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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70%以上,中国农村现在是什么样的现状呢? 中国近代农民进行了两次大迁徙,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量革命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担任了各级政府官员:另一次就是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经商和打工,成为城乡两栖的流民。 中国农村和城市有着天然血缘关系,中国革命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的以农村为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卓越政治远见,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成功后,很多农民进城成了革命的功臣,并成为城市的主宰,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成功后享受胜利后的果实,社会集团利益重新进行了大分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集团被赶到台湾海岛上去了。 中国有句俗话“无粮则乱”。综观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农民占绝大数,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漫长,历史上改朝换代基本上是因为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了中国历史农民起义序幕。从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农民起义的胜利的果实,又往往成为新生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自身小农经济狭义的局限性,又缺乏政治远见,最典型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然而,中国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减轻了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同时也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任何社会利益分配都存在一定的差别,绝对乌托邦似平均主义也是不现实的,社会平均只能是相对的平均。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社会利益分配往往是宝塔型的,在宝塔的顶端是少数的统治者,底层就是广大的农民阶级以及工人和小商品生产者。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总是让农民有一定喘息机会。历史上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唐太宗首先就取消竭泽而渔的政策,唐初社会经济呈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少有的景象。西汉的“文景之治”,实行了轻赋薄摇的无为而治政策,文帝和景帝自己带头穿布衣,清茶淡饭,才使得西汉社会经济得到长促的发展。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为了扶持城市工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一直实行是工农业商品的“剪刀差”政策,从商品的价值分析,商品价值是由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样的劳动所付出的时间,工业产品的价格就一定高于农业的价格,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年到头种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无形中就被另一个社会集团占有了,加上各种税收和摊派,农民能解决温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市场经济农产品价格虽然随供需波动,但始终是低于工业产品价格。 既然在农村种田温饱都难以解决,于是,大量农民涌进城市经商打工,留在家中种地的都是老弱病残,大量农民外出使得农村土地荒芜和闲置。我有一个堂弟曾在农村当组长,他一年的补助是1000元左右,前几年执行村乡政策种棉花,因为对市场估计不足,他带头种棉花,投了3000多元买种子、肥料,一年下来,除掉成本以及上缴的税收和费用,到头来所剩无几,今年又是推行种棉花的政策,所以组长也不当了,带着老婆到广东打工去了。 全国各地农民拥挤在城市中主要从事脏险累工作,一部分是20左右的男女青年,甚至是不满十六岁童工,在广东一代在外资以及私营企业打工,微薄的工资仅仅维持生活,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去年从广州回来,在火车站认识一个河南农村到广州打工女孩,还不到十八岁,我问到:还没有到春节为什么就回家? 她回答说厂里毒味很重,得了病,回家去治病。 为什么回家治病?我感到不理解。 家里治病便宜些,广洲看病价格太贵了,看不起。她很无奈告诉我。 在外打工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民,一般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一年到头,工钱常常得不到及时领取,甚至拖欠工钱时有发生。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城市边缘做些小本生意,常常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敲砸勒索,他们面临亏损的风险。这些流落在外的农民工子女读书和就业得不到保证,同样是社会潜在的失业和犯罪的因素。 长期以来,农村的大量的土地荒芜,遇有灾年后果是不堪设想。今年粮食和棉花价格上涨,是什么原因使得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种植面积减少,尽管价格上涨,而农民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我今年回老家做清明,就和四叔交流过:现在国家减掉了农业税,粮食和棉花价格也涨起来了,今年收入一定增加。谁知,他很是无奈摇摇头:农药和化肥等上涨,还不是等于零,现在田地难出钱,难啊!种植面积扩大要投入,那有钱投入?说不定价格又要降下来。 因为工作关系,曾走遍了江西农村每一个角落,农民生活确实很艰难,在革命老区,农民住房和生活都很简陋,很多家庭因为贫穷交不起学费,失学率很高,那些为革命做除贡献的老区人民,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与之相对比,那些贫困县的宾馆是越建越豪华,就是再穷的庙也有富和尚。 中国农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不管是那些进城的农民工,还是在农村头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因为贫穷,常常是社会轻视的群体,每年总有拖欠农民工工钱事件见端媒体。因为没有钱,农民常常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谁来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有了好政策,还得有好官。 其实,农民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县乡村三级机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庞大的行政开支收人与支出不能持平,只有加重农民的负担。中央虽然三番五令减轻农民的负担,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方财政收入从那里来?中国大部分地区没有支柱的经济产业,只有把目光盯在农民、或者企业以及经营者的口袋,杀鸡取蛋。封建社会的苛捐杂税猛于虎的现象,同样在某些经济落后地区重演。如此下去,国民经济就会萧条,社会矛盾就会激化。 中国农民脱贫致富:一是靠天吃饭;二是靠政策;三是靠清官。 生产力发展了,工业产品的价格应该相应降低,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工资上涨,而综合经济势力并没有真正提高,只不过是把钱从大多数口袋掏出来,放进了少数人口袋,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大。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要做到:一是精简政府机构。庞大的政府机构就得支出巨大的财政开支,而政府开支来源主要取之税收和各种行政收入,这些收入势必转嫁到市场经济领域里,也就增加了经济领域运作成本,引起物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二是国家公务员增加工资应该建立在综合国力实际的提高,如同企业营业额增加了,而实际利润并没有提高。尤其防止各级官员为所谓政绩而造虚假的数字;二是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尤其是钱权交易以及变相乱收费,甚至出现集体受贿贪污,同样增加商品经济领域的运作成本。 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是中国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的任务,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会提出以人为本,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减免农业税,相应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真正把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来,这有利于缓解农民和社会的矛盾。但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任重而道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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