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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母亲
霜冷长河
很久以来，一直想写点关于母亲的文字，每每打开电脑，心里便倍感不安，屡屡作罢。眼看年届七旬早该安享晚年的母亲仍然在一如既往地奔波、操劳，做儿子的却不能为她分担于万一，而是稳坐在电脑前，敲出些华丽的辞藻，总感觉那份情太过虚饰，一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充其量不过是对天下母亲微不足道的“口头表扬”，却被我们弄得这般隆重，未免太矫情了。
我不知道该向母亲作怎样的表达。 前段时间看过一部韩国电视剧《看了又看》，深深感佩韩国人营造的那份亲情和温馨：无论老幼，面对自己的母亲，都会亲切地叫一声“妈妈”。简简单单的一声“妈妈”，却把对母亲全部的爱囊括其中了呀！我看到，正是在这一声声亲切的呼唤中，韩国母亲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开心，那么陶醉，那么幸福，那么满足，分明是儿女对母亲心存感激而敬奉的最真切的回报啊！我也曾叫过“妈妈”，那是懂事以前，嗲声嗲气的，纯真无暇，朴实无华。读书以后，尤其是上中学以后，改叫“妈”了。再以后，成年了，结婚了，连“妈”都不好意思叫了，直至现在，偶尔叫一声，都是那么的含混，更不要说情真意切了。我深感愧对自己的母亲；老人一生含辛茹苦，晚年居然连一声完整真切的“妈妈”都没能听到。其实，每次见到母亲，看到母亲那满头霜花，我真想像儿时那样，切切地叫一声“妈妈”啊，可是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只因为，除了那一点点窘迫，更多的是一份歉疚，一份舔犊深情无从报答…… 我不想标榜我的母亲有多么伟大；从她身上，我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迹象。与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我的母亲食五谷杂粮，有喜怒哀乐，很平常。
我见过母亲早年的一张照片，八寸大小，黑白半身照。照片中的母亲还是个十七岁的姑娘，身着印花对襟立领装，秀发齐肩，两侧各分出一束，扎一圈绸结，自然而略微卷曲地垂在耳旁，浓淡相宜的眼眉，线条柔和的脸庞，不施粉黛，却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拍摄得最好的黑白照。照片摄于1956年，十七岁的母亲那时已是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身）的一名副社长。母亲读过高小，有文化，能歌善舞，很活跃。两年后，母亲嫁给了成都军区一位年轻英俊的少校，也就是我的父亲，并且生下了我。我一直没弄明白，父母虽为四川老乡，却一个在川东的城里，一个在川北的乡下，远隔千里，是什么促成了他们的姻缘呢？总之，命运安排母亲嫁给了一名现役军官，令母亲倍感荣耀，同时把一份磨难深埋进这荣耀的背后，善良的母亲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1958年9月，母亲怀抱出生刚四个月的我随父亲转业支援贵州来到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城市，投身到三线建设的热潮中。父亲被分配到行署主管干部工作，母亲则进了当时最大的一家国营工厂学习出纳。母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短短三四年时间，全部掌握了财会技能，从一个普通出纳，晋升为主管会计，当起了一个大厂的家。这期间，母亲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省级先进生产者和学《毛选》积极份子，常常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全国各地转着圈的作报告，一时间红透了半边天。年轻的母亲春风得意，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精力全都投入到了工作上，却把年幼的儿子扔在家里，用父亲过去的背包带，一端系在儿子腰上，一端拴在床架上，任儿子在十余米的半径里绷着带子在地上摸爬。其实，我根本忆不起幼年曾有过的这段经历，也不知道自己因饥渴困顿哭过多少回，又因挣不掉身上的牵系摔过多少次跤。长大后的我不再轻易流泪，兴许是那时已经把泪流干；一生坎坷却从未跌倒，兴许是那时已经把筋骨练就得无比刚强。可儿子是娘的心头肉啊！我仿佛看见，下班回家的母亲，从地上抱起泪眼红肿、声音嘶哑、已经昏昏睡去的儿子，心如刀绞。母亲嘴里衔着儿子柔嫩的小手，大颗大颗的眼泪掉落在儿子蹭破了皮的脸蛋儿上，一直流到儿子幼小的心灵里去……从那一刻我就感知了，儿子是母亲手心里的宝。 1962年，我四岁，正是“粮食关”接近尾声的时候，单位都吃食堂，大人每天只有三两米的定量，不谙世事的我，整天坐在门坎上，用勺子敲着搪瓷饭碗和着节奏扯着嗓门不停地喊叫：打饭！打饭！打饭！从食堂打饭归来的母亲，常常颗粒未进，任由儿子把所有的饭菜全都往自己嘴里抓，往自己碗里倒……回顾童年往事，我深深地知道，今天的我之所以身强力壮很少生病，全都得益于母爱的滋养。 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送进了托儿所。那时的托儿所跟现在不一样，纯粹的公益性质，有专门的老师，认真负责地教孩子读书、写字、唱歌、画画，那些最初的启蒙，对我后来的健康成长影响很大。每个周末，我都要带回家一只红五角星或者是一朵大红花，母亲总是要把它们仔细地贴在挂满了父母奖状的墙壁上。那密密层层的一片，总是激励我不停地去争取更多的五角星和大红花。回过头来看自己，今天的我还心存一份纯真，在乎一份荣辱，全都是点点滴滴的母爱在我心深处的潜移默化。 应该说，我的家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非常美满和幸福了。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此，我的家失去了往日的安宁与祥和。“文革”初期派别林立，父亲被委派进驻母亲所在的工厂，不久正式调任“革委会”主任。父母因“派性”不同，常常为各自的“观点”辩论争吵，为“捍卫红色政权”，直闹得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每个人都在那样一场风暴中变得极尽疯狂。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父母却要分道扬镳了。
一天上午，全厂集合去地委礼堂开会，上万人的队伍行至桥头，重新整队，人群中忽然发一声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立刻就冒出几个大汉把我的父亲推出队列，早就准备好的一块纸壳做的黑牌子挂在了父亲的脖子上。已经闹到要与父亲离婚的母亲，见状不顾一切扑上去，只三两下就把父亲脖子上那牌子撕成了碎片，扔向桥下。那天上午学校停课，天下着小雨，我背着书包往回走，正好看见父亲被人反剪着双手跌跌撞撞地推着跑，一次次扑倒，又一次次揪起来；看见母亲被几个男人揪住头发，按着头，重重地往大桥的灯柱上撞。至今想起来，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母亲很顽强，一边护住呆若木鸡的儿子，一边与一帮禽兽们奋力厮打……每当想起这一幕，我就痛恨自己的畏怯与懦弱，痛恨自己当时怎么不冲上去，即便是咬下那些禽兽的半截指头、一块肉皮，也能使母亲少挨些拳脚啊。当时的我，只会嚎啕…… 晚上，厂里接着开批斗会，在地委礼堂挨了一天批斗的父亲，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反剪的手臂下面卡了砖头，绳索上绞着木棒。母亲已顾不上擦去脸上的血迹，搬了张椅子坐在父亲身边，不时用毛巾为父亲蘸去额头上的汗珠，轻轻对父亲说上一两句体己话。 那天，每一个有良知和无良知的人都见证了母亲的坚强。母亲咬着嘴唇，一滴眼泪都没有掉。那时的母亲还不到三十岁啊，儿子心里明白，母亲心里，早已泪流成河了…… 不久，武斗爆发了，河岸上发现了几具被硫酸腐蚀得面目全非的死尸，“造反派”认定是被反革命杀害的“革命烈士”，逼着母亲和一些“地、富、反、坏、右”家属去为他们收尸，让母亲去搬死尸的头。恶臭的尸体令母亲呕吐不止，腐烂的头皮粘在母亲手上，甩不掉，抹不脱。母亲崩溃了，得了精神分裂症，一到晚上就满世界乱跑……
往事不堪回首，我至今都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度过那样一段梦魇般的岁月的啊。母亲能够坚强的走过苦难活到现在，真可谓人间奇迹了！我不止一次地做着这样的类比：而立之年的母亲所承受的一切，是同年龄段的我们能够承受得起的吗？ ※※※※※※ 清秋向晚 ，霜叶飘残，孑孓孤影 ， 一地落红延绵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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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老人家承受了太多非人的苦难
这让晚辈永远心不安！ 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欢迎光临一代天骄>、若云的世界>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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