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
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
《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有
《韩少功文库》。首创“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特价值。
王尧：苏州大学教授，著有《迟到的批判》等理论专著。

社会的破碎与重建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2）

选择理论就是选择生活方式

王尧：听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你90年代的思想来源了。从表面上看，你也是被定位为“自由化”的人物之一，但你切入市场经济的前沿和基本细胞，与当时有些从沙龙到广场的知识份子不一样。我注意到，在这个阶段你指出了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这在现在的高等学校仍然是个问题，我们的知识生产缺少生命力，从概念到概念，不能抵达概念之外的具象、感觉、实践。你在90年代初的这个想法，大概是你创作《暗示》的思想源头。
韩少功：当时海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知识分子在金钱面前的六神无主尤其给我深刻印象。有些人一见人家炒了地皮或者炒了股票，一见人家，当老板坐上“大奔”，就觉得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值得这么慌吗？马原到一个大学去讲文学，另一个作家就说：“他还去干那种勾当！”好像马原谈文学已经不正常，马原只有谈地皮和股票才是正常。这是80年代启蒙教育带来的一个奇怪结果。那时候，理论界还是启蒙话语当家，但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有所反应，反对拜金主义，谈精神，谈气节，谈道义的坚守。张承志，张炜，李锐都有一些及时的发言。我在《灵魂的声音》发表以后，收到李锐一封很热情的信。那是我第一次与他交往。
王尧：张承志、张炜被视为道德理想主义者，保持了80年代的那种激情。他们与你被并称为文学界的三剑客。那时大家比较看重你们所持立场的意义。不久，左和右的阵营开始形成，我们姑且用“左”和“右”这两个词来描述。但是，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凸现了既有的理论和思想方法的局限。“人文精神”讨论也是在西方启蒙话语的框架中进行的。
韩少功：就大的方面来说，不管争论的双方或者说是多方，基本上还是共享一个市场经济的甚至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秉承80年代知识界主流的共识。问题是新的，解释是旧的。但正如黑格尔说过的：强者不需要道德，道德是弱者的工具。“道德”的重提，“人文精神”的重提，实际上萌动着一种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关切，虽然局限在启蒙主义的解释框架，但为后来进一步的反思提供了铺垫。
王尧：那时你比较关心精神问题，灵魂问题，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记得你当时用了精神流氓、政治痞子、商业痞子、文化痞子、保守派的痞子、新潮派的痞子等措辞。《夜行者梦语》一书在当时的反响很好，与理论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形成了呼应。
韩少功：当时是遭遇战，短兵相接，想说得尖锐一些。一尖锐就免不了招风惹事，千夫所指。文学界有些人发起了批判“道德主意”运动，大报小报一起上，认为重提道德就是“极左”就是“对抗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进步潮流，甚至就是“红卫兵”、“法西斯”与“奥姆真理教”。情绪化的攻击破坏了不少正常的讨论气氛。接下来，指控《马桥词典》是“抄袭”、“全盘照搬”的舆论大潮，实际上是有预谋的思想报复，是封杀不同声音的恐怖行为，使我不得不严肃对待。球场上吹黑哨、踢假球了，你如果想继续参赛，那就得想办法自卫。
王尧：这一事件引起了文学界的众说纷纭，有人提到王蒙与你们一些知青作家的思想裂缝。
韩少功：“马桥风波”的两位当事人与王蒙关系不错，但我并不相信这个事件与他有什么关系。我对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十分敬重和感谢，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思想分歧并不能改变这一点。我年几十年来出版作品，只向一个作家求过序，就是王蒙。当时他从文化部长的位子上下来了，一篇《坚硬的稀粥》遭到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我与他并不很熟，想用求序的方式对他表示敬意和支持。他对《马桥词典》也是热情肯定的。
王尧：“马桥风波”是当时思想争论的最高潮，也是意外的终止。
韩少功：到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俄国私有化改革带来大动荡，发展道路和体制创新问题才成为新的思想焦点，为道德问题讨论提供了新的视野。“道德理想”、“人文精神”这一问题是深化了，但也随之消散了。

（《打破知识界新的“一言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