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工  甲

写完如上题目，我几乎想笑。这多么象文革反特片里的角色，因为实在无足轻重，就干脆忽略他的名字称他为“特务甲”。

但我笑不出来。面对眼前这个67岁的老人、这个脸上沟壑纵横、不知道是谁的父亲的老人，我实在笑不出来。

发现老人的时候，我正在接一个电话，老人看我没有赶他的意思，就识趣地站在旁边等。电话的那一端是个得了话痨的制片人，他似乎对我的智商产生了怀疑，喋喋不休地想劝我将我的剧本从17集改成20集。我也执拗地想说服他17集我就已经把故事写完了，20集我没的写，他骂了一句“傻逼”就把电话摔了。

依我平常的脾气，我也会把我的手机摔了。但看到老人欲言又止的眼神，我居然心平气和地把手机放回衣袋。

我发挥了我所有语言的潜能，才明白老人想问我三块钱他能不能去天安门。我当时在亚运村某个商场的门口，粗略地算了算，是不行的，至少他无法回来。

老人听到我的回答很失望的样子，却表现的异常满足（后来我知道，他仅仅是满足于我听懂了他的话并且回答了他）。老人的表情再一次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得到了下面的故事。

我只能用民工甲来称呼老人，因为我无论怎样也搞不懂他的名字，他就说叫我民工甲吧，他们都这样叫我。民工甲是贵州岑巩县的农民，跟我一样，老人一生只有一个梦想，就是看看天安门。儿女们孝顺，就帮老人凑了280元钱。儿女们不知道在乡下可以使三口之家生活半年的这笔钱，其实只能使老父亲“到达”北京。

民工甲到达了北京。

两天之后，身上只剩下了8毛钱的民工甲凭着农民特有的敏锐和诚实在北四环的工地上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挖沟。

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早已烦透了市政各部门的自行其事——每年甚至每天都有人把好端端的公路掘开，在里面大翻特翻，好像总是有什么东西落在里面忘了拿走，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找一次。这次四环路的建设便要求各单位提前施工，四环路建成之后不再允许任何单位破路施工。这是让老百姓大快朵颐的事情，民工甲也在某种意义上说受益于这项政策。

按理，以67岁的年龄是无法在北京找到一份力气活的。因为劳务市场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划拉一大堆，既便宜又能干。但是当中国移动的施工队伍急着招人抢活时，偏偏看上了民工甲。民工甲做了一辈子铁匠，打些锹镐之类的农具是不在话下的，而中国移动的工程有许多连接铁管的工作，缺少技术人员，民工甲就以“技术人员”的身份被招募进来。

实际上，因为这种工程多属于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大公司就直接将它们发包给下面施工单位的一些小工头，小工头再去劳务市场招人来干。

这些小工头原本也是乡下的农民，因为早出来了几年，又因为头脑灵活、嘴甜得到了赏识，就成了职业工头。每有急活，他们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干，瞬间就可以组织起一个庞大的施工队伍。这些大公司们甚至开始依赖他们。这些小工头的能力来源于他们的背景以及经历。他们就是民工出身，他们太了解民工们的生存状态，以致于他们往往以匪夷所思的价码就招募到民工甲一样的外地人。

民工甲的待遇是每月500元人民币，吃住自理。每天预支5元钱生活费，其余工程完了再解。这样工头就高枕无忧了，只需垫付很少的一点钱就可以把工程做完，然后再用结算的工程款发给民工工资。但有一条是让民工们不寒而栗的就是，你如果中途不干了，对不起，一分钱没有。所以工头们的队伍建制永远是完整的，民工害怕血汗钱白白流失，一般是绝不敢轻易跑掉的。工头们抓住了他们的心理，动辄把你的祖宗三代翻个底朝上，稍不满意就用拳头招呼了。他们巴不得民工们跑掉，那他不是等于白用了他们吗？

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是无法生存的。5元钱，从事繁重劳动的民工们要对付一日三餐还得算计着花，睡觉就显得太奢侈了，所以民工甲就一直和工友们睡在路边的树下。年纪大了，虽说身板硬朗，但因为得不到良好的休息，民工甲还是一脸菜色。

“也有跑的。”民工甲证实。

有些民工因为吃不饱，并且无法忍受工头的打骂，也就跑了，工头自然不介意。但他们跑到哪里去呢？以民工们的文化在北京，只能回到另一个劳务市场，被另一个工头领走。民工甲不准备跑，他无处可逃。工程不完，他就无法回家，也就无法实现去一趟天安门的梦想。

“那就是老板。”我顺着民工甲手指的方向看到了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的衣着比较随意，唯一可以区别他和民工甲的身份的，是他的衣服比较干净以及腰上的手机。我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工头不太健谈，但是一副很老练的样子。

“我知道他。”工头说：“我对他也算照顾了。看他岁数大，我就给他一天加了一块钱，让他顺便照看路边的施工设备。”

“可是他们只能睡在树底下呀，有点太……”

工头警惕地看了看我：“你不会是记者吧？”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是过路人，有点可怜他。”

工头和善地说：“哥们，他不是我爸，当然也不是您爸。您说我还能怎么办？现在去劳务市场，就这价，呼啦呼啦往车上钻，轰都轰不下去。您让我再花6块钱去雇人，您说犯得上吗？”

我无言以对。

回到民工甲身边，他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民工甲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孙成群了。去年分了家，六个儿女每人分得了一份家产，同时也分得了每人600元的债务。二儿子面对600元这个“庞大的”数字，怎么也无法接受，居然喝了农药。民工甲的老伴实在无法接受失去儿子这个事实，也一命呜呼了。民工甲讲述这些的时候很平静，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我在很多场合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充满悲悯：“弟兄们，你们一个月的手机费就是一条人命啊。”

民工甲有时去一些大排档附近转悠，趁服务员不注意，拣一些残食饱饱口福。“我不常去，实在馋了，再去。”民工甲的脸有些红，极力地解释。我不忍心看他的脸，就想差开话题，但他执意问我：“你吃过麻辣龙虾吗？”我静静地望着老人，无法回答。

“我吃过。”老人满足的样子实在让我无地自容。“但那次被人打了，不过，他们手没有工头的重……”老人依旧自言自语。

 “你们北京人好，真的。”民工甲把我当成了北京人：“我们工头是我的老乡，可他挺坏，总是坑我们民工的钱。那次他的老板来了，就是你们北京人。看我们干活挺累，就让他给我们买包子。他真给我们买了一大堆包子，我自己吃了8个，那包子……真香。等他老板走了，妈的，他扣了我们的钱！要自己吃我哪舍得吃包子呀？吃他一顿包子，我给饿了一天！”

“儿子死了，老伴死了，儿女们怕我想不开，说让我出来看看，我哪知道外面是这样啊……要知道说啥我也不能这么糟践孩子们的钱呢。”

民工甲说不下去了。

民工甲，你是谁的父亲？

儿子，你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过怎样的生活吗？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约了著名作家白沙和魏高祥先生在左家庄的一个酒店谈稿子，我们谈到很晚，兴致勃勃。

走出酒店已经夜色阑珊，借着醉意，我们在很调情的路灯下恣意地说笑着。这时我发现了一双眼睛。这种眼神我发现自己很熟悉——是那种躲闪着的、充满欲望而又欲言又止的，甚至是强烈地克制着心底慌乱的无助的眼神。

我低下头思索了很久终于想起来，在一个燥热的下午，在亚运村的马路边，民工甲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站在我旁边，等待那个得了话痨的制片人数落我的。

此刻这个眼神的后面是一个17或者18岁的姑娘。

姑娘注意到了我的表情，终于踽踽地走过来盯住我的眼睛：“叔叔，您能帮我买一碗最便宜的饭吗？”

我失望了。曾经那样让人同情的民工甲，却能够在分手时断然拒绝了我这个陌生人的施舍，让我一直难过了很久。于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在街头……在北京的街头，你几乎经常会碰到类似的场景：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突然拦住你，给你讲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然后就顺理成章的求你帮她做一件你绝对无法拒绝、简单至极的事——她要给家挂一个长途，你能否帮她付一下电话费呢？几乎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请求并且一般都会施舍给她数倍于一个电话费的数目。

我的经验是不要停下你的脚步，绝不要听她的故事，否则你就只能乖乖地施舍。之后你会没有一点施舍之后的愉快，你会有一种让狗给强暴了的感觉。

我发现自己果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果然没有听姑娘的故事（准确地说她并没有给我讲故事），讪笑着说：“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你们通常吃的比我还饱，快回家去吧，太晚了。”余光里我发现女孩并没有纠缠我的意思，飞快地转身走掉了。

发动着了汽车，我迟迟没有启动。我突然发现我无法面对一双伸过来的手——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朋友。言午明白我在想什么，轻轻地说：“我看见她往东边走了。”我们就向东追下去。远远地我们看到，马路边，姑娘孤单地走在夜晚很是调情的路灯下。

那一刻我很难过，我宁愿相信姑娘此刻还饿着肚子，而我们酒足饭饱，甚至还不知深浅地调侃人家。

我们默默地跟了她许久才停下来。

不知言午和姑娘说了些什么，姑娘握着钱跑过来默默地向我摆了摆手，眼神很复杂。汽车上言午说：“我向她表达了你的歉意。”我没有作声。坦率地说，我相信这个女孩没有骗我们，因为眼泪一定是真实的。即使我们又上当了，我也不会后悔刚才的行为，我相信一个骗子也会被善良的行为感动。

不知为什么，我们依旧没有施舍之后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