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使命

                                               文/海边听涛

    文学是有使命的。从它诞生那天起，就被赋予了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几乎从未独立存在过。即使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学，也没能摆脱社会、历史潮流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和历史的进程。正因如此，文学就有了两张面孔：艺术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前者追求文学艺术创作的唯美，后者提出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二者之间的区别并非在于创作体裁，而在于文字所包含的内容。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找到纯粹的艺术文学或是纯粹的社会文学。

    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和艺术性，在创作实践中，艺术性大多表现为为社会性服务，成为艺术的表现力，在具体创作中，不同的创作对象需要不同的艺术手法。而文学创作的社会性却是创作的灵魂，它始终以社会现实为创作核心，剖析、抨击社会弊端，引领历史前进。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为文学创作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

    例如，同是诗国圣手的李白和杜甫，却有着迥异的创作风格，各逞强文于当世。李白生于盛唐承平时期，他的诗文流光溢彩、浪漫洒脱，流露出对生活的满足和对社会现实的赞美。而杜甫生于晚唐，朝政腐败、社会动荡，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穷苦百姓则发不聊生。正如诗中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对社会现实多么深刻的揭露啊！同样是写景，李白可以泼洒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超级浪漫。杜甫笔下咏出的却是：“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天地浩叹，这绝不是个人的感叹，在这样一幅旷大潇瑟的景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没落和诗人沉重的历史责任以及社会良知在文中最淋漓尽致的挥洒！

    抗金英雄岳飞，一曲《满江红》吟出了千古英雄的惆怅：“……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在这位“千里征尘不解鞍，视功名如同粪土”的抗金大元帅面前，我们不只是景仰他的“精忠报国”和文采武功，那一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犹如洪钟巨响不绝于耳！时刻激励着后代儿孙励志报国！

    民族英雄文天祥，以一首《过零丁洋》表明心迹，笔下不仅是个人身世的辛苦遭逢和风飘絮，深怀民族大义，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把人格的高洁刻画到极致，也把人生的意义剖白于天下——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民族大义而死，名重千古！

    历史的风云总是造就着时代的骄子。中华民族是个不屈不挠的优秀的民族，腐朽的封建王朝淹淹一息地挣扎到了近代，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却卑恭屈膝，丧权辱国，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涌现了一大批民族精英，纷纷舍身取义。然而，一个民族的觉醒不是死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乃至更多的人就可以完成的过程，那些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是最先觉醒的一部分，他们纷纷拿起了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发起人之一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挥笔如刀，不遗余力地解剖自我，刀刀切中要害。他深知“我”与社会的关系，“我”只不过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会忘记“阿Q”，不会忘记“豆腐西施”，不会忘记“孔乙己”……，我们时常被他们逗得笑出眼泪来，然而，这泪终究是又咸又涩的。面对麻木无知的大众和残暴的统治阶级，我们伟大的文学巨匠禁不住要“呐喊”！记得一位伟人曾说过：“我热爱我的母亲、我的人民……” 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辛辣的讽刺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他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实践，我们相信，他是深深爱着他的母亲、他的人民的！

    从这些文学先驱身上，我们深深懂得了文学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然而，到了当代，尤其是到了“后现代”时期，商品大潮汹涌而来，短短二十年时间，从上到下、从南到北，所有的目光都在向“前”看，金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我们也渐渐明白，它所能带给我们的绝不只是吃饱、穿暖。它让人们的欲望澎涨，也让有些人的胆子变大，甚至于大到用钱去收买政府官员的良心。一个时代的变革不象拆房子盖房子那么容易，八十年代的社会上曾流传这样的说法：搞导弹的不如倒鸡蛋的。但这真的不是夸张，那时的大学教授每月才一、二百元的工资，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脑筋灵活的农民开始倒腾鸡蛋、粮票等，对他们来说，一个月挣几百元已经不是很费力的事情了。自古以来，文人大都是清高自许的，可是到了现在，商品经济冲击的绝不只是经济领域，清贫的文人们无法用满腹文章充饥，从未有过的失落冲击着他们的心灵，文人的失落必然导致文学的失落。飞速变幻的社会，就象一潭被孩子们淌浑了的水，无论睁着或闭着眼睛都看不清什么，文学在历史的阵痛与迷茫中热切地期待着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