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九四九年

解放前，我们全家靠租赁地主的田地过日子。儿时的我为谋生计，给富户放过牛，随帮挑过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春，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了中原，使中原人民重见了阳光，我丢下放牛鞭，使起枪杆子毅然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的“工作”可不同于现在，那是把脑壳掖在裤带上的“工作”，因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垂死挣扎，纠集其残余以及占山为王的土匪，不时骚扰着群众的生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参加工作后，我曾带领区干队配合解放军攻县城，率领担架队随解放军南下，去消灭蒋匪军的残余力量，在敌我双方的“拉锯战”中，解放着一寸寸土地，由于忘我的工作和一股不怕死的拼劲，区委书记当年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残余力量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还乡团、勾结土匪和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进行暴乱，他们疯狂反扑，扒群众骨干的房子，追杀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并悬赏五百大洋捉拿我。就在这反动势力一时嚣张时，个别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开始动摇了。

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我们迅速转移，因南下的干部多是外地口音，易被土匪们查觉，我的优势是本地人，群众熟、地理熟、口音纯，但我的身材较高，也易被还乡团认出，何况还在悬赏捉拿我，所以在转移途中不时与还乡团和土匪们交火。

一天傍晚，我们一行人在汉水河边与还乡团短兵相接，由于力量悬殊，我们只好分组边打边撤退，在江边渔民们的帮助下，我引导区委的主要领导借着夜暮掩护才渡过了汉江。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从未睡过囫囵觉，每晚都是枕戈待旦，都要转移多个地方休息。为了不连累群众，睡觉的地方总选择在远离村庄的荒郊野外或是乱坟冈，白天也尽量避免村庄等人口密集的地方，以免给群众造成损失。就是在山冈上行走时也是手不离枪、子弹上膛的状态，在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我们区公所的工作人员终于冲出了包围圈，有效地保存了党组织基层的中坚力量，也有效地保护了党的基层政权。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我就升任到另一个区里主持工作，这里依山傍水，漏网的小股土匪经常在这些地方出没，工作环境比较危险，也比较艰苦。这时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不明真像的群众劝其外逃的还乡团成员回家自首；搜缴还乡团、土匪溃逃时藏在群众家中的武器。

一天有个村里请我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我欣然同意了。为了不给群众造成紧张的气氛，我就没有带警卫人员随行，因这个村离区公所不是太远，再者这个村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不想我的行踪已被几个死心塌地的还乡团队员盯上了。

开完群众大会时天已黄昏，村干部考虑到我的安全，要派基干民兵送我，我看天色还早，也就二十里路，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简单扒了点饭，背起枪就上路往区公所赶。

走出村没两袋烟工夫，天就黑定了，这时我隐约感觉身后有人跟着，便警惕地掏了枪回身大喊了声“谁？！”随着喊声，就听不远处传来了“沙沙”的树叶撞击声，从声音辨别是钻进了树林，我想可能是野兽，就没有理会它，又往前赶路。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我下山坡时突然从身后的风中送来了一线旱烟味，我立即警觉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对面冈子上，选好一个大石头在后面隐蔽起来。

不一会，四、五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进入了我的视线，我怕冒然开枪误伤老百姓，便大吼一声：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喊声未落，对面就响起了枪声。遭遇的位置正处在那个村和区公所之间，人烟稀少。有利的是他们在明处我在暗处，而且已经确定是敌人，我把所带的子弹都压进弹夹，边打边退边想办法，双方对峙着交了一阵火，我发现自己的子弹没几发了，这时对面突然安静了下来。我暗暗想：不好，他们肯定想绕到我身后包抄我。我看了看周围的地形，选定了一个灌木丛，一翻身就滚了过去。不一会就听到刚才隐蔽的地方后面响起了枪声，枪声停下后，冈子下就问了：

“打死没有？”
    “还没见到人！正找呢！”

我顺着山坡借着天际微弱的亮光向上看，上面有三个人，都拿着短枪正往下搜。此时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从弹夹里取出一发子弹，准备留给自己用······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冈子上响起了枪声，跟着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一班往左！二班向右！捉活的，别让他们跑了！”

这几个还乡团一听，吓得顺着山沟撒腿就向树林里跑了。

我出来一看是区里警卫员，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半晌没说出话来，过了片刻才问：

“就你一人？区干队的同志们呢？”

警卫员说：“快走，我们边走边谈。”

原来区里看天色已晚，我没有回去，就派警卫员来接一下，警卫员刚走到离我和还乡团遭遇不远的地方，就听到这边有枪声，他一路小跑赶过来，急中生智地安排了“战斗”队形，就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

一九四九年，不平静的一年，也使人难忘的一年。