也很喜欢，多摆了几本在微机室做样品；看到自己经手的刊物像书摊上卖的，真是由衷的高兴啊！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第一个看到刊物并要亲手操作的微机室人员也不希望你把刊物设计得太丑，她们是这样说的，“设计得好的，我们做起来也高兴。”
笔者曾经当了五年的“报人”，干了五年的编辑排版业务，知道排版关系一个人的审美水平；但也知道一个最傻的办法，那就是：模仿。
如果一个人连模仿都不会，你猜猜别人会喊他什么？……
2004、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