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中“暴力展示”的一点比较和感想

■隐石

    多日来心绪不宁。我很清楚我的不安和烦躁是因一篇文章引起的，这文章是陈应松的中篇《马嘶岭血案》（2004·4《小说选刊》）。倒不是那文章写得有多差，而是它里面杀人场面的描写激起了我阅读生涯的种种经验。两相对比使得我被一种迷糊和迷糊之后清醒的痛苦纠缠，从而引发了一个文学青年在这个春天对于文学中“暴力展示”的一点思考。
    参照当下，《马嘶岭血案》写得还过得去。但如果从我的“内心”出发，我愤怒这些文章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或者愤恨自己把时间白白花费在这些文章上，挤走了我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和思考时间。在这里只表明我个人的一种观点和态度，决不是以此标榜或抬高自己。我有权依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发表看法，如同在吃饭时我有理由对一碟既不中我胃口又缺乏营养甚至藏毒的菜嗤之以鼻，并告知邻人对它敬而远之。
    一连多日我都处在一种混乱中，思想理不出个头绪。初始我内心在默默肯定小说叙述的生动，语言的简洁，继而我置疑小说中的叙述者——一个农民——的性格真实，到最后，我否定小说中近2千字的对杀人过程全面而且粗糙地描写。那些血淋淋的语言让我想到很多问题。我想作家是否有必要进行露骨而详细地描写，这种情况我在当下的文学刊物中遇到很多。那么，这种状况是否揭示了当下小说写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里面是否有媚俗和粗鄙的倾向？
    当然，如果仅仅依据作品中暴力展示篇幅的长短来评判作品的好与坏，考查作品是否有媚俗倾向，无疑是浅薄与片面的。事实上，文学中某些直面人生的血淋淋的文字正反映出人性中最残忍卑劣的一面，像一面镜子映出火山的反光；这些描写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但是应考虑到，由于它的血腥和暴力，它们在作品中耀眼地体现着作家的道德立场，收与放，多与寡，应严格按照艺术原则来施行。
    《马嘶岭血案》中的“暴力展示”因为人物众多（6个死者）而持续了近二千字。作家详细描写了每个死者（地质堪察人员）被杀时的惨状。两个农民手持锋利的开山斧，剁掉了６条鲜活的生命。下面抽出的是关键句子。我们先来看最先中斧的王博士：

    只见一道寒光一闪，那黑油油的头发就不见了！我听见了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有点像鹞鹰拍击着翅膀的声音，估计是压下了一些树枝和草丛。

    第二个是祝队长：

    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眼镜弹到一棵树干上，手晃晃，就倒地上了。

    但祝队长没有死，在凶手去拉祝队长腰包的时候，祝队长动弹起来，不让拉（这实在让人生疑，祝队长脑浆都被砍溅出来了，还有知觉来保护腰包，且说了一些哀求的话[笔者略去不抄])，于是

    九财叔的一声断喝，让我手起斧落，我闭上眼睛就是一下，我听到祝队长在我的斧下一声惨嚎，就像年猪在刀上的惨嚎一样！我再一睁眼，祝队长的口里就冲出一块黑红色的血块来，并从嘴里发出‘噗’的一声，脸突然变成紫茄色，头坚定地歪向了一边。

    第三第四是杨工和龙工：

    杨工和龙工这两个烟鬼都含着烟在小声嘀咕并记录什么，都蹲着的。九财叔向我一招手，丢下箩筐就隐过去了，照那两个人一人一斧，像敲岩羊的头，两个人手上的东西一撒手，就仰面倒地了，烟在草丛里还冒着烟。

    最后中斧的是小杜和小谭：

    ……我听见了一声尖细的叫喊。是发生在那边的，九财叔的斧敲中了小杜。我看见小杜摇晃着抓住了一棵树，头发散开了，一眨眼，那头又埋在了九财叔的手上，好像是在咬他。……我又闭上眼睛，朝小谭的头上砍去。斧背砸瘪脑壳的声音真的很难听，短促，沉闷，哑声哑气，就像砸一个未成熟的葫芦。我干完了一件事，我握着开山斧站在山坡上，我看到的小谭扑倒在地上，抱着一块大石头，好像要亲吻。这个山里娃子就这么完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油嫩嫩的声音。后来就没有了，我知道小杜也完了。

    仿佛一场持续的噩梦。这样的阅读也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先甭管它里面的用词及有关情节是否准确恰当，单究它给人的感觉。这些粗糙的语言所组织成的似真非真而又血淋淋的形象好似一枚粗砺的钉子，坚定地嵌进我的思维，直接毁坏了我平静的日常生活。
    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艺术的美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提示“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处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艺术品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
    比之陈应松，莫言在《檀香刑》中对暴力的展示则体现了一种“主观而不切实际地夸大”（笔者语）。

    师傅说女人中也有好样的，也有肌肤华泽如同凝脂的，切起来的感觉美妙无比。这可以说下刀无碍、如切秋水。刀随意走，不错分毫。师傅说他在咸丰年间做过一个这样的美妙女子。……师傅说凌迟美丽妓女的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师傅说面对着这美好的肉体，如果不全心全意地认真工作，就是造孽，就是犯罪。……那天的活儿，师傅干得漂亮，那女人配合也好。……师傅说他常常用整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地回忆那次执刑的过程，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回忆一盘为他赢来巨大声誉的精彩棋局。……师傅的鼻子里，时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体惨遭脔割时散发出来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气味

    这样的作品，你在阅读时肯定会感到迷惘。这种对暴力的“把玩”和“欣赏”态度体现了一种怎样的道德立场？难道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对于苦痛如此麻木的民族？抑或，这是传承过去历史上由于对权力至上的尊崇而导致的对暴力苦痛的麻木？
    对暴力的精细的、带着把玩和推崇性质的描写，目的只能有一个：吸引读者的眼球，让读者直接从文字中获得感观刺激和心理猎奇。这让我想起流通于地摊上的黄色小说，通过挑逗性的，赤裸裸描写感官的语言，放大人的欲望，从而完成对猎奇者和变态者的心理抚摸。

    鲁迅在小说中也写了杀人，但他是冷静的、审视的、批判性的。在《药》中，他这样写：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这就是杀人的过程。这种远距离的视角更照见作家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文字中内蕴作家的精神向度和鲜明的道德立场。
    福克纳在其短篇小说《沃许》中，对杀人的过程纯粹省略不提，他只是暗示性地写道：

    塞德潘又用鞭子抽到沃许脸上，把他抽得跪倒在地。当沃许爬起身来再往前走的时候，他手里握着那把大镰刀，那是他三个月以前跟塞德潘借的，塞德潘再也用不着它了。

    省略并不是忽略，我们从福克纳对沃许杀人后的描述，感到了情况的糟糕和一股令人窒息的压力。
    而科塔萨尔在《凤尾船或名重访威尼斯》小说中，是这样来交待一个女子的自杀：

    凤尾船离她只有几米的距离，每个银色的钉子头、每一朵花、棺材上不起眼的包铁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凤尾船似乎从她脚下溜走，迪诺的脸（脸上更多的是惊奇，这可怜的蠢家伙居然也心存幻想，想起来真有点滑稽）很快滑过，消失在桥下。“我上那儿去，”巴伦蒂娜只来得及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她要随那灵柩到那儿去，远离迪诺，远离粗暴地抓住她胳臂的那只手。她感到阿德里亚诺做了一个掏东西的动作——也许是掏香烟——其神情就像一个企图争取时间，不惜一切拖延时间的人。香烟也好，其他别的东西也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已乘坐那条黑色的凤尾船，去往她那没有恐惧的岛，最终接受了那只燕子。

    这是小说的结尾部分，就像李安在电影《卧虎藏龙》的最后结尾一样，诗性的光芒涵盖一切，也表达了一切。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对死亡的逼近描写达到令人惊悚的程度。作家让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向老太婆举起斧头砸下的同时，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中断了斧头下落的速度，让读者去看那即将承接斧头的部位：

    老太婆跟往常一样没有系头巾。她那稀疏的、夹杂着白发的浅色头发也和平时一样，抹了厚厚的一层生发油，编成一条耗子尾巴似的小细辫儿，绾成一个发髻，用一把残缺不全的牛角梳子别在后脑勺上。她的个子很矮，那一斧子正好砸在她的天灵盖上。她叫喊了一声，可是声音很小；她刚抬起两只胳膊扶着头，就一下子倒在地板上，一只手里还拿着那包“抵押品”。于是他又使出全身的力气，仍旧用斧背，还是朝她的天灵盖猛砸了两下。血好像是从翻倒的玻璃杯里涌出来似的，她脸朝上，身子往后倒。他往后退了退，由她倒在地上，接着又俯身察看她的脸；她已经死了。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仿佛要弹出来似的，前额和整个面部皱了起来，痉挛得变了形。

    陀氏这段地狱似的描写在文学中是少见的。但他这一段的写作正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漫长的500多页的痛苦生涯的前提，饱含了作家巨大的悲悯；如果没有这样一段让人心颤的描写，也就不会产生一部思索人类罪恶行为、忏悔录似的巨著。

    据我的理解，我们的作家直接传承世界上伟大的人文思想，他应该思索人类的苦难，充当良知和道德的发言人，表现人在困苦环境中的奋斗，展示人的英雄气慨和尊严，提倡文明、博爱、理性和秩序；他应该具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一种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他笔下的文字是精致的、有分寸感的、符合艺术规律的，他应该继承大师的优良传统，敢于拒绝媚俗并用文字同媚俗划清界限。

04、4、17——4、20凌晨3点完毕

    附：文中提到的有关文章（普及本免）出处：

    《沃许》——（美）福克纳作品，引自译林出版社《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第308页；
    《凤尾船或名重访威尼斯》——（阿根廷）科塔萨尔作品，引自2002·2期《世界文学》杂志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