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破碎与重建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3）

打破知识界新的“一言堂”

        王尧：深化了，也消散了，这个表达很有意思。有些问题可能没有深化，也就没有消散，譬如人的解放。
    韩少功：人性是一个非常笼统和含糊的概念。古人说“食色性也”，其实猪狗也是“食色性也”，可见这只是兽性而不是人性，冲其量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说希特勒没有人性，不是说希特勒不会饮食男女，而是说他没有良知。如果把良知、道德、理想、社会正义与“人性”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性意味着什么，当然不言自明。其实兽性也不完全是自私的。不要说牛马猪羊，就是豺狼虎豹，也不会有组织大规模的灭杀同类，不会闹出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的宗教屠杀、殖民屠杀、民族屠杀以及阶级屠杀。20世纪可以说是最文明的一个世纪，但20世纪的战亡人数，超过了前19个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最文明的世纪也是最野蛮的世纪。这到底是“兽性发作”还是“人性发作”和“文明发作”？从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角度谈“人性”和“人的解放”，不会使我们更多一点聪明。我们还是把这一类问题放到具体社会环境里来展开为好。
    王尧：所以人性会被解释为一种神话。但我们有时在夸奖动物时，实际上是表达对某些人的失望，我们常常会说这些人连狗都不如，当我们赋予动物以人性时，是在另一个纬度上把人性视为神话。在人性堕落、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紧张的今天，我愿意维护这样的神话。我曾经旁听过一次哲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的研究生在论文中提出人对动物应当尊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普通的，不是什么高见。但参加答辩的一位教授在提问时说：难道动物传播繁衍细菌的权利也要尊重吗？这位教授所提的问题以及提问的逻辑让我惊讶。所以就像你所说的，人性和兽性不能笼统的谈论，也不能抽象的谈论。
    韩少功：要防止知识的越位。很多观念在这个范围是有效的，反之可能是无效的；在这个范围是强效的，反之可能是弱效的。
王尧：小平同志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使改革恢复了活力和势头，但很多深层的社会矛盾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你在不断关注精神与灵魂问题的同时，好像很快拓展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思考上，更多去发现现象背后的东西。
    韩少功：很多事情拉开距离才看的清楚。80年代也有个人主义，但在特定配置条件下，利大于弊。那时候改革是内需拉动的，全民普遍受益。全社会利义并举，公私平衡，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与和谐。农民分到责任田以后，普遍增产增收，农民得到了实惠。城市里就业充分，工厂都开工很足，工人奖金开始增多。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愿意读，说在工厂里呆得很舒服，工人的收入不比大学毕业生少。我回到插队的农村去看，农民也满足得不得了，说天天可以吃肉喝酒，皇帝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当时知识份子的待遇算是差些，所谓“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原子弹不如盐茶蛋”，而且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压力。但不管怎样，“四类份子”摘帽了，“右派”平反了，大学重新招生了，出国留学放行了，知识份子还可以评职称，处于一种很受尊重的地位。温铁军认为，从社会均衡发展这一点来看，80年代前期和中期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但进入90年代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分灶吃饭，吃得有咸有淡有多有少不一样，差距拉得非常的大。人们出现“原子化”趋向，共存共荣的社会纽带在松弛甚至断裂。
    王尧：也许这就是“新左派”思潮出现的背景之一。有些评论家认为你是“新左派”作家。
    韩少功：在中国的语境里，“左”很臭，差不多就是“文革”的代名词，你一戴上左的帽子就自绝于时代。不过我不在乎这顶帽子，正像我在80年代不在乎“自由化”的帽子。“新左派”这个词最开始是出现在文学圈子里，到90年代后期，帽子铺开大了，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生态主义的以及后现代之一的思潮，都可以戴上“新左派”的帽子。这时候的“新左派”其实是第二代，与第一代有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因为第一代在社会思想和社会政策这个层面上有所分化，有些人对第二代“新左派”的很多观点也不赞同。其实以“左”和“右”来划线是一种懒惰和粗暴，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比如说社会主义是“左”，还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行命名，但民族主义怎么是“左”？恐怕也是“右”吧？王小东说，他很欣赏美国的制度，但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就是这样一种亦左亦右的态度。“自由主义”这个词也是含义混乱。如果按照一般美国人的理解，“自由主义”刚好是指左翼，指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甚至是指乔姆斯基一类激进异议份子，指中下层平民以及少数族裔的立场，而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被知识界习惯性地称为“保守主义”。
    王尧：你对上述两种“新左派”的思想活动，似乎都有过积极的参与。这在作家中不怎么多见。
    韩少功：因为操办《天涯》杂志的关系，我在1997年编发过汪辉的一篇长文，推动过一些后续讨论。汪辉这篇文章后来被看成触发知识界大讨论的导火索。其实在此前后，我也编发过不同倾向的文章，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在我看来，左、右两翼有时候有共同的关注，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只是对问题的解释不同而已。比如秦晖与何清涟也很关切弱势群体，认为权力经济制造了贫困，这一点说得不错；但他们觉得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持有疑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表秦晖和何清涟的文章。何清涟当时在境内还不太被大家知道。我的主张是不管左派右派，能抓住老鼠就是好派，能解释现实就是前进派。“新左派”对于打破80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发展主义、市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言堂是有积极意义的。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消费文化，道德危机，国际公正秩序，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尖锐刺耳的左翼批评出现，恐怕很难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就会在市场化的高歌猛进和莺歌燕舞之下被掩盖。翻翻那时候的报刊，知识界过于一言堂了。精英们千恨万恨只有一个“文革”，只有一个“极左”，有资本主义一抓就灵的劲头，对无关精英痛痒的问题不怎么打得起精神，也没有太多的想法。这就太简单化了。一小部分精英的现实，并不完全等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现实。（《应该对边缘声音更多些保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